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9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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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第6章

在克里斯蒂安 · 高斯（ Christian Gauss Lectures ）讲座中，继续探索他的“交往能力理论”，并形成了其社会批判理论的语言理论基础提纲。他阐述了“从意识哲学转向语用学的哲学动机，阿佩尔则从不同侧重点出发，以‘哲学的转型’为题探究这一转向”。如今人们称作批判理论语言学转向的过程由此开启。

新的社会科学专业不但要承担基础课学期全部教师专业学生的基础课程，还要承担所有法学和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基础课程。这意味着，两名学生中至少有一名得由我们专业来教。如果您说，我们没有美国教授那样的特权，每周只上二到四节课，而是每周上六到八节课，那么我希望摆脱大众教育这个完全合理的要求，至少是可以理解的。

决定去施塔恩贝格，也意味着决定放弃由黑森州预算拨款的稳定的公务员职位。从马克斯 · 普朗克研究所的项目规划确定的时间来看——哈贝马斯于 1971 年 10 月 1 日就任所长职务，需要为新职位在生活和工作上做长期安排。

哈贝马斯在报告中强调，拯救主题在本雅明的思想，尤其在他的批判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他自身的批判理解形成对照：“拯救性批判”是基于弥赛亚救赎意图，即，如历史所表明的，从灾难中捕捉一种生命获得解放的远景，而提高觉悟的批判则预期这种可能性，通过启蒙过程使历史地看多余故而非法的统治，陷入正当化压力。

1972 年最后几个月的生活重心完全围绕着已启动的马克斯 · 普朗克研究所的工作。哈贝马斯就职后，所里迅速成立了两个工作小组。冯 · 魏茨泽克小组着重研究量子理论、战争预防问题、经济学和科学史，而哈贝马斯小组则专注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危机现象分析。

在合法性危机升级的情况下，会发生社会的去民主化，以避开宪法中确定的规范的合法性需求问题。合法性危机会对社会凝聚力造成负面影响，因为社会凝聚力依赖于合理的故而可信的规范的存在。此外，当旧的传统内涵丧失激励性力量，比如绩效意识形态（ Leistungsideologie ）变得不值得信任，也会出现动机危机。就算政府竭尽所能遏止合法性欠缺，哈贝马斯也仍对这些策略的效果表示怀疑，因为“用行政手段造不出意义”。

道德规范必须合乎理性，从而具备合法性，而要合乎理性，则必须具备普遍性。这是对启蒙运动平均主义思想的唯一令人信服的辩护”。

科学对自身的绝对信仰占了上风，针对这种伪科学主义，必须拿起哲学的彻底自我反思武器。

只有当集体认同在一个共同的、开放的过程中形成，才是令人信服的。

1981 年春，哈贝马斯辞职，为研究所画上了永远的句号。当然，这时他并不没有一蹶不振。无论怎样，似乎他并不习惯于听天由命。不过，他必须重新定位自己，他考虑放弃这里的一切，离开联邦德国，接受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提供的教授职位。他曾经说自己“愿为一切左的东西承担责任”，而最迟在这艰难的 10 年过去以后，他彻底明白了，在德国他须为这份担当付出怎样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