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考上一个好大学,我选择了艺考

​经久,03年生,女,河南人,高三。


01

高二那一年,被无数顶尖学子碾压地举步维艰,我毅然选择了拐弯——奔向了艺考的浪潮。

我花了三个月时间去说服自己,靠高考文化课成绩,我别想考上一个不错的大学。

又花了一个月时间,死缠烂打,软磨硬泡,把我爸妈烦得要死,逼得他们好不容易松了口,好歹同意我去试试。

这一试就出不来了。

高二国庆那天,我踏上了前往未来的大巴。

我爸妈没有跟去。

我从小就自立得可怕,高中三年,开学放假,我的行李床铺全都是我自己收拾好,自己搬到学校的,他们统共只送过我一次。

奔赴艺考的一年半时光里,他们甚至连我学习的城市,都未曾踏足。

也不知道是我太让人放心,还是他们过于宽心?


02

艺术生的种类其实挺多的,播音、编导、美术、声乐、体育……

我选了其中最不好走的那一条——编导。

编导,全称“广播电视编导”。

编导的分数线(无论是文化课还是专业课)是所有科目中最高的,但是它并不吃香(可能只是在我们这个小城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比较冷门的。

冷门到什么程度呢?

在上一届高三艺考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艺术学校只有我一个编导生。

你们能想象到那种画面吗,偌大的教室里,几十个桌椅排列整齐,讲台上一老师口若悬河,教室后一实习老师聚精会神,而整个教室中央,却只有一个学生在奋笔疾书……

可以说是交了大课的钱,意外地收获了二对一的小课。

好处是,两个老师围着你排疑解惑,绝不会出现老师忽略你,或者是跟不上节奏的情况。

坏处是,整个班只有我一个学生,老师每节课提问,就算他们再怎么换着花样来,提问的对象也只有我一个。

那时候,经常是一节课下来极度疲惫,头疼腰疼手疼,哪哪都疼。

每次下课的时候,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背着书包从教室里出来,对面播音班一群人浩浩荡荡,勾肩搭背,欢声笑语……

连续三个月,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招生老师可以再给点力,好歹给我拐来一个同伴来分担,啊不,分享一下编导老师上课时集中提问的火力。

然而,并没有。

播音班的老师倒是一直致力于拐我去学播音,他觉得我可以激励一下播音班那群天天好吃懒做,肥死活也减不下来的憨憨们。

我们编导老师因此记恨上了播音老师,毕竟,她只剩下我一个学生了。

二位老师天天针尖对麦芒,掐来掐去,斗得不亦乐乎。

斗着斗着,他俩就在一起了。

我就这样成为了播音班的一份子,啊,不对,是半份子。


03

我第一次集训是小长假,为期三天。

艺术学校和我家不在一个城市,哪怕我再自立,那时候我也才高二,还得自己想办法回去。

我在我即将回去的那天中午,给我父母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可能会乘火车回去。

可是那个时候,火车已经没票了,我只是单纯地不想麻烦他们。

和我同寝的姑娘,外号叫二瘦,她看我为了回家而发愁,很有奸商风范地问我要不要乘她家车回去,当然,得付车费,还不许告诉她爸妈。

我同意了。

那天,她家车上多载了三个人,二瘦就这样赚了一大笔。

下一次集训就到了寒假,这一次连去都成了问题。

其实,平常星期日艺术学校那边会派车接送,但临近春节,校车的司机回家过年了,临时又租不到大巴,只能自己想办法去。

这一次,我爸开车送我。

二瘦问我打算怎么去,她没订到火车票。

于是,我告诉她可以乘我家车去,不收车费。

我俩对视一眼,都很尴尬地笑笑。

其实可以从这件事侧面,看出来我的部分性格,记仇而且死倔。

寒假的集训,没几天就被迫终止了。

那天,武汉发现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人的消息传遍了全国,校长害怕出事,匆匆结束了集训,让我们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但就算是新冠肺炎,也没能动摇我们校长举行期末考的决心。

那场考试,成了我人生中唯一一场没有监考老师的考试。

毕竟只有我一个人,就算我从教室这头,漂移到那头,都不可能抄上,太令人放心了。

试卷当天下午就改好了。

嗯……我是编导班第一,各种意义上的,正着数倒着数都是。


04

这场假一放,就放了三个多月。

除了学校的网课和不断追加的作业,我在家愣是补完了一百多部电影,一天一部,看得我后来一看到“小黄龙”“在月亮上钓鱼的小人”“举着火炬的女神”等等动图……就直犯恶心。

学了编导后,最大的变化就是你再也不会以正常的眼光去看待每一部电影,你会不由自主地代入你学习的那些东西,以一个专业电影人的目光去分辨一部电影的好坏,而不是简单地看个热闹。

我们老师讲影评那一节的时候,曾说了这么一段话:“不知道你们究竟是为了考学还是因为真的热爱,但是你们既然坐在了这个课堂上,你就要以一个专业电影人的身份去要求自己。

“你不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观众,而是一个具有着专业眼光、专业素养的,并且会在将来一段时间内,都要为了我们这个行业的发展出一份力的电影人。

