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就像花朵，它们本来是各式各样的野花，从不同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美丽而脆弱。由于地理的阻隔、交通的局限，人类不同的社会形态间几乎没什么交往，于是不同的文明没有因为接触而造成互相污染，曾经保持着长期的多样化。可是，如今人类只选择一种进行大规模种植，野花变成了成片单调的庄稼——大众文明。从那以后，人们每天只享受这一样东西。
在漫长的历史中，旅行者能够有幸接触到极不一样甚至让他感到怪异的文明。然而近几个世纪以来，这样的例子变得越来越少。不论去到印度或美国，旅行者收获的惊奇已经越来越小，他们发现的所谓异国情调只不过是他早已熟悉的发展形态的不同阶段而已。2009年我到了云南边境外缅甸的一个小镇，除了那里的居民看上去长得跟我们不太一样外，似乎并没有更特别之处。街道、建筑和商品，不就是我们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样子吗？三年前我去日本，发现我们的城市跟东京、京都至少在观感上差别并不大，似乎大家都在朝欧美发达国家这同一个方向去。地域的差别已经不是主要的，我们感受到的只是时间阶段的不同。
今天城市面对的课题并没有改变，仍然是对付过去与现在的冲突。然而现代城市已无法依据其过去来解释现在，过去早已消逝，现在仍然变易不居、尚未定形。我们看不到城市形成的过程及其特殊历史，所有的城市都越来越相像，只剩下行政区划上的区别。我们再不能像植物学家研究植物那样，从其名称、外观与结构看出某个城市在人类这一创造物的系统中属于哪一科哪一属；也无法像古生物学家对不同的地质层加以比较那样，研究某个城市在数千年的演化历程中不同阶段的特征及其由来。
古代人口稀少、分布散乱，城市规模一直不大，然而内陆城市却不见得没有活力。落后的交通工具和道路设施反而对最原始的出行方式最有利。少数不得不旅行的人往往靠骑马耗费数月乃至经年往返于沿海和内地，行程缓慢而稳定，风景和民俗渐次展开、引人入胜。上世纪三十年代，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被称为亚马逊入口的巴西库亚巴搭货车旅行时，有时需要不断地用随车装载的木板铺在泥泞的林间小路上以便车子通过，甚至一次重复搬运铺路达三天之久，以及临时架设简易木桥、用三艘独木舟制作渡船，或者不得不专门开辟长达数百米的小径。如果途中碰到鹿或貘挡路则用枪射死，接下来就需要原地逗留三天时间以便屠宰、腌制、晒干，成为旅途中的干粮补充。这样的经历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旅行了。
这样的旅程必须由一小段一小段组成，段与段之间的节点城市成为旅人的必停之地，它们因此繁荣起来。后来，现代机械交通工具和公路、铁路乃至航空业的发展，使人们可以直达终点，那些一度曾闻名的沿途停靠城市被一一略过，于是令人无奈地衰落了。
联结城市与城市的道路从崎岖坎坷的漫漫长途变为转瞬即逝的空间切换，此中滋味颇值得令人深思。关于路，中国人有两句最为著名的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还有一句是：“要致富，先修路。”从前，路是人在荒野里硬生生踩出来的，而用于现代交通工具快速通行的道路大大提高了人们利用资源和完成交易的效率，同时也将区域间的文明差异迅速抹平。城市变得越来越同一化，再也没有个性。以至于，今天我们把星巴客和麦当劳是否布点作为衡量一座城市开放和发达程度的标志。于是我们不得不反思，技术的进步到底使旅行更美好了还是更乏味了？
