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春秋之六五
树大招风：苏东坡盛名之下被改写命运的三个儿子
文 和运超
苏东坡不仅是宋代一等一的全才型文化巨人，就在整个中华历史里，也能列入知名度最高的古人前列。以今时今日人们对苏东坡的喜爱和关注，多数人也知道他的一生不算顺遂。尽管宋神宗与宋哲宗两代皇帝对他其实都有好感，偏偏还是将他贬来贬去，连带儿子们也一起颠沛流离。对于著名的四川眉山三苏，今天人们大多都知道苏轼和苏辙兄弟俩感情非常深厚，却很少有人关注苏东坡三个儿子的经历。实际苏迈、苏迨与苏过，全都因为苏东坡后半生的贬谪，改写了自己一生的命运。
一、长子苏迈受乌台诗案牵连
苏迈，字维康，是苏东坡第一个王夫人王弗所生，按籍贯是眉州眉山县人，实际生于北宋的京师开封府。五岁左右，因苏洵过世，苏轼、苏辙兄弟将父亲送归眉山安葬，苏迈跟着家人一起回到四川，在守孝期间跟着父亲读书三四年。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苏轼守丧结束。夫人王弗身故，苏轼带着不到十岁的苏迈回到开封，续娶妻子的堂妹王闰之，将苏迈交给王氏抚养，督促读书。这时，王安石推动新法，苏轼有些不赞同（实际苏轼一生对神宗年间新法的态度有过几番转变，但他并不回避自己的态度，这也是造成半生跌宕的原因），于熙宁三年写了著名的上皇帝书，跟着还再论、三论。
苏轼在仁宗末年的科举中一战成名，受欧阳修大赞，王安石和神宗其实都对苏轼很欣赏，四川老乡范镇就想推荐苏轼接替知谏院，王安石坚决阻止。即便如此，神宗还想安排苏轼编撰史书一类闲散职务，可以留在京师，但王安石以提升待遇的方式非要将其派往杭州，苏迈跟着前往。三年后转去密州，苏迈就跟随父亲辗转，成长为一个翩翩少年。
熙宁十年（1077），苏迈满十八岁，苏轼为儿子向同乡前辈吕陶求亲（为四川眉州彭山县人，年长苏轼十岁。吕陶是宋代典型弘扬儒学的士大夫，重视民生和文化教育。本来在四川知彭州，也上疏反对王安石，贬为蜀州通判。宋哲宗继位后因司马光等人恢复地位，改殿中侍御史。活到徽宗年间身故，享年七十七岁。另外，苏轼最初想的是通过范镇向司马光求亲，都知道司马光只有一个夫人张氏，一说张氏没有生育，一说有过两个夭折的幼子，最后才以哥哥司马旦的儿子司马康为嗣子。并没有关于女儿的记载，所以苏轼向司马光求亲一事颇耐人寻味，很有苏轼初回京师希望表明立场，结好司马光的意思。苏轼、苏辙在京师参加制科考试时，司马光是考官，所以苏轼苏辙等同于司马光的门生。苏洵过世时，司马光参加吊唁，苏轼顺便为亡母程氏向司马光求墓志铭，司马光欣然同意。所以本来司马光与苏轼兄弟交情也匪浅，因此有希望结亲巩固关系，至于是否司马光本人女儿恐怕都不要紧，但这一事没有顺利达成）：“里门之游，笃于早岁；交朋之分，重于世姻。某长子迈，天资朴鲁，近凭一艺于师传。贤小娘子姆训夙成，远有万石之家法。聊申不腆之币，愿结无穷之欢。”两家结亲，次年八月，吕氏生下儿子苏箪。三年后，苏迈考中元丰四年（1081）进士，次年吕氏病故于黄州。
就在苏迈积极备考的元丰初年，苏轼卷入著名的乌台案中。苏迈当时在京师，天天给狱中的苏轼送饭。父子俩不能直接见面，于是暗中约定，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坏消息就送鱼，以便心中有数，同时，苏迈为父亲的案情还四处奔走，托人申诉。
关于乌台案的研究已经很多，大体是苏轼辗转杭州、密州、湖州等地为官时，亲眼目睹新法推行中，尤其青苗法、食盐专卖法等令百姓利益受损。苏轼为人正直，就在诗歌里有所感慨。