“广播电视编导并不是你们参加社会的一个捷径,它只能算是一个阶梯,你踏着它,能做到哪里,全看你自己。”

我每次想起她这一段话,都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


05

我们上专业课来回特别艰难,每周日中午十二点出发,在路上颠簸两个小时,上完课,回来又要两个小时,上课的时间还不如在路上的时候多。

有一次,去的时候,天毫无征兆地降暴雨,坐在车上,一路都在担心要怎么去学校。

大巴车只会停在固定的地点。

之前每个周日的晚上,下车之后,我还要自己骑二十分钟的共享单车去学校。

其实我们学校本来离下车点不远,只是今年学校搬了新校区,在和另一个小城交界的地方,偏远得很,一路上连路灯都没有。

我花了三十多买了一把伞,骑着单车,在狂风骤雨中勇士一般地骑了一路。

豆大的雨点打人有多疼,从此以后,我是最有话语权的那个。

因为骑车没法打伞。

我白白花了身上所有现金,买了一把无用的伞。

我心还大,当时骑车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一边骑,一边还自娱自乐地唱,“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然后,停下来擦一擦被雨挡住视线的眼睛。

本来二十分钟的路,那一次,我整整骑了三十几分钟,中间包还掉了一次,摔得全是泥。

我那时候想,我真是太坚强了,然后回去看到闺蜜的第一眼就哭了。

橙子被我吓了一大跳,抱着我,任我哭了一节课。

后来想想,我既然有钱去买把伞,为什么不拿着这钱去打个车呢?

打车它不香吗……


06

那之后,又过了两三个星期,我们拍证件照了。

当时招生老师终于“拐”来了十几个学生,我终于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在最前线了。

播音和编导合在一起,拍照就拍了两天,还别说有一部分人要拍艺术照,有的艺术照可能都不止一张。

我被安排在第二天的上午。

我当时要拍一张证件照和一张艺术照,大冬天的,凌晨五点起来赶火车,六点多就到了另一个城市。

但是学校在八点半左右才开门。

我们去的早,第一批就给我们化妆拍照,一大早就拍完了证件照,之后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因为艺术照要等所有人都拍完了再拍。

本来我们校长打算让我早点拍完早点走,但是同行的二瘦不愿意。

她是这样跟我说的,“反正咱们几个还是一起回去,让别人先拍呗,我们又不急,一会我先拍,然后李(另一个姑娘)再拍,你最后拍,我们拍完了等着你就行。”

我想想也是,就答应了。

这一等就等到了五点半。

等我拍完已经六点多了,刚从摄影棚出来,老师一脸为难地告诉我:“二瘦跟李先走了,你看看你怎么回去,这个点不好回啊……”

我一下就懵了。

这个城市到我们那里的大巴只到晚上六点,她们担心赶不上车,看我在拍摄,就没跟我打招呼,自己先走了。

我紧赶慢赶打了辆出租,在下车的时候,收到二瘦发来的消息,“我们先走了,最后一辆车了,最后两个位置,你看看你自己怎么回吧……”

我只好苦笑。

查了当天的火车,只剩下晚上八点五十的一辆车,回去也不知道要几点了。

人生地不熟的城市,大晚上我一个人在火车站门口蹲了快三个小时,冬天的风呼呼刮得我脸疼。

买火车票的时候,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中年大叔,操着一口我听不懂的方言,一直在发微信骂人,说话的声音满大厅都听得清。

我默默地往后退了退。

那一瞬间,我脑中涌现出了之前看过的很多报道,我连我明天上新闻的标题都想好了——《十七岁花季少女火车站神秘失踪究竟为何,法治社会带您走进隐秘的真相》。

那时候,我谁也联系不上,朋友都在考试,姐姐在上课,父母……之前打过一次电话,我爸在听到我晚上回不去的消息后勃然大怒,直接挂了电话。

我一人茫然四顾,举目无亲。

所幸是一路上没发生什么意外。

九点半我从火车站出来,在门口找了一辆共享单车,匆匆骑上就向学校赶。

我生怕十点赶不回去,就回不了宿舍了——我没法回家,回家一定会挨骂。

但我遇到一个问题,我不认识路。

手机快没电了,我基本是骑一段路,就得停下来问路。

就算这样,我还是走错了好几条巷子。

紧赶慢赶,终于是在10点左右回去了。

这一次我没再哭了,因为我发现哭一点用也没有,除了自己心疼,不会有别的结果。

我一路上都在想,要记住现在吃的每一分苦,以后一点点为自己补回来。

然后就到了现在。

现在,我马上就要开始一个月的集训,为之后的统考做准备了。

注:本文配图由作者提供。

今日小知识:

广播电视编导是一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属艺术学类专业,基本修业年限为四年,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广播电视节目编导、纪录片导演、频道与栏目策划、节目采访制作,以及在广播、电视、网络等传媒机构从事播音主持及其他语言传播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这是伍识的第 95 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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