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我曾经于2019年对徐志摩在北京居住过的地方进行了探访，并写了《徐志摩在北京的足迹》一文。在徐志摩罹难90是周年纪念日（2021年11月19日）之际，在此发布该文，以怀念这位新月派代表诗人、散文家。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原名章垿[xù]，字槱[yǒu]森）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市硖石镇保宁坊。1915年，徐志摩从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现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毕业后，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北京大学、美国克拉克大学、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担任过北京大学、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南京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的教授。1931年11月19日因飞机失事罹难，年仅36岁。
在徐志摩36年的人生旅途中，北京是他学习、工作与生活的重要驿栈，是他从事文学创作的核心场所。
1915年秋初，徐志摩第一次来京，在北京大学读预科，住在王府井大街附近的锡拉胡同蒋百[1]里家；
1917年秋，徐志摩再次回到北京大学读书，住在地安门内大街的腊库胡同；
1923年初，徐志摩到西单石虎胡同7号春轩居（今小石虎胡同33号）居住，并创建了新月社[2]；
1925年1月，徐志摩从石虎胡同7号搬到松树胡同7号（今东松树胡同15号），并结识了陆小曼；
1925年10月，徐志摩和陆小曼住进兵部洼胡同39号，享受他人生最后的浪漫；
1931年初，徐志摩从上海回到北京，住在米粮库胡同4号院（今5号院）的胡适家[3]，这是他在北京最后的住处。
徐志摩从小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1915年夏，徐志摩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初秋到达北京，住在锡拉胡同的蒋百里家。徐志摩在给伯父徐蓉初[4]的信中记述了刚到京的情况：“二十三日十一时到正阳门车站，站上有百里叔接应。现住金台旅馆（今地安门西大街38号金台饭店），二十四日由金台旅馆迁锡拉胡同蒋宅居住。”百里叔即蒋百里，他的堂兄是徐志摩的姑父。徐志摩之所以住在蒋家，一是住亲戚家可以免去房租，二是锡拉胡同距离沙滩后街的北京大学很近，上学方便。
锡拉胡同位于王府井大街北口路西，明朝叫锡蜡胡同，清朝宣统后叫锡拉胡同，因胡同内有过锡灯和蜡台作坊而得名。这条胡同不长，一眼能看到头。现在，胡同的两头还有老院子，路中大部分被楼房代替了，蒋百里家的西式院子更无影无踪了，只有原北平市市长何思源[5]先生住过的19号院保存完好。
1916年秋，徐志摩离开张幼仪，到天津、北京、美国、英国读书。1921年秋，徐志摩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上结识了聪秀的林徽因，并坠入爱河。由于林徽因的出现，1922年3月徐志摩与张幼仪在柏林离婚，终结了徐志摩认为的“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婚姻生活。”离婚后，张幼仪赴德国柏林留学，回国后，继续服侍徐志摩的父母，养育她和徐志摩的儿子徐积锴，在事业上也取得了成功。徐志摩遇难后，张幼仪写下挽联：“万里快鹏飞，独憾翳之逐失路；一朝惊鹤化，我怜弱息去招魂。”以表达思念之情。晚年，张幼仪协助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徐志摩全集》。1989年张幼仪病逝于纽约，享年89岁。她是与徐志摩有过情感生活的人中活的最长的人。
因为与林徽因相恋，徐志摩分外留恋在英国康桥的诗意生活，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后，林徽因与徐志摩不辞而别。徐志摩完成学业后回国寻找林徽因，得知林徽音与梁思成[6]已经结婚，深受打击，他只好默默地把对林徽音的爱藏在心底。多年以后，林徽因对自己的儿女说：“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而事实上我并不是那样的人。”徐志摩去世后，林徽因沉默不语。梁思成在为徐志摩料理后事时，捡回一块失事飞机上的木片，林徽因把它挂在卧室里，直到1955年51岁去世。
1917年9月，徐志摩回到北京大学上学，他开始着迷于学唱京剧。据他的朋友毛子水[7]回忆，去腊库胡同拜访徐志摩，有时远远便能听见他唱戏的声音。与锡拉胡同相比，这里离北大更近了，也少了闹市的嘈杂。1918年夏天，徐志摩在赴美国留学离京前，在父亲徐申如[8]和张幼仪的哥哥张君劢[9]的帮助下成为了著名学者梁启超[10]的弟子，圆满地结束了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
腊库胡同的“腊”原来为“蜡”，明清两朝的内务府蜡库衙门曾设在这里。这条胡同有三条岔路，路面干净整洁，老院子错落两旁。现在的居民已无人知晓徐志摩当年住的是哪个院子了。
1925年11月，徐志摩和陆小曼住进兵部洼胡同39号。徐志摩在日记中记叙了和陆小曼在兵部洼中街的生活：“曼又正迁居到西屋，窗前安着书桌；窗外一株寡妇相的丁香，靠近墙边无聊赖的站着。但它多少也有几张青叶子，看着也不无安慰。偏左一株樱桃，几星期前，勉强放了几朵珠子大小的寒伧花朵，随后气也不喘一声，就僵僵的站着死了；也不顾它左右年轻的玫瑰看了灰心。我们打算一半天把它挖了去，也好保全这小园春色的体面不是？”