乌台案之所以严重，和王安石本人却没关系。王安石于熙宁九年就因为舆论被免，新法后期是神宗一手坚持推行，所以，对苏轼的调查是钦定，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连上章针对苏轼。
他们从苏轼在湖州的上书中找麻烦，然后联系一系列诗歌找出大不敬的证据，尤其苏东坡和李清臣、司马光、苏辙、黄庭坚等人来往唱和的作品。另有和驸马王诜的往来文书是重点，苏轼在湖州为官，正是王诜先从开封得到消息，通知在南京的苏辙（指宋代南京，今河南商丘市）。
通过审理，苏轼最终承认一些作品涉及新法，因此宋神宗十分恼怒，大理寺根据宋代刑律中批评君主的量刑，苏轼属于士大夫文化的“讥讽”，表示婉转反对，情节相对较轻，加上认罪态度也不错，按律应“徒二年”。再根据宋代另一“会赦当原”的原则，就是创作一系列诗文的时间段，每每有大赦天下的诏旨颁布。诗文批评并不是十分过激，属于可以原谅的范围，归纳下来，还是可以免除对苏轼进行惩罚。
御史台对此不满，又让审刑院复核案情，得出结论是支持大理寺，并进一步强调赦令的有效。可都知道，苏轼最终还是被贬，实际就是另据皇帝圣旨对苏轼要处以“特责”，从法律角度本可赦免，但皇帝另外强加惩罚。如推行新法之初，苏轼批评激烈一点或早被发现态度如此，那就属于大不敬之罪，尺度严一些处以死刑都是可能的，好比当年韩愈激烈反对唐宪宗迎佛骨，一开始就被论罪当死 。
由于苏轼在朝野上下有很多人欣赏，不论是出于苏迈苏辙的请托，还是本来就同情，先后有很多人求情。像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连王安石实际也爱惜苏轼，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更有太皇太后曹氏出面：“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还有章惇也出面说情（章惇和苏轼同是嘉祐二年进士，一起从陕西出仕，苏轼为凤翔判官，章惇为商州令，两人同游终南山。苏轼贬谪期间，章惇多次送衣物药品，因这份情义，苏轼后长期与章惇保持来往。两人关系变坏是哲宗以后，朝中仅剩章惇一个所谓新派，苏辙在司马光等人集体批评时率先附和打击章惇，苏轼当时选择沉默。章惇为人冲动强硬，对苏轼一声不吭感到失望。后来哲宗亲自主事重用章惇，再次贬谪苏轼。但徽宗继位后反过来贬章惇到岭南雷州，苏轼回到中原曾给章惇和儿子章援去信，同样送去一些药物，两人关系有所缓和，但再没有机会重遇。苏轼死后过了四年，章惇也死了），最终苏轼贬谪“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长子苏迈和父亲一起到黄州。
其他有三人受牵连很重，首推驸马王诜，因泄密给苏轼，还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更因对公主不礼貌，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为真宗名相王旦的孙子，官职并不高，但是有名画家，和苏轼感情很好。其父王素也对苏轼很欣赏，王素与苏轼的伯乐张方平同龄，张方平正是王巩的岳父。苏轼守父丧归蜀期间，王素知成都府，苏轼就曾登门拜会。王素于熙宁六年身故，年六十七），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宾州（今广西宾阳）。苏轼非常内疚，写诗说：“兹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元丰四年（1081），苏轼有《次韵和王巩六首》，之后多次在书信中流露愧对王巩的自责之意。
