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其五》陶渊明
关于陶渊明，最好的介绍是他的自传——《五柳先生传》：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这位先生不知是哪里人，也不知他姓甚名谁，只因家边有五棵柳树，因此自号五柳先生。他生性恬静，寡言少语，不爱慕名利。喜爱读书，但不求甚解，每当有所会意，便高兴的饭都忘了吃。最喜欢喝酒，但家贫不能常得。亲朋好友知道他这个毛病，经常请他喝酒，凡请必到，到则必醉，醉则别去。家中四壁徒然，漏风漏雨，粗衣短衫打满补丁，米桶水缸常空，家里啥也没有。但经常写文章为乐，以诗文明志，不计较得失，就这样过一辈子。战国名士黔娄的妻子评价黔娄：“不以贫贱为忧，也不刻意的追求富贵。”这话大概说的就是五柳先生吧？一边饮酒一边作诗，为自己抱定的志向而感到快乐。不知道他是无怀氏时代的人呢？还是葛天氏时代的人呢？
这里要提示一下，很多同学拿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当做读书的指导，这是大错而特错的。两汉魏晋的时候，学术的特点还是广博而非专精，这是知识发展的规律，就像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作为哲学家，著述涉及今天几乎所有学科。随着科学进步，知识越来越细分和精微，这个时候你还不求甚解就不合时宜了。
从《五柳先生传》可以看出，陶渊明一大特点就是爱喝酒。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张人物画，题签是宋人《柳荫高士图》，画一位高士袒胸箕踞在垂柳下饮酒，醉眼蒙眬，意兴豪迈，虽未言明所画何人，但柳树和美酒的组合，已经不言自明了。
明代陈洪绶所画的《渊明逸兴图》则完全取材于陶渊明的饮酒轶事。陶渊明在隐居前最后一次当官是彭泽县令，他的官俸包括两百亩官田，陶渊明打算全部种秫以酿酒，陶夫人说：你全种了秫，我们吃什么呢？最后妥协的结局是一半种谷，一半种秫。下面这幅画就是描绘这段公案，把陶渊明的婀娜身段，用高古稚拙的线条，真表现得淋漓尽致，又是昂首不顾，又是推掌拒绝，对娇小玲珑的陶夫人的话，一点也不加以考虑。
下面这幅呢，说的是酒刚酿熟，陶渊明等不得让酒自行沉淀干净，就脱下自己的帽子，和小童用帽子过滤掉酒糟，好赶紧畅饮。这里要说明的是，魏晋时期的酒是粮食发酵而成的米酒，就像超市卖的醪糟，而不是高度白酒，白酒是蒸馏酒，不会有酒糟。蒸馏技术要到元朝后期才逐渐成熟，所以元朝之前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酒都是米酒，度数不高，要不武松怎么能痛饮十八碗呢？
于是乎，渊明以《饮酒》为题写诗就再正常不过了。这一组饮酒诗共有二十首，其中选入课本的第五首是最脍炙人口的。可是这首诗并没有描写饮酒啊，实际上，饮酒组诗真正提到饮酒的诗句并没有几句，陶渊明只是借《饮酒》的题目，描写他的隐居生活、田园风光，以及对时事的看法。
陶渊明是田园诗题材的开创者，他的田园诗恬淡、稚朴，对后世诗风影响极大。在陶渊明生前，他是没有今天这样的名气的，惟其如此，他的甘于隐居才显得尤为可贵。之所以籍籍无名，不是他才华不够，而是他的作品风格与当时流行的风格不一样。当时流行什么风格呢，是华丽、雕琢、工巧、铺陈。直到南朝梁武帝，昭明太子萧统编《昭明文选》，才发掘出了陶渊明，给他很高评价。此后，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深刻影响了历代文人，李白、杜甫都有非常明显的陶诗痕迹，而苏东坡简直就是再生的陶渊明。
田园诗，不就是描写农村耕种生活的诗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非也，单纯写耕种生活的诗叫农事诗，田园诗是文人知识分子对田园生活的描写，与农事诗可不一样。
要说中国古代文化与其他文明相比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士文化可以算上一条，中国古代的士是政治结构中一个重要环节，它从属于皇权，但又有一定的独立地位，尤其是元明之前的宰相。“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阶层认为自己对于天下是有一份当仁不让的责任的。钱穆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并不是皇帝专权，如此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皇帝一个人怎么可能专得了权呢？他认为古代政治是皇帝与士阶层共治。历史学家余英时有一本著作《士与中国文化》，对此有深入的讲解。
士可以理解为知识分子，在工业化社会，知识分子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士与农民阶层是密不可分的，所谓“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农家子弟，只要刻苦读圣贤书，一样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结束仕宦生涯的知识分子，结局往往也是“归田”，回到自己的家乡成为士绅，兴办慈善和教育，把下一代田舍郎培养成为知识分子，送上朝堂，这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态。
于是田园就不再仅仅是农家风光了，而是与古代知识分子的归宿绑定着，是士阶层维持自己独立性的底气之一：大不了回家继续种田。而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就是陶渊明建造的。比如我们已经学过的《桃花源记》，那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就是陶渊明在乱世之中给自己畅想的乌托邦。切记，《桃花源记》是极重要的文章，是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钥匙之一，必须熟记。
又如《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令人陶醉。李青莲“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苏东坡“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辛稼轩“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无不从此中化出。因此要评选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文人，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陶渊明，而不是李白、杜甫、苏东坡。因为陶渊明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定基调的人，后来者或许能力更高，但无非都是沿着陶渊明铺就的路在走。
或许有人要问：如果知识分子都像陶渊明这样归隐田园了，谁来操持国事呢？首先，无论什么时代，汲汲于名利者总是大多数，倒不用为此烦恼。其次，儒家的主张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天下无道的时候，君子是不该出来做事的。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东晋末年，两晋的政治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权力中心如走马灯似的换人，当权者党同伐异，人人自危。魏晋名士举止荒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装疯卖傻，远离政治。“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相信如果是在李白、苏东坡的年代，陶渊明也会为五斗米折腰的。
当然，世事从没有那么简单，五代十国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无道”的时期，当时有一位冯道，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六帝，拜相二十余年，被传统的儒家学者如欧阳修斥为“不知廉耻”。但从《旧五代史》的记载看，冯道“少纯厚，好学能文，不耻恶衣恶食”，当官后敢于进谏，善待百姓，努力让国家政治保持清明。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有这样一个人身居高位，对老百姓是好还是不好呢？从这个角度说，或许陶渊明选择了“易”，而冯道则选择了“难”。
把陶渊明和冯道放在一起比较，会给我们很大的困扰。但我相信每个人应该有自己选择的自由，陶渊明选择了归隐，他构建的精神世界，成为此后近两千年中国人的心灵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