我们为什么还要读文学？

罗马神话中的尤利西斯在献上木马计，攻破了特洛伊城之后，因为得罪了海神波塞冬，在海上漂泊数十年才回到家乡。归途中，经过西西里岛海域时，为了抵御塞壬岛上女妖们的歌声，尤利西斯提前让所有水手用蜂蜡塞住耳朵，但他自己对女妖的歌声充满了好奇，于是，他命人用铁索将自己绑在桅杆上。船只驶过塞壬岛时，女妖们的歌声若隐若现，尤利西斯感到头晕目眩，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一心想要调转船头，迎上美妙的歌声，却动弹不得，直到驶出了这片海域，才恢复正常。在《文学之用》中，作者说：“塞壬的传说象征着声音的诱惑性。塞壬唱歌之时，理智会昏睡过去，她诱惑我们放弃清醒的判断力，跨过理性的边界。”除了声音，作为艺术载体的文字和图像，也具有同样的功能：分分钟将我们从现实中剥离，使我们患上“司汤达综合症”，在美到极致的艺术品面前，体验到眩晕、心跳、如坠云雾。

《文学之用》是美国学者芮塔•菲尔斯基的一部学术散文集，作者将各种文学批评流派并置在一起，重点讨论了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和新历史主义，并且，以不同性质的文学文本作为例证，从认识、着魔、知识、震惊四个方面分析了文学之用。正如作者在导言部分所指出的，这四个方面对应着传统美学的四个类目：发现、美、摹仿论、崇高，《文学之用》的目的是赋予这些词新的解释。尽管四个类目的划分既非全面，也不能保证它们之间完全独立，但这种划分具有一定的清晰性，能够厘清“常常互相纠缠甚至互相融合的几种审美反应”。了解了这四个概念，便理解了作者所说的“文学之用”。

“看向自我”与“看向世界”

文学阅读的认识功能是指透过文学作品，实现“看向自我”的诉求。关于这一点，我们一直存在着诸多疑问，比如：文学是否能在现实的层面影响人们的行为？文学为什么能够跨越时空的界限感染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为什么有的文学作品不能引起同时代人的兴趣，却在多年之后，被后来的读者发掘出被遮蔽的光环？

当作家们以个性化的方式将熟悉的世界打碎、重组，再进行艺术的加工之后，现实世界按照文学创作的规律被重新编码，呈现出似曾相识却每每不同的面貌。这种新奇的、富有创造性的“再现”使人们摆脱了审美的疲劳和感官的麻木，激情被再度唤醒，重新恢复的感受力使读者从主人公的境遇出发，情不自禁沉浸在对自我的反思当中。正如作者芮塔•菲尔斯基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在对他者的描述中认识自我，看到自己的认知和行为，在虚构作品中产生共鸣，从而明白我们的体验可能与他人的有所区别，但绝非独一无二。”文学通过这样的方式参与并对现实发生作用，与此同时，随着在现实中自我认知的不断修正、加深，同一部文学作品在不同时期也会引发同一个人截然不同的思考。此外，比起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的情感、伦理的进化要缓慢得多，今天的读者在《包法利夫人》中遭遇到另一个自我是完全有可能的，甚至在标榜无序和断裂的后现代作品中，从某种程度上说，写作的主题甚至从来不曾离开过中世纪。也就是说，文学阅读所引发的认识逻辑能够以“自我延伸的形式发生”，使人们在遥远而陌生的事物中看到自我的某些方面，阅读也因此不再受制于空间和时间的界限。值得指出的是，有一类文学作品，它们的意义不会“在刚刚问世之时就完全展现出全部的自我”，它们就像是“时间旅行者”，“甚至是定时炸弹”，在经过了岁月的发酵之后，才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力。

文学阅读的知识功能，则对应着人们“看向世界”的期待。尽管自古希腊时代起，文学批评领域就存在着“摹仿说”，文学被视作对现实世界创造性的“再现”，并且，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更是将文学文本置于历史研究的语境之下，打破了虚构和非虚构的绝对界限，然而，正如查尔斯•阿尔提耶里所言：“即便我们对文学再现形式进行过多的分析，我们还是有可能漏掉其独特的品质，并将其视作比社会科学、心理学或哲学次等的学科”。关于这一点，芮塔•菲尔斯基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文学不可因其想象性或虚构性的体裁，被自动排除在认知活动之外。文学文本所包含的真理存在于不同的掩饰外衣之下”。“我们从文学文本中获取的对俗世的深刻理解并不是一种派生物或赘余物，也不是历史学或人类学的残羹冷炙；这些深刻理解因一系列独特的技巧、规范和审美而成为可能。文本通过他对社会互动的微妙描绘、对语言习俗和文化语法的摹仿以及对物之物质性的直白关注，将我们引向想像出来的而又充满指涉的世界”，因此，“文本的虚构和审美维度，并不能证明其在认知上是失败的，而应该被理解为其认知力量的源泉”，由此，文学构建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知识的结构。