第三个是弟弟苏辙，曾奏请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由于亲属连带关系，苏辙降职任筠州酒监（宋代筠州在江西省，位于高安县一带），称“五年不得调”。不无凑巧，后哲宗主事绍圣年间“绍述熙宁”，苏辙因批评李清臣在科考试题中拿新法做文章惹怒哲宗，贬袁州知州，还没有到袁州就改为分司南京（宋代南京为河南商丘），又令筠州居住。苏辙加深对颜回安贫乐道的体会，写了著名的《东轩记》回忆父兄均爱竹，力求品格高洁的志向。
元丰七年（1084），苏迈和苏轼离开黄州到江西境内分别。当时苏迈授饶州（今江西省鄱阳湖东）府德兴县尉，父子二人在齐安湖口石钟山下，一起实地考察，苏轼写下流传千古的《石钟山记》。之前在黄州，苏迈就对鄱阳湖畔的石钟山来历十分费解，翻阅《水经注》等记载，苏轼坚持他的名言“博观约取”，需要多看书，但不能被书所误，有时要做考察。之后苏迈前往德兴县赴任。
与苏迈分别后，苏轼到筠州探望苏辙（也有说先探望苏辙，然后苏轼再和儿子苏迈分别），两人同游览附近山寺。然后苏轼去了庐山，留下充满禅学和哲理的“不识庐山真面目”的体悟，这一次庐山之行被誉为苏轼一生悟道的转折点。江西是南方禅宗中心，苏轼和苏辙都留下重要的思想转变印记。
苏迈经过父亲多年熏陶，在德兴身体力行，尽职尽责。苏轼与好友陈季常（民间流传河东狮吼故事的原型陈慥，字季常，是苏轼好友，也是眉州老乡。一说两家是世交，其父陈希亮为凤翔知府时曾是苏轼上司，陈季常是陈希亮第四子，豪侠式人物，与苏轼在黄州重逢，陪伴苏轼度过最受打击的几年，然后一直隐居黄州）写信就评价苏迈“颇有父风”，内心对儿子的成长很满意。
到元丰八年（1085），苏轼恢复名誉，在徐州大病一场，苏迈经常前往服侍，他在城南湖畔安家，得名苏家湖，也在这里续娶夫人石氏。
哲宗年间苏轼被贬往岭南（这次贬谪与乌台仍然类似，从他的许多往年奏稿文书中挑剔有贬低先帝神宗的词句），苏迈为照顾父亲和家人，主动求职韶州仁化令，因毗邻惠州，让家眷前往照顾苏轼。结果朝廷觉察两地相近，需要回避，不同意苏迈上任。等苏轼与苏过去海南以后，苏迈才前往承担照顾家眷的重任（苏过的家人留在惠州）。
哲宗元符三年（1100），苏轼终于从海南返程，苏迈接到苏轼、苏过一同回中原，苏轼到常州病故，苏迈和苏过遵从父亲心愿，将其安葬在河南汝州的小峨眉山，然后苏过定居那里。
为了照顾父亲和家人，苏迈一生也经历辗转流离，始终只在地方做一些小官。到徽宗年间苏家定性为元祐年间的旧派子弟，基本被闲置。到政和二年（1112），五十五岁的苏迈从秀州嘉禾县令罢官，最后见了叔父苏辙一面，返回徐州苏家湖闲居，到六十一岁病故。
二、次子苏迨看破俗世内心好道
苏轼的次子苏迨，是熙宁初回到开封娶继室王闰之所生。苏东坡曾写诗描绘苏迨：“我有长头儿，角頬峙犀玉”，形容苏迨生下来样貌颇为奇特可爱。
苏迨小时候体弱多病，据说四岁前还不能走路，需要大人抱或背，苏轼诗云：“四岁不知行，抱负烦背腹”，多方治疗未见大效。苏轼去杭州任通判，与上天竺寺的辩才法师交好，就让苏迨在观音像前落发，寄身佛门。居然发生奇迹，苏迨忽然能走路了，苏东坡特地写下“师来为摩顶，起走趁奔鹿”的句子。
少年时期的苏迨对读书不感兴趣，可能鉴于父亲、叔父、兄长全因乌台案受牵连，苏迨不想走科举仕途，长期喜好道家学问。不过生于文豪世家，苏迨从小耳濡目染，文学天赋还是有的。相传十六岁时，跟苏轼去登州途中遇到大风，苏迨写《淮口遇风》诗，苏东坡就赞不绝口“我诗如病骥，悲鸣向衰草。有儿真骥子，一喷群马倒。”“君看押强韵，已胜郊与岛”。认为苏迨诗句不仅超过了自己，还超过孟郊和贾岛，可惜苏迨的诗并没有流传下来。
