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有限，是经济学面临的第二大难题。人不仅要及时行乐，还要深谋远虑，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经济学概念和工具。
耐心的回报
时间偏好与利息
世界上所有的产品、商品、资源，都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两种：一种叫易耗品，一种叫耐用品。所谓易耗品，就是能一次性消费完毕的物品。耐用品是它提供的服务、发挥的功能，必须在一个时间段内慢慢发散出来。要花费较长时间才能享受的物品，叫耐用品。每个人的人力资本也是耐用品，必须在时间的维度上才能发挥我们的功用。一种耐用品，只有在时间的维度上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发挥它的功能。这是耐用品的含义。任何一种能够带来收入的资源、本领或者禀赋，都是一种耐用品。油画、苹果树、甚至儿童也是一种可消费的耐用品，生小孩儿实际上是一种长期投资。
“不耐”（impatience），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急躁、不耐烦。事实上，在消费的问题上，人有时间上的偏好，不耐是人的自然倾向，也称为确定性偏好。不耐是每个人都有的自然倾向，但其实每个人不耐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强一点，有些人弱一点；有些情况下强一点，有些情况下弱一点。影响不耐的因素有很多，首先是年龄。其次，想象力也能够影响不耐。耐心跟时局、传统、文化也有关系。人与人之间的耐心不一样，他们对手上耐用品的估值就不一样。偏好现货的人和偏好期货的人之间，就会产生交易，也就是说不耐产生交易。而在这个交易当中，现货和期货的比价，也就是利息率，简称利率。想要换取现货的人为了说服别人，让他们推迟消费、接受期货，就只能对他们进行补偿。补偿就是利率的基础。未来越是不确定，补偿就越大；消费推迟得越久，补偿也越大。不耐是利率的基础，未来越是不确定，接受期货的人所要索取的补偿就越大，这时候利率就越高。
正是因为利息是对人们延迟消费、接受不确定性的一种补偿，只要把时间这个因素考虑在内，收取利息就是一种天经地义的行为。但人们普遍反对收取利息，就是因为忽视了时间的维度。收取利息的行为受到人为的抑制，也就是出现了利率的价格管制，即人们不得不采取价格以外的竞争方式来竞争稀缺的资源。人们就会不愿意借钱给别人，黑社会也会应运而生，人们会选用迂回的办法支付利息。不管怎样，社会越是谴责和限制收取利息的行为，人们借钱的方式就越曲折，借贷的交易费用就越高。
未来越不确定，补偿就越高，利率就越高。而未来越不确定，那些在未来才能实现的价值，在今天看来就越不值钱，打的折扣就越大。贴现率就是未来价值（期值）转化为当前价值（现值）的打折程度。贴现率变化影响人们的投资决策，贴现率决定项目盈利前景，贴现率影响个人自律程度，一个人越是能把未来看得远、看得重大、看得清楚，他对自己的自律就会越强。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问题上，贴现率的选择也举足轻重。
有效市场假说
投资其实就是消费，投资只不过是在时间维度上的平衡消费。我们每一个人追求的，不是今天的消费最大化，也不是明天的消费最大化，我们要追求的，是终身每一个时间点的收入之和最大化。人们追求收入总和的最大化，而不是某个瞬间的收入最大化。
资产的现值就等于预期的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和，预期变了，现值就发生变化。预期什么时候发生变化，现值就什么时候发生变化。只要有新的知识，预期就会发生改变，也只有新的知识才能改变预期。新的知识就是那些今天不知道、明天才知道的信息。既然是今天不知道的信息，那它一定是意外。也就是说，只有意外的消息、想不到的消息，才会改变资产现有的价格。所以资产价格的变动是不能预测的。
每当事物发生了新的变化，形成了新的消息，这个消息很快就会被人们接收并消化，然后体现在对资产价值的重新估算上。所以有很多所谓的“秘密”，其实早就不是秘密了，早就有人泄露出来，体现到资产的价格当中去了。经济学家尤金·法玛就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含义是，资产的价格已经反映了关于资产内在价值的所有可得信息，所以它们的价格就是最有效的价格。
经济学里有一个基本规律：所有资产的回报率都会趋向于相等。所有资产的回报率本身是不相等，但是在竞争之下，人们会趋利避害，人们会通过各种办法去追逐利益，就会把不同资产的回报率扯平，全球的竞争、无所不在的竞争、对利益追逐的竞争使得所有资产的回报率都会趋向平衡。
债券、保险和期货
持续多期的收入称之为“年金”，一份年金就是多期的收入，它的现值——也就是今天的价值总和，跟两个因素有关：期数和贴现率也就是未来价值折算成今天价值的转化率，贴现率越高，人对未来看得越轻，看得越淡，未来越不确定。贴现率越低，说明人的耐心更足，看得未来看得更清楚，更明确，也就是把未来的价值看得更高，打的折扣更少。一份年金如果它的期数不是有限的，不是10年、不是20年，而是永久的，永远给下去的，那叫“永续年金”。永续年金的现值就是把一期的年金金额除以贴现率，所以收入是无限，但价值是有限，一份年金的现值，其实大部分现值集中在它前面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面。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就知道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时间期限不需要太长，因为只需要前面的时间，我们就能够把发明创造所蕴含的大部分价值，归还给发明创造者，就足以鼓励他们进行发明创造，保护时间期限过长会浪费大量的交易费用。