不知从何时起，全世界都把城市当成文明的最高成果——人类与自然可能的最佳结合方式——不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的。在城市里，有些人一直成功，有些人则一直失败；有些人取走所有的好处，有些人则只能捡拾贫困与痛苦。他们从事着同一项事业——城市文明。是什么神秘的力量使城市在本来没有人烟的不毛之地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在这些人为画出的长方形空间里，街道都成直角交叉，建筑样式也高度雷同，乍看都一样。它们呈千篇一律的几何线条和立方体状，没有个性和气质。然而，在城镇出现的早期，人类普遍相信与太阳行进的方向一致代表着顺应天道，跟着太阳走表示秩序，逆着太阳走表示混乱。极乐世界在西方，北半球的居民视北方为极寒与黑暗之所在，南方则代表着热与光明。我们早已放弃了太阳崇拜，将它们斥为迷信，今天的城市规划建设压根不会考虑。然而古代人类的这种偏好是根植于当时生产方式的一种智慧，他们由此在心理上获得人与自然的平衡。所以，段义孚认为最早的城市并不是由于贸易和人口的增长而发展起来的，而是“由天堂转到地上”。规划者按照他们对天堂里的秩序——太阳、星辰的方位布局和运转规律的认识——来建设城市，使之与上天一致，以此求得人间的永恒。然而现代世界早已一概否认这种智慧，这恐怕才是真正的疯狂。
想起有一天晚上同学聚会，饭后我搭同学两口子车回家。女同学开车，她说到了晚上感觉每个路口都一样，若不留神看路牌就会走错。我和她老公免不了略微不带恶意地嘲笑一下。然而我想，我们早已不靠街角的老虎灶或小吃店之类的具象物来辨别路线了，在建筑高度相似、绿化完全一样的路口，除了路牌还能依靠什么？就算虹桥机场的停车场用不同颜色的立柱和动物、水果图案作为楼层、区域的助记信息，我们还得用手机拍下停车位编号，否则如何能快捷地找到自己的车呢？整齐划一的人造物，初期是提高了我们生产生活的效率，然而今天它们无限膨胀，已经越过了人类认知、记忆的某种容量边界。于是我们不得不像打补丁一样重新赋予其感性形象，但却不能软化其死硬。这难道不是一种对文明的讽刺或警示？
城市是自然与人造物的交界点，它是由一群被称为人的动物组成的社会。人推动城市化，从此将自己作为动物的生物史局限于其中，并依据自己的动机和目的不断地对它进行改造。因此，城市的发展和形态表明它既是自然的客体，同时又是文化的主体。我们看到有形的城市以水平的维度呈现，它不断地向四周扩展。当然，它也向上要高度，向地下要空间，但主要是横向生长的。然而，城市作为人的集群，它在无形中不断拉伸其垂直维度，就是人的不平等随着城市化发展而日益加剧。长期以来在以农业和乡村为主的社会结构中，人的阶层主要由地主和农民两个等级组成，而对现代城市而言，阶层级数则复杂得多。在同一座城市（极端的例子是首都）里居住的既有贵至国家元首，也有官僚特权阶层和先富起来的群体、中产阶级，还有大量平民甚至最贫穷的人。也就是说，城市为人的不平等推波助澜，又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列维—斯特劳斯在巴西桑吉罗尼莫的印第安人保留区调查发现，在那片约有30万亩地、450个土著居住的村落群，10年内新生儿总数为170人，其中有140人夭折，存活率不到18%。这一生存状态与野生动物处于同一水平上。比如BBC的纪录片《非洲》提到，在南非开普敦的沙滩上每年孵化的海龟约有一千万只，然而能够存活下来的仅为千分之一。另一部关于非洲的纪录片说，在纳米比亚生活的野马群，每年出生的小马能活下来的也不到一半。也就是说，在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原始状态下，人类与野生动物地位平等，共同构成当地稳定的食物链和生态圈。
尽管当地政府为波洛洛人建造了房屋，但他们仍然用原始的材料和方式搭建简陋的茅屋居住。而且，这些茅屋并不代表他们真正定居下来，恰恰相反，只是临时或季节性居住之所。因为他们主要以捕鱼、打猎和采集野果为生，这种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在森林中的迁徙生活——他们要跟着迁徙的动物走，并随季节变换不停地寻找分布于不同区域的野果。因此，他们往往整个家族会一下子失踪好几个星期，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茂密森林中的秘密藏身之所。南比克瓦拉印第安人把一年分为两个时期。10月到3月，他们在临近溪流的岩石或小山上用搭建简陋的小屋居住，在河谷开垦耕地种植木薯、包谷、烟草、豆子、棉花等。一旦旱季到来，他们便离开村落出去流浪。在长达7个月的流浪期间主要靠捕食昆虫、小型动物和采集水果、种子、根茎等充饥。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宿营仅几天，至多不超过几个星期。曾有人在路上邂逅一小队迁徙的印第安人，他们中男的走在前面，手中拿着、身上背上弹弓、藤制箭筒和干泥土弹等几样为数不多的工具。女的跟在后面，背着装有全家所有物件的篮子，那蓝子里还有孩子。他们离开并遗弃之前居住的村落，任凭茅屋倒塌。