兄长苏迈出仕以后，实际就由苏迨和苏过陪着苏轼辗转各地。苏迨长大以后，很多资料说他于哲宗初年考中进士，属于误传，实际他根据父荫只受了一个承务郎头衔。
元祐时期虽然司马光出山，旧派人士逐渐恢复地位，但出于维护神宗权威，对官员出身要求非常严苛，卷入纷争的官员家属子弟连京城都不许待着，更不用说参加科考。要紧的是，在司马光主事期间，苏轼再次改变态度，对部分新法比较维护，反而与司马光颇有矛盾。苏迨青年阶段受父亲在朝局的影响比苏迈还严重，基本就此打消人生积极仕进的一面。
很多记载误认为苏迨是通过改名参加科考，或者认为离开苏轼去跟张载修习理学，完全是将苏迨与苏昺混同为一个人。
实际元祐、绍圣年间，苏迨已开始修道。以苏轼留下的诗文看，苏迨青少年本来受佛门影响明显，但这主要是苏轼为了苏迨小时候能健康长大，才将他寄托佛门。多少还是影响到苏迨看淡名利的性格养成。
苏迨长大以后，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喜好，转为注重修道，同样也可以看出苏家因为苏轼卷入的祸事，苏迨自己是越发厌倦尘俗名利纷争。像元祐六年（1091），颍州大旱，太守苏轼就让儿子苏迨与州学陈师道（苏轼最著名的门生之一，诗歌成就显著，正是颍州期间苏轼收陈师道入门，十年后意外病故，还不到五十岁）斋戒祝祷，举行一些仪式祈求上苍眷顾百姓。
这一年七月，苏轼写了一篇批评理学家程颐的奏疏：“只因臣素疾程颐之奸，形于言色，此臣刚褊之罪。”（见《东坡全集·卷六十奏议十三篇》）苏家子弟全是奉行孝道、兄友弟恭的表率，苏轼与程颐的争辩当时非常尖锐，以至于后来钱大昕把元祐年间苏程之争概括为蜀洛两派，虽然过于夸张，但毕竟苏轼、苏辙当时门户立场是客观存在，苏迨会抛弃家门去跟随张载改学别家的可能性不大。
从学术的角度看，这与苏迨抛弃年幼浸润佛门修养，长大后选择修道不同。宋代有大量学问深厚的名人兼通儒释道三家，佛门高僧和道家高人精通其他学说的也不少。在苏迨来说，不论从传承家学还是从古人重孝方面，放弃苏轼这一学问广博的父亲去追随张载都显得不合情理。何况事实上苏昺另有其人，他的确就是关中人，年纪也比苏迨大十来岁。
苏迨等到徽宗年间才出来做事，只担任武昌管库这种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也从没有广东省政的官职经历（苏轼与苏过在海南时，苏迨确实并无多少记载）。苏轼和父辈好友要么过世，要么没落，叔父苏辙已老迈赋闲。苏迨于靖康元年身故，一生都与世无争，默默无闻，体现他潜心好道的清净本色。
三、幼子苏过继承苏轼的文学才华
苏东坡的小儿子苏过，也是继室王闰之所生。
苏过出生没几年，苏轼就卷入乌台一案。年仅六七岁的苏过随母亲王氏和二哥苏迨留在湖州饱受冷眼。之后去黄州，苏过跟着父兄下地耕种，从小就体会到民间疾苦，他与父兄一起学习的意志也很强烈。
苏东坡对苏过的教育十分重视，他的天赋也极高。由于大哥苏迈出仕，二哥苏迨偏佛道修养，唯有苏过才真正继承苏家文学的衣钵，从出生到三十而立，苏过一直没有离开过父亲。尤其风华正茂的青年时期，跟着苏轼从广东到海南岛，在巨大的挫折中加深和父亲的关系，受苏轼的熏陶也最深。
苏轼这一生的多灾多难很难说和才学名声太大没有关系。
苏轼、苏辙都成名很早（之所以苏轼的名声更高，如果不过分推崇天才论，也因苏轼的年纪与修养当时更显成熟，苏辙毕竟还不到二十，尚需进一步锤炼打磨），年轻时的苏东坡，个性与李白有些许相似，也有“谪仙”气质（比如著名的《明月几时有》营造的就是典型的谪仙形象，所谓“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可惜他很早就卷入派别纷争。苏东坡人格魅力很强，并非恃才傲物就一定不擅交际，实际都知道他交游非常广，即使王安石、司马光、章惇这些全都在不同阶段发生矛盾，可实际私下都关系不错。