1926年10月3日（农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了婚礼。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认为陆小曼品行轻薄，坚决不同意这桩婚事。后经胡适、刘海粟[18]劝说，徐申如才勉强同意，但他提出：婚礼必须由胡适做介绍人，梁启超证婚。婚礼上梁启超宣读了证婚词：“我来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话，好让社会上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则，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不要再把婚姻当作是儿戏，以为高兴可以结婚，不高兴可以离婚，让父母汗颜，让朋友不齿，让社会看笑话！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
婚后，他们立即离开北京，到上海安家。在上海这个世界文明的东方大都市，陆小曼如鱼得水，在社交界，陆小曼被捧的红的发紫，渐渐陆小曼没了当初与徐志摩恋爱时的激情，花钱也大手大脚起来。为了生计，1930年秋徐志摩辞去了上海和南京的职务，应胡适之邀到北京工作，一年挣到几百大洋，即便如此，仍然满足不了陆小曼的花销。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姻是冲破封建束缚的自由结合，其间虽也曾彼此伤害，但也深深相爱。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忍受着人们的指责，写下了悼念徐志摩的挽联：“多少前尘成噩梦，五载哀欢，匆匆永诀，天道复奚论，欲死未能因母老；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渺渺离魂，人间应不久，遗文编就答君心。”她深深怀念着徐志摩，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整理出版徐志摩的遗作。1965年4月3日陆小曼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享年62岁。
东松树胡同位于宣武门北新华街东侧，它和北新华街西侧的西松树胡同以前并称为松树胡同。1925年1月，徐志摩和朋友们在松树胡同创建了新月社俱乐部，东松树胡同15号（原松树胡同7号）就是新月社俱乐的旧址。现在的东松树胡同15号，红门灰墙，院墙上围着铁网，大门紧闭。
兵部洼胡同位于国家大剧院西南侧，在明朝初年因地势低洼而得名。由于道路改造，现在路东已经没几户民居了。路西北口1号是个警务工作站，下一个院子的门牌是45号。1号和45号间是一块正在绿化的空地，徐志摩和陆小曼住过的39号院及旁边的院子也被拆除。
徐志摩遇难后，蔡元培[19]写下挽联：“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位于地安门内大街的米粮库的胡同，因有过储藏米粮的仓库（明代称为米盐库，清代改称米粮库）而得名。1930年11月开始，胡适租住在米粮库胡同北侧4号（今5号），它是陈宗蕃[20]私宅的一部分。1923年陈宗蕃在米粮库胡同东口路北置地十余亩，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式别墅，取名“淑园”。淑园西面是住宅，东头则是花园。这是也是徐志摩在北京最后的住处。
走进米粮库胡同，路南的院子从2号开始都是双号，路北门牌号是单数，当年淑园的位置被1号、3号、5号、7号占据，但门上没有号牌，5号院的灰色大门紧闭着。而对面的4号院门口左边有一块很大的黄色牌子上面用黑字写着“米粮库胡同4号”。这个4号院，院门大开，院内非常安静，是个典型的四合院，没有西式建筑。按民国时期北京胡同门牌号的设置方式[21]推算，这个“4号”是当时的21号，不是胡适住过的“4号”。
随着岁月的流逝，徐志摩在北京的居住过的地方，渐渐消失在城市建设的进程中，但是他的优美与伤感的诗篇永远不会淡出人们的脑海。
2019年8月12日
注：
[1] 蒋百里（1882年—1938年），浙江杭州府海宁州硖石镇（今嘉兴市海宁市硖石镇）人。民国时期的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
[2] 新月社：1919年后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1923年成立于北京，1927年春迁往上海，1933年结束。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参加者有梁启超、余上沅、丁西林、林徽因。主要刊物有《晨报副刊》、《新月》（月刊）、《诗刊》（周刊）。
[3] 胡适（1891年—1962年），徽州绩溪人，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4] 徐蓉初（1866年—1935年），清末藏书家，对书画也颇有研究。
[5] 何思源（1896年－1982年），山东菏泽人，中国著名的教育家。1946年10月任北平市市长。1949年作为北平的和平谈判的首席代表，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积极奔走。
[6] 梁思成（1901年—1972年），广东新会人，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等作品的设计。
[7] 毛子水（1893年—1988年），浙江衢州江山县人，1932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1949年应邀赴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被称为“百科全书式学者”。
[8] 徐申如（1872年—1944年），浙江海宁硖石人，近代实业家，曾经创办、经营多家经济实体。
