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那一时刻冒犯了某种约定俗成的规则|周李立《黑熊怪》



周李立:人人都爱黑熊怪



有次在商场,有位身着公仔装的促销人员冲我张牙舞爪扮萌。我也不知道他扮的是哪个卡通形象,只觉得胖乎乎,笑容巨灿烂。又胖又笑的脸,总是人见人爱,所以,我还是凑过去了。可能凑得太近了,几乎抵拢那个不知道什么卡通形象的鼻尖,随即,我透过公仔装眼睛部位的小孔,看见里面那双年轻的眼睛——他脸上其他地方我都看不清楚,只剩下一双眼睛,又疲倦又愤怒又尴尬地瞪着我。


我知道自己失礼了,因为我在那一时刻冒犯了某种约定俗成的规则。简单说,比如在迪士尼乐园你就得认可跟你合影的是米奇、米妮,而不是公仔装里面疲倦不堪的张三李四,要不,这“乐园”还真没法让你乐。


复杂说,其实多数人都披挂着无形的“公仔装”,如王泽月相信“生活的关键,是被别人观看的部分”,人们对彼此身上的“公仔装”心知肚明,也并不揭穿,原因并不仅仅因为揭穿意味着残酷的冒犯,也因为人们其实往往更喜欢他人身着“公仔装”的模样。


黑熊怪出自《西游记》,这妖怪住黑风山,他的特别之处在于,竟没动吃唐僧肉的心思,这在《西游记》的妖怪中显得太有个性了。黑熊怪犯的事儿,是在做好事去灭火的时候顺手做了件坏事——偷锦澜袈裟。可见,就连妖怪也是要好衣装的,也是要装扮的。他偷的宝物是“袈裟”,也就是说,他要扮的是修行者。


当然,这篇《黑熊怪》无关“怪力乱神”,毕竟我死心塌地是要写现实题材的。但黑熊怪偷袈裟的情节,确实是我将小说中的公仔装弄成黑熊怪而不是米奇、米妮的原因。小说中的“黑熊怪”都是人扮的。至于王泽月和崔全松,他们是常为我送货的快递员——原谅我在小说中用了他们的名字,可能我潜意识希望他们像小说中的人物一样,能住别墅、开豪车、有事业,过充裕的生活,尽管充裕的生活并不意味着就彻底免除掉了一切苦厄。我努力想写出的正是妻子王泽月在令人艳羡的生活中的患得患失——她在住别墅、开豪车、有事业的体面生活的公仔装里,那双又疲倦又愤怒又尴尬的眼睛。





 《黑熊怪》原载《芒种》2018年第1期

《中华文学选刊》2018年3期“实力阅读”栏目选载




王泽月坚信直觉暗示的一切,比如生活的进程,比如某天你将突然遭逢的变故。人的所知极为有限,而直觉的力量又被轻易忽视。她直觉中并不认可自己应当放松,就算她时常感觉自己宛如紧绷的风筝线,那也是因为必须紧绷才不会让放飞变为坠落。放松太容易,玩笑也轻巧,轻巧得不足以撬起沉重的生活。她如今所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个人奋斗,唯有如此,才支撑起她的理直气壮。小学时候有一次她考试跌出了前三名,情状十分惨烈,在痛哭之后便暗下决心要出人头地。然而她从来没拥有好运气,证据是她再也没有进入过前三名。她由此认为那次考试是一生的转折。她唯一一次抢占先机是在平凡的大学生涯结束后成为全班第一个嫁人的女生。结婚时崔全松仍未转行创业,还在律师所打离婚官司。她几乎就要认命了。然而这时崔全松经人劝说参与到几个大学同学的创业,他还是做律师。坦白说他们做得不错,他总是比她更有运气,或者他比她多认识几个“富二代”的同学,那几个同学又碰巧认识几个三线小明星,那几个三线小明星又碰巧在同一时期大红大紫,崔全松碰巧成了几个明星的独家律师,拥有公司股权。而他认为这一切都可以用“运气偏爱喜欢大笑的人”来解释。在他创业的经纪公司拿到第一笔融资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可谓本质的转变,顺义的二手小别墅就在那时买下的,虽然如今看来已经有些老旧,需要改善。她似乎比他少些运气,但也不差,在重工机械企业,一个女人能做到的最好程度,她自认为就应是这样的。


不生小孩儿是他们结婚时基于不同考虑达成的共识。王泽月想发展事业,因此寻不到生育的合理时机,起初她以为崔全松也这么想,如今她意识到不是这样的,真正原因是他自己就是孩子。孩子的本质,就是从未付出的人,从未付出的人才会没来由地欢乐。他不需要孩子装点生活。


但无论如何,孩子问题从未成为两人的困扰,他们仍处于纯粹的关系中,而且无论从哪方来讲,都未有过越轨行为。王泽月当下在体力上的不济也许影响过他们的性爱质量,但并不伤及夫妻关系的本质。