苏轼后半生一贬再贬，苏过一直陪伴父亲长途跋涉，照顾生活起居，聆听教诲，并时时安慰父亲痛苦的心灵，父子感情极深。
苏过对苏东坡的孝顺令许多同时代人称赞，“翁板则儿筑之；翁樵则儿薪之；翁赋诗著书，则儿更端起拜之。为能须臾乐乎先生者也。”（晁说之《故宋通直郎眉山苏叔党墓志铭》，苏过字叔党。晁说之是北宋十分兴旺的晁氏家族代表之一，老师是司马光，元丰年间中进士得过苏轼指点。从兄晁补之也是苏轼著名门生之一，从弟晁冲之又是苏门陈师道的学生，徽宗年间入大晟府与词人周邦彦齐名，他的外甥是大诗人陆游）。
哲宗绍圣元年（1094），苏过随苏轼初到惠州，写有《和大人游罗浮山》诗：“海涯莫惊万里远，山下幸足五亩耕。人生露电非虚话，大椿固已悲老彭。蓬莱方丈今咫尺，富贵敝屣孰重轻。结茅愿为麋鹿友，无心坐伏豺虎狞。”诗中充满对父亲含冤受屈的安慰之情，在艰辛的耕读生活中，只要学道有成，利禄富贵视若“敝屣”、“露电”，表现了二十二岁的苏过甘于淡泊、不求富贵的旷达思想。
苏轼名声大，人缘好，刚来惠州时，知州詹范就让他住到三司衙门的合江楼，享受在职高官的礼遇。苏轼刚住两天就觉不妥，搬到偏僻的嘉祐寺寄居。第二年，绝交多年的表兄程之才出任广东提刑，与苏轼重逢和解，令苏东坡心情大悦。
程之才既是苏轼母亲的侄儿，又是苏轼的姐夫，娶的是苏八娘，年纪大苏轼一岁，同样有诗文才华，苏轼、苏辙小时候经常和八娘读书游玩，感情非常深。据说程家不喜欢八娘的才女性子，经常虐待她，结果生下儿子后患病，程家居然不请人医治。苏洵气愤之极，将八娘带回苏家救治。苏八娘刚刚好转，程家就上门吵闹，反说八娘一身小姐脾气，不孝敬公婆，还抢走小孩，令八娘再次病发，仅十九岁就死了。苏洵一家伤心欲绝，公开宣布和程家绝交。
出仕以后，程之才属于支持王安石一派，而苏轼起初与范镇、司马光观点相近，对王安石不大满意。为支持王安石，程之才曾落井下石，对苏轼进行诬陷，为人确实糟糕。但到哲宗继位后，程之才出任广东提刑，章惇等要程之才继续打击苏轼，结果却来了一百八十度转变。
苏轼本来在惠州也很担心程之才会继续对他不好，还托人试探，怎知程之才不愿意再像从前那样，反而过来探望，两人化解多年恩怨，在岭南一起游山玩水，诗文唱和，的确给临老的苏轼放下一块积压多年的大石。
如前所述，苏轼贬去岭南，长子苏迈一家和次子苏迨都没能相伴，起初只能将家人留在江苏境内，靠苏辙的部分俸禄养着（实际苏辙和苏轼一同被贬，但苏辙当过宰辅，家底比苏轼要好一些），后来苏迈才求得韶州仁化令。
苏轼和苏过后来用所有积蓄在惠州白鹤峰畔建了一间简陋院落，做好终老岭南的打算（譬如几乎人人皆知的名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对荔枝的喜爱实际是一份乡土之念，唐代杨贵妃喜欢荔枝也是类似原因，他们都来自四川蜀地，荔枝相当于苏轼和杨贵妃钟爱的“小时候的味道”），苏过在惠州也成亲，娶的是范镇（四川成都人，司马光至交好友，熙宁初年想提携苏轼知谏院，被王安石说动神宗调离京师去杭州）的孙女，范百嘉之女。
第二年，惠州遭一场飓风袭击，苏东坡曾命苏过做《飓风赋》，写好之后获文人们一致好评。在惠州三年，苏轼有诗评价苏过：“小儿耕且养，得暇为书绕。”还说苏过有奇志，其《凌云赋》笔势如《离骚》。期间苏轼的妾王朝云因为生活清苦，染上南方时疫病故，年仅三十四岁（死于绍圣三年，正是灾害过后引起时疫）。
