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级历史文化学院于腾 QQ：1241816358
一、作者简介
张仲礼，1920年4月生于上海，原籍江苏无锡，1953年获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此后任该校经济系副教授及远东研究所研究员，1958年底回国。担任过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主要学术著作有：《十九世纪中国七个主要官员奏稿指引》、《中国绅士》、《中国绅士的收入》、《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沙逊集团在旧中国》、《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等。
二、作者对于中国绅士课题的贡献与拓展
中国绅士研究在中外学者的努力下，已经产生了一大批重要的成功，并由此回答了若干重要的理论问题。我们大致可以将张仲礼先生的成功归结为以下八项内容。即，（1）关于中国绅士的基本涵义；（二）关于中国绅士的基本构成；（三）关于中国绅士的身份获得；（四）关于中国绅士的社会属性；（五）关于中国绅士的社会地位；（六）关于中国绅士的社会职责；（七）关于中国绅士的经济收入；（八）关于中国绅士的社会流动。
此外，张仲礼先生对中国绅士的研究采取的是一个社会史的视角，因而他在《中国绅士》及其续篇《中国绅士的收入》的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的是文献资料搜集法。在文献资料的数量方面，张仲礼先生在其两部著作中所开列的参考书目数量之多就足可使人对其所下功夫肃然起敬。在《中国绅士》一书的参考书目中，张仲礼先生总共列出了247种书目，其中中文部分209种，西文部分38种，中文部分书目包括官方刊行书目19种，私人著述41种，绅士名录与传记11种，地方志114种，后人著作12种，其他参考书籍11种，西文部分包括书籍22种，文章与期刊16种。
在文献资料的类型方面，张仲礼先生也充分显示了其对文献资料搜集法的娴熟，围绕中国绅士课题的研究，张仲礼先生搜集了与之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其中有正史资料也有专门史资料，有传记资料也有名录资料，有方志资料也有谱牒资料，有专门著作也有学术文章，有官方刊行资料也有私人著述资料，有中文资料也有外文资料，有第一手资料也有第二手资料，有当时人著述也有后来人著述。
三、版本信息
《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由张仲礼著、李荣昌译，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上海社科院印刷厂印刷。本书于1991年7月出版。
四、媒体评论
《中国绅士》的出版，第一次由中国人对中国社会进行了详尽的学术描述，可谓填补了当时中国学研究的空白。张仲礼的博士导师弗兰兹·迈克尔先生对该书评价道：“这些研究放在一起，意味着为绅士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勾画了一些大纲。”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教授也对这本书赞赏有加，称《中国绅士》是一本从有功名的人的意义来研究中国绅士的最透彻的统计研究著作。《美国历史评论》更是称此书是“一本对中国近代制度史作出重大贡献的研究著作”。《中国绅士》成为世界中国学研究的必读参考著作，曾到哈佛大学访学的权衡研究员对此深有感触，“我一介绍自己来自上海社科院，对方马上问我是否认识张仲礼博士。在课堂上，很多学生都有一本《中国绅士》，尤其是研究中国经济，这是必读的参考书。”
——摘录自《社会科学报》
五、文章基本论证思路与内容介绍
本书的每一项研究都是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论述一组不同的问题。
第一项研究题为“19世纪中国绅士之构成和特征的考察”。该项研究着力于描述和解释中国绅士。在作者看来，绅士是一个有某种制度为背景可明确地确定的社会集团。其成员的资格由政府控制的明文规定的铨选制度所决定，这个制度有复杂的品级和学衔等级。他们的特权是由法律授予并为社会承认的。在该项研究中还考察并评价了绅士的社会职责，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对政府的关系。
第二项研究题为“19世纪中国绅士的人数分析”。提出整个绅士阶层的人数，以及绅士阶层内不同集团的人数比较。这种估算对于评价绅士在社会中的地位，绅士与政府的关系以及政府对绅士的控制是有用的。19世纪中叶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并且从鸦片战争（1839-1842）开始出现了西方冲击，由此而导致的政治和社会转变，这在19世纪下半年出现的绅士阶层总人数的增长和各绅士集团相对力量的变动上都得到了反应。
第三项研究为“19世纪中国绅士的科举生涯，清代科举制度的批评性分析”。这项研究表明科举制度为19世纪的中国绅士保留了制度基础。这一制度不仅是进入绅士阶层最重要的入口，而且是政府控制绅士的工具。为了数年一度的考试，绅士们长期伏案于无休止的读书应试。这种科举生涯迫使他们的思想被纳入正统的意识形态潮流。值得重视的是，通过科举制度，为政府所看重的绅士的学术能力既受政府鼓励，又为政府控制，并且以一个官方的模型塑造出来。19世纪科举制度的衰落正是中华帝国社会结构蜕化的征兆。