[9] 张君劢（mài）（1887年—1969年），江苏宝山（今上海市宝山区）人，中国政治家、哲学家，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近现代学者，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之一。推崇唯心主义哲学，被称为“玄学鬼”。
[10] 梁启超（1873年—1929年），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推广“诗界革命”。他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就职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1919年的学生运动。
[11] 瞿菊农（1901年一1976年），江苏武进人，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瞿秋白之叔。为1919年的学生运动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泰戈尔访华时瞿菊农与徐志摩等陪同。
[12] 新文化运动：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
[13] 泰戈尔（1861年—1941年），印度诗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和印度民族主义者。
[14] 宗学：专门教授皇族子弟的官办学堂。唐代称为“小学”，宋代开始称“宗学”。
[15] 蒙藏专门学校(也称“蒙藏学堂”)：1913年北洋政府蒙藏事务局在清代咸安宫三学及理藩部蒙古学校的基础上合并建立蒙藏学堂，为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培养训练蒙、藏等民族人员的学校，先后隶属于蒙藏院和蒙藏委员会，1918年改为蒙藏专门学校，后停办，1923年恢复。1919年，该校进步学生曾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邓中夏曾到该校开展革命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前，已有上千名蒙藏族学生毕业。校址在北京市西单石虎胡同，新中国成立后在其旧址建立中央民族学院附属中学，现为国家级文物保单位。
[16] 松坡图书馆：1916年11月8日，蔡锷（字松坡）病逝，12月5日，梁启超在上海为蔡锷举办了公祭与私祭，并倡议创办松坡图书馆。1923年11月4日，松坡图书馆正式成立，梁启超任馆长。在北海公园快雪堂设第一馆,专门收藏中文书刊，北京西单小石虎胡同清右翼宗学旧址设松坡图书馆第二馆，专门收藏外文书刊。
[17] 王庚（1895—1942），江苏无锡人，民国时期高级军官，中国陆军中将。1911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保送美国，先后在密西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西点军校就读。王庚回国后曾任职于北洋陆军部，并以中国代表团武官身份随陆徵祥参加巴黎和会；后任交通部护路军副司令。王庚和陆小曼以及徐志摩在当年是热门新闻，王将军以优雅的绅士风度主动退出了纠纷，且未再娶。
[18] 刘海粟（1896年—1994年），江苏常州人，现代杰出画家、美术教育家。1912年与乌始光、张聿光等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历任南京艺术学院一级教授、院长、名誉院长，上海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第三、四、五、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25年8月陆小曼拜刘海粟为师学画。
[19] 蔡元培（1868年—1940年），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北伐时期，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1927年参与发起“护国救党运动”。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1933年，蔡元培倡议创建国立中央博物院，并亲自兼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
[20] 陈宗蕃（1877-1953），清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进士（中国科举制度的最后一科进士），任刑部额外主事两年。光绪末年留学日本，1910年毕业回国，任邮传部主事。1912年在北京任审计院主计，此后历任决算委员会坐办、国务院统计局参事、法律编纂会编纂、中华懋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银行公会秘书、北平市参议员等职。其代表作《燕都丛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北京城区宫殿苑囿、坛庙衙署的沿革，着重考察了近四千条胡同街巷的变迁，是研究北京历史不可忽略的重要史料。
[21] 北京胡同门牌号的设置方式：民国时期，无论胡同的走向如何，门牌号都以“U”型按序排列，首尾相见。东西走向的胡同先从路北的东头向西排起，1号、2号、3号……小号在东依次向西排列，排到最西头又折回来，下一个是路南的号。南北走向的胡同，则是先从路东的南头向北排起，小号在南大号在北，排到北头再折回来，到了最北头的路西又是小号在北，顺序往南排，大号在南。1965年以后，东向西街巷胡同，路北是单号，路南是双号，号码从东向西按大小排序。南北走向的街巷胡同，路西是单号，路东是双号，小号在北头，大号在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