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17日读书笔记

今日阅读1小时，总计2114小时，第2045日

阅读《历史的细节》

美国学者房龙说过一句很有趣的话：“人类是最后出现在地球上的，但却是最先用智力征服自然力的动物。”作为“动物”，人类总是想到处走动。迁移和运输似乎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要。

虽然轮子和马力为人类的移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在 19 世纪火车出现之前，借助河流和海面进行水上运输，一直是人类的主要移动方式。因为水路要比陆路运输快捷且便宜得多。

在 1869 年之前，美国西部并没有火车线路。这些西部拓荒者无一例外都是坐船来的。尽管当时巴拿马运河尚未通航，绕过整个美洲大陆的海上航行距离是陆路的很多倍，但这仍然比陆路更快捷、更廉价，也更安全。所以，美国西进运动其实是由海岸向内陆发展的钳形运动，而不是由东向西的陆地直线拓展。横跨北美大陆、沟通大西洋与太平洋的东西铁路也是从两端同时相向施工，最后在中间合龙的。

如果说早期人类制造优良武器的关键在于能否找到金属，那么古代人类的航海能力，则取决于能否得到适当的木料和工具。技术的发展有一个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早期的人类还没有能力将船只建造得足够大和足够结实，与其说是因为木料，不如说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工具。

人与人的关系简单一点说，不外乎两种：战争或者贸易。海洋曾经一度阻隔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当船只出现之后，战争与贸易就随之变得普遍起来。

特洛伊之战其实是一场争夺希腊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和黑海贸易的商业战争，希腊人最终把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从黑海和爱琴海驱逐，垄断了地中海东部的贸易。

公元前 700 年，腓尼基人已经掌握了严丝合缝地拼接长板材和封堵拼缝的方法，因此他们的船可以从地中海远航到不列颠岛。公元前 450 年，一个名叫希米尔克的腓尼基人驾船驶入大西洋，并从北欧的矿山运回珍贵的锡。这是至今最为古老的航海记录。

公元前 3 世纪后期，罗马与迦太基为了争夺西西里岛，地中海这两大霸权打响了长达 118 年的布匿战争—罗马人称迦太基为“布匿”。

与罗马相比，迦太基是典型的海洋国家，但在战争刚开始，罗马便夺得了制海权。迦太基统帅汉尼拔本来可以乘船直接抵达意大利，现在却不得不带领 6 万大军和几十头大象翻越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结果一多半人马都死在路上。

桨帆时代的战争，实际上都是陆战，战船在更多时候只担负着运输人员和物资的作用。罗马最强盛时，海军至少拥有 500 艘战船。在大部分时间里，这些战船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帝国版图内的新领地运送人员和物资。

当人们不再把江河、湖泊和海洋视为障碍，而是像对待道路一样去利用它们时，人类文明就翻开了新的一页。船的出现造就了遍布世界的水上航路，这不仅扩大了人类的生存范围，也给人们的劳动与技术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

可以说，没有地中海，就没有希腊—罗马文明；没有地中海，也不会有威尼斯和文艺复兴。地中海无疑是上帝对欧罗巴的恩赐。如果说中国的母亲河是黄河，那么欧洲的“母亲海”就是地中海。欧洲文明在地中海孕育，在大西洋成长，最后成为统治海洋的蓝色文化。

约公元前 7000 年，农业技术从安纳托利亚跨越爱琴海来到希腊，文明的种子沿着地中海由东向西，从希腊半岛的雅典，到亚平宁半岛的罗马，不断传播、扩散。尤其是罗马帝国建立之后，欧洲的中心就是地中海，即使 467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所谓的古代地中海统一体依然存在。法兰克王朝使得欧洲中心一度转移向内陆，但到了 11 世纪，意大利商人又让地中海成为商业黄金通道。随着西班牙在近代崛起，伊比利亚半岛将人类带入一个现代的全球化时代。

在地中海航行，星罗棋布的半岛和岛屿不仅不构成阻碍，反倒可以作为方向参照和中途中转站，即使没有指南针，人们照样可以进行远距离的航行。有趣的是，很多年后，当欧洲人来到新大陆时，他们最大的失望，就是没有发现另一个“地中海”。

为了提高船的速度、动力和机动性，他们不惜降低船的适航性、舒适性、货物容量和最大航程。因为三列桨战舰最底层的木桨只是略高于战舰的吃水线，因此只能在平静的水面航行。

按照希腊城邦的民主传统，公民权与兵役权是统一的，战争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一般不需要向他们支付军饷。在西方桨帆船时代，桨手一般都由奴隶担任，但在雅典海军中，所有桨手都是自由人，而且大多数还是有选举权的雅典公民。

