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之后，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指出，“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
不过，博古作为当时最高领导人博古，虽然是会上最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也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那么，后来呢？
成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博古本名秦邦宪（1907—1946），江苏无锡人。1925年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成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什么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呢？
1929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学举行大会，听取并讨论学校支部局的报告。支部局自认为执行了“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广大党团员则认为支部局执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仅有官僚主义问题，还有贪污问题。
由于分歧很大，会议最后只好进行投票表决，结果大多数学生反对这个报告，只有29个人支持，其中的徐以新因为年纪小、个子低、态度也不坚定，还只是个团员，被称为半个。
据参加过这次大会的毛齐华（曾任浙江省政协主席）回忆，"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提法是中大学生余笃三（曾任红四军政委，1933年被张国焘杀害）为了挖苦这些人而叫出来的。以后的王明宗派集团就是从这29个人发展起来的。
由于当时没有记录，29个人的名单并不确定，后来流行的29人名单中的有些人（比如王明）并未参加那次大会。不过，王明宗派集团的主要成员基本上都包括在这个名单里了，比如博古。
临危受命，成为我党总负责人
博古于1930年5月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1931年4月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
1931年，由于顾顺章的叛变，我党组织遭到重大损失。向忠发被捕后，博古出任我党的总负责人，此时他只有24岁。
之后又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
这期间，他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又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遵义会议后，力挺毛泽东
遵义会议结束时，博古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交出大权，这时他虽然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已不是第一把手，一切听从中共中央安排。之后，博古力挺毛泽东，在后期毛泽东和王明路线之争时，博古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
后来，博古也很受毛泽东的信任。1937年，他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38年又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和南方局组织部部长。
1941年后，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为党的新闻事业和解放区新闻机构的建设开辟了道路，打下了基础。他还翻译了译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卡尔·马克思》等著作。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2月以中共代表身份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会议。1946年4月8日，由重庆返延安汇报工作，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遇难。和他一起遇难的还有叶挺、王若飞、邓发等人，史称"四八烈士"。
“我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
十年以后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博古又认真做了自我批评。他在分析当年产生错误的原因和责任时说：
“在上海中央破坏以后， 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的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又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
“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目空一切， 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发展了刚悛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意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
“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个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现在想来，1930年，博古回国时，也不过是个23岁的青年人。正如金一南老师说的，那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的年代”。但是，年纪轻轻，也容易因为没有经验而犯错误，把一手好牌，无可避免地打烂了。
——以上主要综合《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博古传》（李志英著）《真实的博古》（博古女儿秦摩亚著）等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