在他们居住的顺义别墅区,下午五点就会出现一群打扮妥当的主妇,裙子和发髻经过仔细调整,她们踩着高跟鞋在校车站点等待国际学校的橘黄色的校车把她们的孩子带回来,小朋友们下车的样子就像快递车掉下几件等待认领的货物。王泽月决心永远不要让自己变成那样的女人,每天的高潮部分就是在路边翘首等待的那种女人,哪怕衣着光鲜,也是可怜巴巴的姿态。即便如此,那些等待的女人也不总是固定的。偶尔,会有年轻的新面孔出现;有时,老面孔也会消失几个,她们去了哪里呢,谁也不知道,也许在离婚律师的办公室商讨策略,以便拿到更多赡养费,崔全松就曾给不少即将离异的女人出过高明或卑劣的主意,以便对得起她们支付的律师费。她们也许正在市区的单身小公寓吞下安眠药——这事儿发生过,王泽月知道,因为死掉那女人的亲属在小区绿地安了帐篷,排了值班表,守了两个月,要新妇“杀人偿命”,到亲属每人都分到一张金额保密的银行卡后,那些迷彩色的抗震棚就不见了。


崔全松今年开始养了三只龟,每只都有专属的聚氨酯材料的龟屋。他总是说起小时候养过的小狗,叫天王星,天王星很胖,被他父母送入狗肉店,他们用卖狗肉得来的钱给崔全松买了一只补脑的土鸡。他知道真相之际,那只土鸡只剩下一盘骨头渣,那也是七岁的崔全松人生第一次呕吐。此后他再不养狗,始终宣称太阳系里从此再无天王星。天王星之死让他产生幻觉或幻想,天王星依然活在那个幻想世界,而他的某一部分也活在那个世界。


男人的爱好比妻子更重要,这是王泽月的看法,不过她并不因此对生活失望,她还在让它进一步完善的努力中。如同她售卖的那些大型机械,质量由精工的细节决定,生活同样如是。然而考究细节却是让人疲倦的长期损耗,好比每天都要熨烫的西服,为始终保持光鲜,也被熨烫损耗了衣料的质地,她也是。她想她现在只是有些累。




啊——她回头,尖叫一声。她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了他讲过的传说,回头就变身石像的怨女。


一只黑熊怪。


一个人,一个男人,穿着黑熊怪的人偶外套,从身后将她一把抱住。她张开的嘴随即被捂住。


她闻见黑色尼龙长毛发霉的味道,她被牢牢控制于黝黑的长毛里。


这算什么?


放开我!


她用尽最大力气咆哮并挣脱。试图挣脱。


哈哈哈——他在巨大的熊脑袋里笑出声,笑声很沉闷,是她不熟悉的声音。两只熊爪仍然紧紧从背后抓着她的胳臂。


“崔全松!”她发自本能喊道,之后她意外于自己竟然喊了丈夫的名字,她独立强硬的一生,几乎让她忘记这种权利:这时候,他应该来解救她的。


她发现自己被黑熊怪高高抱起。她大吸口气,两腿腾空,踢来踢去。


这时,她突然想起来,只能是他,这就是他,她怎么刚想到呢?是崔全松,是她亲爱的丈夫,套上一张熊皮的丈夫。


崔全松,你放开我!你够了!


一切都已经那么艰难了,而她还得假装跟一只熊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她觉得自己已经哭出来了。可怕的一天。


他慢慢把她放下,松开有霉味的毛胳臂。


她弯腰捂着喉咙拼命喘气,仿佛刚刚被抓住的不是胳臂,而是喉咙。


她惊恐地看他用“熊爪”抓住“熊脖子”,往上抬,再抬,很吃力,“熊头”逐渐脱离了身体,似乎卡住了,然而终于,褪了下来,真像诡异的恐怖片。


那张她与之生活了十三年的面孔,就这样,从已经冒出零星胡须的下巴开始,一寸寸于黑色皮毛中褪出,露出真容,真是眼看着他扒掉一层皮,她想,那张曾经年轻的脸,褪掉了一层皮,瞬间老得令她绝望。


她从未对他感觉如此陌生,从未意识到他们都老了这么多。他出了很多汗,大概这种劣质人偶外套不透气。他的头发也乱糟糟的,薄薄一层贴着脑袋,他真像刚从水里爬出来的怪物。那盏五光十色的吊灯,正好将冷色调的斑驳的寒光从他头顶直直砸下,让这张脸满布立体的阴影。


“好玩吧?”他喘着男性才有的粗气,说,“这东西穿上还挺累的,逗逗你,嘿,你别生气嘛,我只是想你开心点儿。”


“让我开心?你以为这样就让我开心了?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慢慢地笑了几声。


“你在想什么?”他看上去有一阵的困惑。


“不是这样的,这不公平。”她好不容易平静之后,慢慢小声说。


她已经把最后一点力气都用光了。她去卧室,躺在床上,漆黑一片,她没力气起身去寻找灯的开关。


“我跟总台打过招呼,说借来穿穿,一会儿就还回去。他们还挺不错,很爽快就答应了……”他在穿衣镜前,左右侧身看,他当然会对这身装扮感到满意,就像他对自己十分擅长增加她的压力与焦虑这一点也感到满意一样。