巴西印第安保留区的波洛洛人认为，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社会和宇宙中的人格化存在。他们的村落与物质宇宙并存，而物质宇宙本身也是由有生命的存在所组成，包括天体和气象。虽然他们的村落并非长期固定，通常很少在同一个地点定居30年以上。当原始的耕作方式使土地因肥力耗尽而贫瘠时，他们便迁往别处。然而，他们认为构成村落的不是地点和房屋，而是他们基于对生命的理解而创立的结构模式。可见，关于生命，关于人的存在与天地宇宙的关系，原始人建立了一整套信仰并作为一代代人生存繁衍的依据。所以，那种一般认为原始部落多么愚昧和野蛮的观点，可以推倒重来了。今天我们在规划城市及居住区的时候，早就无视所有关于人与宇宙、社会与超自然、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关系的认知了，因为我们的文明更先进。
当我们说文明的先进性时，我们在说什么？本质上，先进的文明无非就是物理上的技术和工具更发达，使人类能够更大效率地掠夺自然资源罢了。比如，专栏作家袁越在《三联生活周刊》撰文指出，一个生活在现代发达国家的人，因为工作条件和交通、通信等设施的改善，人体本身消耗的能量比原始人少得多。但是，通过各类技术和工具消耗的能源却是狩猎采集者的50倍。现代农业粮食单产比一个世纪前高10倍，然而单位土地能耗却是前者的90倍。这就是所谓先进文明的真相。
波洛洛人重视让死者安息，只要定期以一定的仪式向亡灵表达敬意，先人就不会干扰人间的生活。他们认为死者的亡灵偶尔会在特定的时候回来，因为有先人的祐护，季节才如常轮回，庄稼才丰收，妇女才能生育。即使对捕获的猎物，波洛洛人也给予充分的敬畏。他们在食用斯特劳斯赠予的一头獾之前举行了复杂的仪式——唱歌，以抚慰其神灵，感谢上天的恩赐。在今天看来这纯属迷信行为，然而事实上我们自己也在继续奉行，即使我们自认为是无神论者。我们一边享受唯物的技术理性带来的物质文明，一边仍在清明节祭尊祖先，这岂不说明人类潜意识中关于生命与死亡的问题存在某种永恒的东西吗？所谓迷信，其本身并无善恶之分。我们把无法用逻辑和事实验证的观念称为信仰或迷信，然而假如这类迷信表达了人类对灵魂和宇宙的敬畏从而保持着在时间长河中的谦卑姿态，那它就是善的。迷信只有在被特权绑架用以奴役他人时，才是恶的。那么，在这些终极问题上，人类似乎并没有取得根本的进步或改变。
波洛洛人相信人的外在形态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在鱼、人和金刚鹦鹉之间转世循环，即人的生命是自然的一部分和一个阶段。因此，自然的死亡和意外的死亡没有区别。某个人的死亡不仅仅是他亲人的损失，也是整个社会的损失，所有人都一样。不得不说，这种人与自然的整体观，正是现代人遗失了许久的东西。当我们说某位艺术家、科学家或别的重要人士的逝世是某个领域的重大损失时，普通人是沾不上边的。我们对生命个体的平等对待程度远远不如原始人。
列维—斯特劳斯惊讶于波洛洛人具有的如此深沉的宗教情操和形而上学体系，他们的精神信念又与日常行为结合得如此紧密、毫不做作。对波洛洛人而言，构成物质世界的东西既是存在同时又是事物；是活的，同时也是死的。二十世纪著名思想家怀海特认为，所有对象都应当被理解为具有时空广延的场，对象和事物都是事件，是过程的结果；关于独立存在的模式根本就不存在，每一个实体只能以其与宇宙其他部分共同交织的方式才能加以理解。假如这个印第安保留区的原始部落确实揭示了几万年前人类的形而上思考，那么怀海特的哲学显得多么滞后！
2022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