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历史世界》读书笔记(2021年6月17日)

 第八章 理学家与政治取向

一、“内圣”与“外王”之间的紧张

二、从“内圣”转出“外王”

三、““得君行道””——朱熹与陆九渊

四、““得君行道””——张栻与吕祖谦

五、余 义

 

四、“得君行道””——张栻与吕祖谦

本节论点注重在“得君行道”作为理学家的一种群体意识,这一群体意识在王安石变法时代早已存在。在王安石执政之初,儒家不同思想流派(包括洛、蜀、朔三“党”)都曾聚在他周边,以期共同恢复“三代之治”。这种意识构成了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一个中心部分,他们通过“轮对”的特殊方式得到与孝宗面谈的机会,这种“得君行道”的特殊现象大致以孝宗一朝为限。

张栻在乾道六年取得一个特殊的“得君行道”的机会,在这一年又起“恢复”之说,张栻与孝宗见面多达六七次,在与朱熹往来的信件中可知,他求教恳切,全力以赴,希望能把握住这个“得君行道”的机会。朱熹在回信中也提出有关“帝王之学”的要旨以及当时政争上应有的施设以供参考。他坦率的批评张栻“立说贵于新奇”的倾向,并有“十寒,众楚之忧”之语提醒张栻可能遭遇的政治危机。对张来说“得君行道”的意识根深蒂固,有理智的计虑,也有情感上的托付。

在同一年吕祖谦也有一次“轮对”,有二劄。他对孝宗的印象与陆九渊相似,可互证。二劄事后寄教与朱熹,事前或与张栻讨教,这又是“德君行道”为理学家的共同目标之证。

在淳熙四年,张又得到“轮对”的机会。在他与朱熹的书信中可知,他对此次“轮对”特别重视,决心直言无隐。在《淳熙四年轮对劄子二首》第一劄直攻孝宗“独运万机”为侵大臣之权,不合“治道体统”,措辞尤其凌厉。朱熹在《答郑自明书》写于向自明索取奏劄之后,表明朱关怀治道之情十分炽热。

淳熙四年,张栻《答朱元晦秘书》一文,同样表明他关心同道中人的轮对与朱熹毫无异致,吕祖谦亦然。

“要且得气脉不断”(吕祖谦语)说明了理学士大夫们会利用一切时机发动志同道合之士请对,轮流不断地向皇帝进言,以争取“得君行道”的可能。他们在请对与否的问题上互通有无,并互相出谋划策。朱熹即便在政治活动完全失败之后,仍不放弃从群体立场推动“得君行道”的理想。在他写给刘光祖的信中,为当时理学家群体谋划政治前途,即便在“道学结局”前夕,他仍继续鼓励在朝理学派士大夫“勿忘致君行道之本怀”,特别叮嘱“二三公”“幸密为言之,勿以语他人”说明此信有机密政治文件的性质。在此信后半段提及延揽人才,“共赞王业”,说明理学集团正在暗中扩大势力,朱熹对此很是关心。朱熹以理学派政治领袖或党魁的地位谈话,暂时抛开“内圣”之学大宗师的身份,此信进一步印证了理学家们的政治取向和“得君行道”。

五、余 义

还有几点需要申论。

第一:所谓“得君”是否需要皇帝先修“内圣”之学,在凭“内圣”的精神转化力去治国、平天下?作者推测朱熹的看法是:对思想与性格早已定型的皇帝,从”先涵养“做起,便永无”得君“可能,特别是在轮对或请对的场合。理学家们基本上仍是在”知见“层面上对皇帝进行说服的努力。

第二:理学家是否真的认为几次“轮对”就能改变皇帝的决定?为何非”得君“不可?理学家虽以政治主体的“共治者”自待,但仍接受了“君以制命为职”的大原则,即发动改弦更张的最后决定权是由皇帝掌握着。

第三:“得君行道”是在“外王”领域中事,而理学则已发展和完成“内圣”为范围,”内圣”之学不是终点,是始点。宋儒上接孔孟千载不传之道,此”道“不仅指”天人性命“的”内圣“,还包括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得君行道”的意识与理学活力最盛的时期相始终。

第四:因“得君行道”集中显于孝宗一朝,对孝宗可另眼相看,但孝宗在政治上的阻力太多(来自太上皇的,近幸的和官僚系统的),甚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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