祛魅时代的“着魔”与文明社会的“震惊”

马克思·韦伯曾指出，现代社会中“没有任何一种神秘的、不可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 “一个人不再需要像相信神秘力量之存在的原始人一样，求诸魔法手段或乞求神灵”，“技术手段和计算就可以达到此目的”。也就是说，科技的进步将人类带入了一个被祛魅的世界，然而，现代技术在“祛魅”的同时，也带走了一部分由神秘感所引发的想象力和感知力。

1817年，司汤达来到意大利参观，在走出教堂大门的时候，突然心跳加速，头脑纷乱，走路不稳，他将这种感觉记录了下来：“这生动的一切如此吸引着我的灵魂，把活力从我身体中抽走，我一边走着一边担心会倒下去。”研究者们把这种由艺术的刺激而引发的暂时性精神错乱称为“司汤达综合症”。

塞壬女妖的歌声、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分别代表了声音符号与形象符号，当极致的艺术投射在人的精神领域时，“祛魅”的世界发生了变形，科技无法触及的灵魂暴露在艺术面前，全无遮掩，现代人被剥去了科学精神的外衣，回归到最原始的本真状态。这种体验与芮塔•菲尔斯基所说的“着魔”包含着同样的指涉。在阅读文学时，“着魔”是指“被不同寻常的强烈感知和情感”所浸透，类似“醉酒、麻醉或做梦”，“着魔过后，世界上的颜色看上去更亮了，感知力更强了；在迷幻的敏锐中，细节看上去也更明显了”。“着魔”所带来的是混合着紧张感的“无可比拟的兴奋”，随之而来，读者失去了控制力和自主性，“自我和文本之间的界限消失了，留下的是混沌原始的混合物”。当然，“着魔”的体验并不总是积极的，作者列举了《包法利夫人》中艾玛的经历来证明这一点：当自我与文本的界限完全消失的时候，文学彻底颠覆了现实，为现实带来了真切的危险。

除了“着魔”之外，文学阅读还为我们带来了“震惊”的体验，“震惊”与着魔不同，它建立在恐惧感之上，“同时又带有一点恶心和厌恶的色彩”。它所描述的“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情感状态，更多的是一个文本或物体对人的心理造成的质的影响。它指的是一种突然的冲撞，一次意外，甚至暴力的相遇；震惊的本质是给人以刺激”。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列举了从波德莱尔到后现代作家的相关作品，此类文本充斥着肮脏的排泄物、残缺的肢体，以及深植于人类潜意识中，与文明相悖的野蛮，与善良相悖的邪恶，与和平相悖的暴力。在芮塔•菲尔斯基看来，刺痛或恶心，“可以使人从丧失感知力的麻木中解脱出来”，此外，精致的现代生活要求人们不断压抑原始本能的欲望，这使得人们“更愿意直面人类体验中肮脏恶心的元素”。同样，类似“着魔”，甚至更甚，由于震惊与禁忌相关联，一旦文本跨过虚拟的边际侵入现实，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有用？无用？

有关文学的意义探讨，常常令我想起这样一个故事：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曾有一个学生，在学习几何数天之后，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学习几何究竟有什么用？学生的提问引起了欧几里得的勃然大怒，他回答说：“我怎么会教你有用的东西？我教你的必然是完全无用的东西。”事实上，在古希腊的思想家们看来，越是无用的东西越是纯粹、高贵，他们将无用的、自由的、纯粹的科学视为真正的科学。从某种程度上讲，对文学意义的追问本身就破坏了文学的意义，然而，从另外的角度讲，为文学赋予意义在这样一个实用至上的时代又未尝不可。在阅读了《文学之用》之后，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学阅读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但却必不可少。阅读文学，既能给予我们对自我和世界更加深刻的认知，又能够让我们获得超越日常生活之外的审美体验。

最后，我想简单谈一谈对于那些带有理论色彩的书，普通读者该如何阅读。在尚未涉足理论领域之前，人们想象中的学者，常常是这样的形象：他们远离正在发生的事件，与现实世界保持着格格不入，戴着黑框眼镜，终日透过厚厚的眼镜片从泛黄的故纸堆中寻找学术创作的灵感。然而，真正的学者并非如此，他们与这个时代最先锋的艺术家、最前沿的科学家走得一样远。当然，这些深刻的思想通常被艰深的学术语言所包裹，最初的阅读往往伴随着痛苦、煎熬、昏昏欲睡，然而，随着认知的深入，在很多次遭遇过相同的主题之后，便会一次再次地体验到豁然开朗。直到有一天，我们会意识到，思维所具有的广度和深度与最极致的艺术品一样，都能使灵魂为之震颤。（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