海战与陆战有很多不同之处，其中一点是海战远比陆战成本高得多。一旦在海上战败，不仅造价极其高昂的舰船会严重损毁沉没，而且会造成大量人员死亡，主要是落水淹死。在陆战中，一般胜利一方的死亡率是 10% 左右，失败一方为 20% 左右，但在海战中，失败者因为无处可逃，其死亡率则要高出好几倍。一场海战失利，真的会形成巨大的“沉没成本”，导致元气大伤，在很长时间内难以恢复战力。

西方历史学家说，若没有萨拉米海战的胜利，就不可能有帕特农神庙，也不会有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及希罗多德的《历史》。希波战争之前，雅典尚无哲学、建筑、戏剧、政治学或历史写作等杰出传统。所有这些都是从雅典通过投票决定组建一支舰队并将自己建设成为一个海上强国之后开始的。

希腊人认为民主大于一切，他们担心地米斯托克利因为战争带来的巨大个人影响，会转化为走向专制的权势，因此通过当时法律允许的投票程序放逐了他。面对这场无辜的惩罚，可怜的地米斯托克利只好逃亡到波斯，曾被他打败的宿敌竟然十分宽容地收留了他，并委任他为小亚细亚几个希腊城邦的统治者。真是无比讽刺。

希腊雇佣兵最大的雇主，正是希腊人多年的死敌—波斯。在公元前 4 世纪，波斯常年雇佣数以万计的希腊雇佣兵。萨拉米海战中同样有许多希腊雇佣兵为波斯而战。

雅典和它的民主仍是不完美的。民主政治有时免不了退化成庸众民主，真正有政治才干的领袖有时得不到应有的信任。公元前 399 年，苏格拉底被审判后处决。对雅典来说，成也民主，败也民主

1291 年，马穆鲁克王朝攻陷了十字军最后的城市阿克，统一了埃及和叙利亚。即使如此，马穆鲁克王朝也似乎没有尝试去建立一支海军。 1509 年，马穆鲁克与阿拉伯人、印度人组成的联合舰队，在第乌海战中大败于葡萄牙。后者的战舰数量和人数不足前者的十分之一，但葡萄牙人用的是大炮，而他们的敌人却只能射箭。此战标志着印度洋正式进入达 · 伽马时代。

16 世纪时，海战和陆战一样依赖大炮，这让商船与战船几乎没什么区别，只要在甲板架上炮就行，而且炮越多，火力也就越强大，在海战中越有胜算。这样一来，既要装炮，又要载货，船也就越造越大。对这样的船队来说，无论是战争、贸易，还是探险，其实都是一码事。

依靠先进的航海技术，汉武帝时代，中国商人在南中国海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些帆船从广州或北海出发，最远到达过罗马帝国区域，主要运送丝绸、珠宝、香料、矿物等大宗货品。

永嘉之后，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从黄河流域逐渐南移至长江流域，“苏湖熟，天下足”。南方成为中国经济文化发达地区，造船技术获得极大的发展和提升。南方的特点是水网密布，这在古代社会可以提供理想的交通便利。古书上说：“凡东南都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八十余幅。江湖语曰：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

实际上，纵观 2000 多年历史，中华帝国始终建立在一个依靠舟船漕运维系的经济体制之上。如果没有发达的舟船技术和规模，也就不存在如此庞大的帝国统治。“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

进入宋朝，特别是南宋之后，中国将战略重点逐步转移到了海上，与 50 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作为海关机构的市舶司，每年收缴的关税竟达岁入的 20% 强，成为帝国的重要收入。在宋朝时，中国造船技术已经处于世界顶尖水平。当时欧洲桨帆船还在中世纪的地中海里流连 , 中国商船依靠指南针，已经率先跨入了全风帆时代。南亚的海上航运也从阿拉伯人那里易手。

依靠中国传统的航海优势，宋王朝陨落之后，“政治避难”的移民一度遍及海外，从南洋到日本，无处不有。崖山之后，“曾渊子等诸文武臣流离海外，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别流远国。”

按照主流的现代史观，宋朝的覆灭，元朝的诞生，象征着中国的重新统一，汉胡对立、南北分裂的局面结束了，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现代国家已成雏形。换句话说，现代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