从利息理论的角度去理解债务，就是举债的人承诺了一个期票，一张票据，说未来哪天哪天——有不同的时间点，他答应还你多少钱。举债人答应的是一个期值，是一个未来的金额，然后他根据他指明的利息率，来算出这份债券今天的价值。这个利息率是期货跟现货之间进行折算的一个比率，利息越高，一份固定期值的现值就越低。因为利息越高就意味着人们对未来看的越轻，越没有耐心，你必须给更高的回报，人们才愿意推迟消费。所以利息率越高，未来的一份固定金额的期货在今天看来它的现值就越低。如果市场的利息率——一般所说的市场回报率一一下降，也就是说人们对未来的看法变得更有耐心了，如果市场的利率上升了，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市场的回报率上升了，利率上升，意味着人们的耐心减少了，期货的现值下降了。
对待风险有三种不同态度：一种叫风险厌恶，一种叫风险偏好，还有一种叫风险中性。买保险是风险厌恶型的人，不喜欢变化，不喜欢未来有高有低的这种可能性，他想要一种服务：无论他落入到哪一个世界，他希望自己的收入都是一样的。而选择储蓄的特点是未来的结局是可变的，是变动的、是带有风险的。要么高、要么低，要么能够保有原来的这份储蓄，要么这份储蓄就被用掉了。保险公司要提供你所需要的这种“收入一致性”的服务有三个前提：不相关性、独立性和概率性。失业保险不是保险，是一种社会补贴，失业保险金越高，失业率越高。养老保险其实也不是保险，养老保险实际上也是一种政府补贴，一种转移支付，把财富和收入从一群人手中转移到另外一群人手中。年轻人当期缴纳的保险金，已被分配给当期的老年人，但政府没想到老年人越活越久，年轻人却越来越少，出生率普遍低落，物价增长也超出预期，致使很多国家养老保险都濒临破产边缘。
保险公司之间展开竞争、提高他们产品质量一个重要的办法，叫细分，把不同的人的风险做精细的细分。仔细区分年龄等不同因素所造成的风险到底有多大，从而把复杂的人群进行更准确的细分。保险公司把人群做的细分越细，每个小组里面的成员，被搭顺风车的机会就越少，他们交的保费就越低，这份保险的吸引力就越高。保险公司除了细分，还有个事就是加总，在每个细分的组里面，他要增加每一个细分组成员的人数。同样风险的人越多，他们之间产生的期望值就越准确，这样也可以降低每一个小组的保费。保险是一种能够自我维持的、能够适销对路的、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商业产品，它虽然很抽象，但它是一种能够自我维持下去的商业模式。
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态和做法，那就是把明明是商品的商品不当做商品来处理，这种心态和做法，出发点可能是好的，因为人们往往会以为你不当它是商品，那人们就不用交费了，穷人也能够得到了。但实际上，不管你怎么称呼这种商品，不管你怎么处理这种商品，背后的经济规律还是仍然在起作用的，这时候那些不恰当的分配方案，就不但不能解决稀缺的问题，反而会引致更多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连环出现的问题，最好的办法还是回到问题的起点，把那些本来就是商品的商品当做商品来处理。
期货跟保险一样，它满足了人们的一个基本需求，那就是对确定性的需求。期货的全称是期货合约，它是这么一种安排：其中一方被称为期货合约的买方，他答应在未来规定的时间内，按照规定的价格，向期货合同的卖方购买规定数量的某种产品。而每签订一份期货合约，必须包括三方，而不是双方。不仅仅是买方和卖方，还有一方——那就是期货市场，它是个中介。通过一个中间人的作用在于，买卖双方都免除了对方不能履行合约的风险，因为期货市场具有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它都履行单边合约的信誉。期货市场不是一个零和游戏，所谓零和游戏，意思是整个社会总的幸福程度没有提高。期货市场是一个正和游戏，也就是他们经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以后、重新分配风险以后，每个人的幸福都得到了提高，这是期货市场的本质。在期货市场上，对未来价格的预测越准确，你就越有机会赚钱，所以它会鼓励人们尽量披露信息，利用知识深入研究。
生产的规划
比较优势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的含义是说：在一个社会里面,不论个体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地区，甚至是一个国家，如果他们把有限的资源，包括时间和精力，只用来生产他们的机会成本比较低的那些产品——也就是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然后进行交换，这样整个社会产品的总价值能够达到最大，而且每一个个体都能够得到改善，而不论他们的绝对生产能力是高还是低。亚当·斯密的分工协作原理的核心，是哪怕是天生禀赋一样的人，他只要专注某个细分领域的生产，就能够减少在工作当中切换往返的成本，能够熟能生巧，能够让机器的替代成为可能。