“不该是这样的。”


“没关系的。”


“真的不该是这样。”


这是一个短暂而难堪的夜晚。在他们共同走过的一生中,王泽月会永远记住这一夜的醒悟。她没睡着,脑子里为台风到来时会发生的情况设想了一万种可能,每一种是对她到目前为止勉强掌握的顺畅生活的千锤百炼,令其面目全非。


——节选自周李立小说《黑熊怪》





周李立小说集《黑熊怪》



说不定我一生涓滴意念,侥幸汇成河



从小就没有过长大要写作的想法,尽管7岁时被送去名为“儿童诗写作”的兴趣班消磨过一个暑假。兴趣班结业合影,我站在最角落,比所有人矮一头,其他同学都比我高几个年级。兴趣班老师是我家邻居,这大概是我父母选择诗歌班而不是书法美术舞蹈班的主要原因——老师是邻居啊,放心啊。我对老师的认识,仅限于他是我邻居。他儿子与我同龄,晚饭后我们一块儿从楼梯上往下跳,比谁能连跳三级台阶。我人生中的暑假似乎总是这样,浑浑噩噩就熬过了苦夏。


儿童诗兴趣班在我们县城历史上仅此一次。因为那个暑假后,邻居从县城小学辞职——和上世纪90年代初很多想干番事业的人一样,邻居拖家带口去外闯荡。人们惊讶之余,很快就对这件事丧失了兴致,因为没多久更多人都陆续去外面打工了。往后我们很难获悉他们的消息。


我的文学启蒙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一开始便中断。中学时,我是一名理科学霸,因为高考志愿没填数学或物理系,数学老师扼腕叹息,跟我说过好几次有一所大学,名为中科大,是中国最牛的大学。录取结果公布,我发现我的同桌上了中科大物理系。


我有个中文系毕业的父亲,只是父亲的影响远不及数学系毕业的母亲那么强悍,父亲的影响更多是旁敲侧击、见缝插针的——在我们四川,三口之家的模式多半如此,母系掌权。母亲的高等数学书我不可能看懂,我只好去看父亲上学时的书,能看懂的也就是一些小说。县城新华书店的店面早就改做电器商城,名义上的新华书店只剩下一个柜台,几家个体书店只卖教参教辅。上世纪末的山区县城,对阅读这件事彻底免疫。


上大学选专业用的是排除法,依次排除不想学的专业,师范、农、林、医、工、商、计算机都被划去,最后剩新闻,只招文科生。理科生的我还可以去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我想象这专业就是在演播室念稿,或拿话筒采访路人甲乙,该很轻松。我就这样避重就轻,做出选择,哪怕这关乎我整个人生的方向,我深怀侥幸心理。人大新闻学院第一课是新闻理想,被竖立起新闻理想后,我开始坚信“虚构”是一个贬义词,因此我拒绝读小说,从内心看不上,这些虚构的故事,于作者于读者,都是既无益也无义啊。但广播电视新闻专业一点儿也不轻松,一点儿也不亮丽,镜头前的光鲜是由大量的案头工作和繁重的体力劳作支撑的。体力不是我强项,团队合作的作业我总被分配做案头工作,所以我最初有意识去写点儿什么时,写的是电视文案。后来有人说我小说中描写较少,我想可能跟那阵子写纪录片文案的惯性思维有关。


工作几年后不仅丧失了新闻理想,所有理想都差不多一块丧失了。有段时间很惊恐,因为发现日子简直就是复印机,刻板如表格。转折或变化也有些,但就像复印件上微妙的变形或渐次浅淡的墨迹,本质上都雷同得无休无止。我们这代人的生活确实没什么意思,坦白说如今所有人的生活似乎都没什么意思,只是我们的“没意思”来得太早了。前辈人呢,大体都还拥有“从前”,而从前是可以用来喟叹的、值得书写的。我们没有从前,我们的过去与现在与未来都混为一谈。悲哀在于,哪怕是琐碎与重复的混为一谈的日常生活,也得让我们付出全部力气直到筋疲力尽。惊恐的我就这样开始虚构,是的,就是我曾经看不上的虚构——至少“没意思”的生活中,写小说显得是有那么点意思的,也说不定,没意思的生活中,那些涓滴意念,可以侥幸汇成河。


写小说这些年,是在阴霾中摸索道路。有时运气好,误打误撞,迎头碰上萤火虫般细微的光亮,就这渺小的一点儿,也让人狂喜,以为朝闻道夕可死。那瞬息顷刻过去,回到浓稠漫长的暗黑世界,无助是必然的。写小说不是那种积跬步就能致千里的事业,你自以为走得很辛苦的每一步,也许对提升小说的品质而言,都是无用的。然而还得走,因为一步不走的结果,一定是无路可走。



——摘自《文艺报》


周李立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出版小说集《八道门》《透视》《欢喜腾》。获汉语文学女评委奖、《小说选刊》新人奖及双年奖中篇小说奖、《广州文艺》都市小说双年奖一等奖、《朔方》文学奖、储吉旺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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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选刊》2018年第10期,10月1日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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