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和佛陀世界——《美的历程》笔记三

第五章 魏晋风度

一、人的主题

魏晋兴起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新思潮反映在文学美学的基本特征，便是人的觉醒。

《古诗十九首》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哀，影响深远，核心便是怀疑论思潮下对人生的执着。表面看颓废悲观，深藏的是对人生、命运，生活强烈的欲求和留恋，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

曹丕确定九品中正制以来，对人的评议正式成为社会政治文化谈论的中心，人的内在精神成了最高的标准和原则。

造型艺术中的“气韵生动，以形写神”，文学中的“言不尽意”成为美学原则。

二、文的自觉

魏晋新风以曹丕为最早标志，显赫一时的皇帝可以湮没无闻，华丽优美的诗篇却可以长久传颂，从此“为艺术而艺术”,确认诗文具有自身的价值意义，不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便是自然而然了。

诗经的四言到魏晋发展成五言，药、酒、姿容、神韵加上文彩词章，构成了魏晋风度。

康德曾说，线条比色彩更具审美性质。书法是这种把“线的艺术”高度集中化纯粹化的艺术，为中国所独有。在魏晋时代，气势雄浑的汉隶，变为草行楷书。

三、阮籍与陶潜

艺术与经济政治经常不平衡。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朝不保夕，阮籍表面看尽管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加强烈的执着人生，非常痛苦。

陶潜则采取一种政治性的退避，以内在的人格和不屈己的生活，算是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慰藉的现实途径，两人一忧愤无端、慷慨任气，一超然世外，平淡冲和，此二人是魏晋风度的最高优秀代表。

第六章 佛陀世界

一、悲惨世界

宗教是异常复杂的现象，一方面麻痹人们于虚幻幸福之中，另一方面，人民在一定历史时期，凭藉宗教对现实苦难进行抗议式的逃避，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主要是佛教石窟艺术。

从汉末到唐前，整体社会长期处于战祸、饥荒、动乱之中，现实社会毫无公平合理，于是把因果寄托于轮回，佛教兴盛。石窟壁画主题以割肉贸鸽，舍身饲虎，500强盗剜目等最为普遍，这些热烈迷狂的艺术情调构成了北魏壁画的基本美学特征。

壁画是为了衬托雕塑。北魏的雕塑从云冈早期的高鼻深目，威严庄重，发展到龙门、敦煌、麦积山的秀骨清像，长脸细颈，衣褶繁复飘动，哪种飘逸自得，无人间烟火气的风度，形成了中国雕塑理想美的高峰。

印度佛教艺术从传入起，便不断的中国化。

二、虚幻颂歌

隋唐一统后，长时间的和平稳定，雕塑到唐代便以健康丰满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宗教是从属于政治的，儒家思想渗入了佛堂，唐代龙门奉先寺的本尊大佛，以十余米的高大形象表现出亲切动人的美丽神情。壁画的内容也转变为各种幻想出来的极乐世界。

若说北魏的壁画，是对悲惨现实和苦痛牺牲的描绘，以求得心灵的喘息和精神的慰安，那么唐代则是对欢乐幸福的幻想，来谋取心灵的满足和神的恩宠。

三、走向世俗

中国古代社会有三大转折，为魏晋，中唐、明中叶，社会的转折也鲜明地表现在艺术领域。

佛教到中唐后，总体变得更加世俗化，欢歌在今日，人世即天堂。壁画中对生活小景、山水楼台描绘增多，寺院的“俗讲”，实际已经是宋人平话和市民文艺的先声。禅宗盛行，压倒了其他佛教宗派，“人皆有佛性”“担水砍柴，莫非妙道”，宗教迷狂在中国逐渐走向衰落，神的形象已完全人世化、世俗化，宋代雕塑充分的体现了这一特征。

宗教雕塑大体可分为三种，魏以理想胜，宋以现实胜，唐以二者结合胜。作者更推崇魏，因为它比较充分的运用了雕塑艺术的特性，以静态人体的大体轮廓，表达出高度概括性的令人景仰的对象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