贸易逆差，就是一个国家从另外一个国家进口的产品，多于这个国家向另外那个国家出口的产品。也就是两个国家之间，货币净流出的那个国家就会出现贸易逆差。而反过来，货币出现净流入的那个国家，我们就说它出现了贸易顺差。通过国际间的分工和合作，每一个国家都专注生产他们擅长生产的产品，专注生产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专注生产他们成本较低的产品，然后进行交换，每一个国家都能够从中获益。任何两个国家之间，出现顺差或者逆差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跟个人的情况是一样的。不能够单凭顺差或者逆差，就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我们本身就生活在一个高度分工、高度合作、大量交易的社会里面。
贸易报复将伤害国内消费者，欢迎自由贸易，解除贸易壁垒，解除我们国家对外国进口货物的限制，这永远都是对的，只要开放就能获益。加入世贸组织所做的那些所谓的让步，其实不是什么让步，真正目的是要签订一揽子的国际协议，从而促进各个行业的改革开放。
反对自由贸易的各种理由包括：国家安全、扶持幼年工业、把钱留在本地、防止工作流失、减少贫富分化 这些理由，即使有的在理论上是对的，但只要具体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它们仍然是站不住脚的。通过专业分工，然后进行自由贸易，总是能给人们带来更大利益。
生产的规律
价格是由那一条倾斜向下的需求曲线，和另外一条倾斜向上的供应曲线共同决定的。向上的供应曲线，跟向下的需求曲线相交的那个点，就是供求平衡的那个点。可能是由于供应不足，它们相交的那个点纵坐标太高了，价格太高了；横坐标太短了，供应量不足。随着技术的发展、资源的重新调配，供给曲线向右移动，也就是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得到了提高。
跟供应的行为相关的基本规律叫做“投资加速器效应”。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理想版，它讲的是长期耐用品的投资，往往是根据需求的变化率来变动的，所以它比需求的变化率变得更加夸张、更加敏感。只要现实生活中的供需情况发生轻微变化，那些耐用品的投资量，就会发生剧烈的变化。投资加速器的现实版是，其实人们不会那么夸张，会通过各种各样看上去不够灵活、不够市场化的办法来抵消由于投机加速器带来的损失。
供应行为的真相：盈亏由全盘计划来核算、经济规模是向前摸索出来的、产业集群是供应的基本趋势。真正的生产活动、供应的真相，是在不确定当中摸索出来的，这就必须依靠企业家精神。是一种不折不挠的，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作出决策，在人人都不看好时，满怀希望往前冲的精神，很难具体描述和衡量。热情很重要，但热情背后，使其持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制度也很重要。
定价的规律
关于定价，经济学里有两个概念——“完全竞争状态”和“不完全竞争状态”。完全竞争状态是指：市场里有数不清的买家和卖家，交易的都是同一种商品，任何一位买家或者卖家，都不能通过控制买卖量来影响价格，因为他个人的买卖量跟整个市场的买卖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与此同时，任何一位买家或者卖家，都可以随时进出市场；市场的信息也是完全自由流通的，大家都知道他们要买卖的商品是什么，价格是多少。整个市场的交易费用也很低，没有讨价还价、尔虞我诈的过程。商家只能被动地接受市场的价格，这时就是“受价者”。不完全竞争状态指：市场上每一位卖家所卖的产品，在品质上都不一样。当然，我们也假定，在这样的市场里，信息不完全流通、不完全对称，交易费用是正的，存在讨价还价、尔虞我诈的现象。怎么定价、怎么定产量，才能使得销售的总收入达到最大，需要卖家不断地寻找和摸索。我们把这种卖家称为“觅价者”。在真实生活当中，只有极个别的市场符合完全竞争的模式，而其他大量的场合都处于不完全竞争的状态。
经济学教科书通常会指责垄断者或者觅价者，说他们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会不惜牺牲一部分的生产能力，使得他们产品的产量过低、价格过高，从而产生无谓的损失。但事实上，这个结论是建立在所有的厂商，只收取统一价格的前提下才能得出的。只要厂商能够进行价格歧视，也就是说对不同的产品、对不同的产量、对不同的消费者收取不同的价格，那么这种无谓的损失就会消失，生产者就可以把可以生产的、值得生产的所有产品，都生产出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所以价格歧视能够促进生产、消除浪费，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求。
在经济学里，价格歧视通常分三种：第一种叫完美的价格歧视，也就是卖家对消费者所消费的每一个单位产品，都分别收取最高价格。第二种是“二级价格歧视”，也就是对不同的购买量收取不同的价格，多买就便宜一点，多买多送。第三种叫“三级价格歧视”，就是对不同的人群或不同地域的人收取不同的价格。要成功实施价格歧视，最重要的是防止消费者之间对同样产品进行转售。
衡量一个市场的竞争程度，不取决于这个行业里竞争企业的个数。主要的一个标准，是看一个行业的入口处有没有行政设置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