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六年六月，张居正抓住了内阁首辅、中极殿大学士高拱的把柄（高阁老曾口无遮拦地说了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伙同司礼监太监冯保给高拱安了个 “欲拥藩王”的罪名。皇贵妃（万历皇帝生母）和陈皇后大惊，于六月十六日以万历的名义召集朝会并降旨。
“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随后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登上了权力的巅峰，明朝就此进入了张居正的时代。隐忍许久的张太岳，在组建好和冯保、李太后（万历生母，万历尊其为慈圣皇太后）的铁三角后，他就开始了大手笔，也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张居正改革。
万历十年，张居正的亡故，为收回权柄，万历皇帝开始了对张居正以及其党羽的清算，走上正轨不久的改革也戛然而止。我们不禁想问，如果明朝能够坚持改革，是否就可以挽救日后的崩溃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明朝为什么崩溃、灭亡。历史告诉我们明朝是在国内流民大起义、关外满清的夹击下灭亡的。明朝境内之所以流民四起，主要原因是朝廷没有钱去赈济饥饿的灾民，也没有钱去征召大军剿灭流寇。
反而大量的明军因为长期的欠饷被逼得转投流寇。同样兵力的不足，导致明朝在九边处处是漏洞，根本抵御不了满清的进犯。实际上可以说明朝是穷死的。
那么张居正的改革能不能最终拯救明朝，就要看改革是不是能从根本上解决明朝的财政危机了。明朝财政窘迫到什么程度了呢？
先说说明朝的粮赋，明初洪武为天下田亩划定税额时，一年的田赋基数为3000万石，至宣德为江南地区降赋之后，基数下降为2700万石。而实际呢，到万历初年只收到2200万石。
近二百年过去了，明朝的实控疆域没有大的萎缩，耕地面积实际比初期更多（开垦荒地），粮食收入不增反降，说明什么？应税土地和人丁被大量地隐藏。
再来看看朝廷税银的情况，根据《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的统计，明朝到张居正改革前十几年，太仓的岁出一直高于岁入，也就是说朝廷每年收的钱不够花。
不够花怎么办只能拖、减、用别顶替。比方说给官员的俸禄用宝钞、实物顶替，军队的军饷减发、拖欠（拖三年发一年，拖的两年就一笔勾销，这样的事很多）。
从上面两个方面来说，朝廷的财政危机已经长期存在了，那么张居正的改革带来了什么变化呢？
张居正改革的第一大项实际不算改革，是清查田亩重新修订鱼鳞册（明朝的土地证，田地纳税的依据），经过重新丈量，明朝的在册田地数达到历史最大值11亿亩，使得朝廷的粮赋收入重新回到了最高值。
改革的第二大项是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主要内容是，田赋折算为白银不再用实物上缴（可以大幅度降低征税成本）；将徭役、田赋合并按照田亩数进行征收，无产之人理论上获取了免税和徭役的权利，降低了底层平民的压力。
明代普通农户承担的赋税主要是两种，一个是田赋，就是每年产出按一定比例上缴（这个实际负担不重，最高的时候也没有超过每十征一）。另一个徭役才是被剥削的大头。
因为田赋是国家征收，地方官员除非贪污否则没办法黑太多。而徭役则不同，本来的目的是征集劳力去完成公共建设（防御工事、水利等等），但是实际操作时，让你做什么、做多久就有很大操作空间了。
普通民众为了摆脱徭役只有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参加科举为家庭获取免丁名额；第二个是出钱交给官府换取免役，但是这个花费很高。普通家庭如果人丁比较多而又没有免丁名额只有破产一条路。明朝流民的主力就是破产农民，中期后数量也越来越庞大，严重威胁明朝的安全。
改革的第三大项就是对官吏进行考成。这项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前两项改革，说直白点就是督促官员卖力干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第一提高朝廷官僚们的工作效率；第二恢复被藏匿的田亩（也就是恢复田赋的征收基数）；第三降低普通农户的纳税负担，降低社会矛盾、减少流民。并没有直接去扩大朝廷的收入来源，还是依靠田赋。
改革的成果是什么样？史载“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前半句比较春秋笔法，没有说明具体是怎么支可支十年。反正不可能是整个明朝可以用十年，那样就至少是两亿石粮食，不说明朝几年的时间能不能攒出来，存放的地方可能都不够。
如果按照后半句的银两去兑换，大概是一千万石粮食，这个是比较可信的（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欢迎大家讨论）。
我们重点来看看后半句，四百万两银子多么？当时江南的一些商业大户资产都不止这个数，国库的银子不如一个私人多，你还觉得这四百万数量多么？另外剔除改革的准备、推行时间把四百万两分摊到五年去算，一年也就结余八十万两。
对明朝这个庞大的皇朝来说，这点钱真的太少了。后来朝廷为准备萨尔浒大战就花费了三百万两白银，此后光投入到辽东防线的钱一年也得四五百万两。
而且一条鞭法还隐含着一个问题 -- 买卖损失。因为农户需要白银去缴税，得在收获粮食后卖粮换白银。按照市场规律，农户集中卖粮时粮价必然大跌，所以农户相当于多缴税。而朝廷在需要粮食时拿着赋税去买粮，又会导致粮价上涨，相当于多花钱。
打个比方就是农户原需缴纳了一百石大米，但是实际得出一百一十石。朝廷拿着收来的粮税银子，在市场上只能买到九十石粮食，两头亏。二十石跑哪里去了？商人的腰包里。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也就明白，张居正的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明朝末期缺钱这个问题。天启、崇祯也用事实证明了这点。从天启朝开始加征辽饷，到崇祯加剿饷、练饷（三饷其实还是农税），最高时朝廷岁入达到2300万两白银。这是张居正改革增加的收入的近十倍了。但是还是缺钱，所以张居正的改革就算是延续到崇祯朝，也解决不了朝廷的财政问题。
而且张居正本人也很清楚，他的改革是缓和明朝内部矛盾，不是为朝廷扩大财源。比方说戚继光被调往北方后，曾经数次建议增加军费让他募集训练新军，主动出击一举荡平北虏的威胁。但是张居正坚决不同意，不是不相信戚继光的水平，而是他明白朝廷拿不出那么多钱。
是张居正觉得穷也无所谓么？当然不是。是张居正不知道怎么为明朝扩大财源？肯定也不是，就算张居正经济头脑一般，他好歹是个读书多的人，他怎么会不知道南宋时光盐、酒两项一年就能收税4300万两。是他非常明白工商阶层对朝廷的影响。如果拿商税开刀，只怕改革根本无法推行下去。
所以就算是张居正的改革一点不变样地坚持下去，明朝也只能在紧缩开支的情况下维持下去。等到崇祯时连续十几年的灾荒和后金的崛起，大明一样应付不了巨额的赈灾、军事支出，最终的结局还是崩溃和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