绍圣四年（1097），苏轼再贬海南琼州别驾，安置儋耳县。苏过把妻儿留在惠州白鹤新居，挑着书担随父亲过海。这一次，苏轼好友波及挺多，比如张耒、秦观都受罚。秦观从绍圣元年就开始遭贬，本来在处州，这次贬到广西横州，元符初再迁雷州。秦观和苏轼最后一段时间曾通信，赦还后还相约重聚同行，结果秦观先死，年五十岁。苏轼非常悲痛，没多久也跟着病故。
苏轼在前往海南途中，经过藤州时有幸与弟弟苏辙见了一面。两人同行到雷州海边才分别（苏辙被贬化州别驾，安置在雷州），这也是兄弟二人最后一次相会。
当时的海南岛上无肉无油，与土人（指黎族先民）语言不通，甚至无处可居，父子二人搭起简陋的草棚，一旦雨天基本就完蛋。苏轼后来就记录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父子俩除了读书论文消磨时光，再无其他事情可做。
直到军使张中到任，才修葺了一所稍微像样的驿馆，苏轼父子才有落脚之地。苏过跟父亲饱尝人间冷暖，从岭南到海南，苏过的像《题郁孤台》等诗一派纯真自然，平淡旷达的气质甚至比苏轼还要突出。
在海南三年，苏轼是年过六旬远投边荒，虽然阅历深厚，但再如何超凡脱俗，毕竟是垂垂老矣的凡人，眼看一生终了，内心多少有不甘与不平的郁结。而苏过是逐渐成熟，一方面善于观察民间疾苦，写下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文。另一方面立志甘于平淡，苏过到海南次年写《志隐赋》，以客主问答的形式，揭示将终老海南、不图仕进。假客人之口描绘自然环境恶劣，劝说主人正当年轻有为之际力图仕进，摆脱当前桎梏。而主人列举仕途艰险，极力描绘海南山川秀丽，物阜民淳。
可以试想，如果不是有甘于平淡的小儿子苏过对父亲细心照料，两人有共同兴趣爱好讨论诗文，互相排解，苏轼在岭南与海南一共七年时光能否顺利挺过，他是否真像后人认为地那样——苏东坡一生乐观旷达，实在不敢想象。
元符三年（1100），苏轼遇赦北归，次年六月刚到常州很快就去世，苏迈、苏迨和苏过兄弟三人伤痛不已。次年迁葬于汝州郏城县小峨眉山，苏轼遗言云：“尝爱郏山形胜类其乡，遂有终焉之志”。苏过移家汝州，从此长住那里。
宋徽宗年间蔡京上位，实际是继承新法精神，对元祐旧派子弟很排挤。苏过于四十一岁做太原府监税，四十五岁做颍昌府郾城知县，总共出仕不超七年。其余时间一直在颍昌府闲居，继续陪伴叔父苏辙。
苏辙在哲宗元祐年间曾位列参知政事，蔡京主事后对其坚决不与机会，苏辙以太中大夫退休，到徽宗政和二年（1112）病故，年七十四岁。这一年苏过的长兄苏迈罢官，带家人返家途中专程到颍昌府探望叔父苏辙一家，包括弟弟苏过。五十五岁的苏迈有幸最终见到叔父一面，苏辙还有《喜侄迈还家》诗一首。
苏辙晚年每每怀念兄长，经常称赞苏过为人至孝，且继承兄长的才学。其实苏辙同样有三子苏迟、苏适、苏逊。在北宋时也大都成年，也基本默默无闻，三子都在苏辙身边。到南宋后，苏迟比较显达，南宋苏家还露脸的基本就是苏辙子孙了。
苏轼的一生挫折留给苏辙、苏过等家人都产生鲜明的印记，像苏辙在徽宗年间越加凸显对颜回精神的追求，苏过也推崇陶渊明。在颍昌任上“营造湖阴水竹可供玩赏者数亩”，与陶渊明居斜川同一甲子，将家居之地命名小斜川，后来苏过被人称斜川居士，连文集也叫《斜川集》。
宣和五年（1123）五月，苏过权中山府通判（当时属河北定州），这一年底在途中得疾病身故，仅五十一岁。年纪当然说不上多老，当时中原已经战事蜂起，对一生饱尝跌宕的苏过而言，躲过两宋之交的大变，也许要算上天眷顾的幸事，已经不忍从小就跟父亲颠沛流离的小苏先生临老再遭逢一场更大的坎坷劫难了，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