第四项研究为“对于10世纪中国绅士传记的数量分析”。其中考察了各省五千余名绅士的生平，并将他们的有关情况分门别类列表显示。有一组表说明绅士对各种职责的参与。还有一组表分析绅士成员的家庭背景，弄清出身绅士家庭的那些成员与出身非绅士家庭成员的比例变动。第三组表提供的资料反映绅士成员的经济情况。使人尤感兴趣的是表中所列的为数众多的绅士虽然有大量现银，但其来源仍不清楚。所以第四项研究是第三项研究的补充，但也提出了新问题。
总的来说，绅士制度已伴随中华帝国成为往事。但是，历史的趋势在社会转变发生时仍会持续下来。一个知识分子集团支配社会的传统限制了民主革命的可能性。
六、选择本书的原因
中国的绅士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他们具有人们所公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力，并有着特殊的生活方式。绅士们高踞于无数的平民以及所谓“贱民”之上，支配着中国民间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政府官吏也均出自这一阶层。绅士乃是由儒学教义规定了中国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的准则。绅士所受的是这种儒学体系的教育，并由此获得管理社会事务的知识，具备这些知识正是他们在中国社会中担任领导作用的主要条件。在晚期几个朝代中，绅士的地位和条件都变得固定化了。政府掌握的科举和功名制度使绅士阶层的成员人数确定下来，这样，绅士集团也就更容易辨别和区分。一系列明文规定的特权，使他们不必从事体力劳动，并给予他们威望以及同官府交往的某种特殊地位。由于这些特权的保护，绅士们在其支配作用时，行动更为自由。
关于这一社会集团的研究，无论是对于传统形式的中国社会的分析，抑或是对这一社会因西方和苏联冲击所导致种种变化的近期发展的分析，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张仲礼关于19世纪中国绅士的研究成果，在华盛顿大学正在从事的中国社会研究项目中占有核心地位。他的成果不仅对于研究中国史的学者，而且对于那些总的来说留意于了解社会组织和社会发展的学者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虽然许多西方著述都描述过中国绅士，然详尽的分析并不完善。在19世纪甚至更早，中国上层社会集团的特征曾引起过西方作者的兴趣。“士”——这些作者大部分这样称呼绅士的身份与西方的情况各异，所以许多作者都对于描述这些人物的这各或那个侧面产生兴趣。
然而，官吏仅仅是事情的一部分。官吏的社会基础正是绅士，本书的研究将全面论述这一集团的各个方面，旨在对于中国绅士有一种新的了解。张仲礼博士搜集了极为详尽的资料以说明19世纪中国社会中绅士阶层的整个状况，以及绅士阶级与国家的关系。此书表面绅士是一个统治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它所承担的许多重要职责包括了一个广泛的社会管理范围，从意识形态的引导到政治、社会和经济事务的实际管理，以至于进入行政职责的范围。
七、个人感悟与思考
在研究对象上，张仲礼的《中国绅士》一书虽然只选取了19世纪，也就是清嘉庆至光绪一段时间的绅士，但是，全书所论及的绅士，囊括范围及其宽广，既包括朝廷官吏，也包括地方乡绅，既包括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的“正途”绅士，也包括因军功、捐纳等手段获得名分的“异途”绅士。因此，此书所言绅士实为广义的绅士。整个19世纪中国的官僚体系，以及这个官僚体系的潜在后备阶层，都在此书考察之内。
张仲礼先生采用了现代西方的历史计量学方法，第一次对这群帮手进行了系统的划分和全面的统计。他首先笼统地将“绅士”划分为“上层绅士”和“下层绅士”。划分的根据则主要是二者政治地位的高低。“上层绅士”包括官吏、进士、举人、贡生等，“下层绅士”则主要由普通生员、监生、例贡生等组成。前者的政治地位明显高于后者。
张仲礼先生继而详尽考察了“下层绅士”和“上层绅士”身份的获得，以及这两个集团的内部构成。之所以称之为“考察详尽”，是因为它不仅关注到我们熟悉的正常科举程序，如生员到举人，再到进士的上升过程，更关注到正常科举考试之外的“捐纳”制度、“恩荫”惯例，甚至还关注到与文举相对应的武举制度。这样的研究相较以前将绅士划分为官吏和地方乡绅的简单化处理更为完整和明晰。同时也可以看到，著者没有满足于对科举制度的研究，其所集中研究的乃是整个官僚体系的社会构成及特性。整个研究则完全采用了西方现代的实证主义的态度和方法。虽然研究的范围囿于远去的历史，研究的内容为传统的社会结构，但是研究本身更接近今日的“科学”。
对19世纪中国绅士人数的分析更体现了作者科学的态度与方法。这部分内容占据了全书主要的篇幅。值得注意的是张仲礼先生结合各种史料所作的各种统计数字和表格。这些统计数字不仅显示了整个19世纪中国各地生员学额和绅士的总量，还显示了各地学额和绅士数量的变动情况。而绅士内部结构的变化则影响了他们作为社会领袖的素质及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和地位。“异途”绅士控制能力的上升使得曾经为选官制度之金科玉律的科举考试也不再如同以前那么备受尊崇了。
对统计数字的运用还表现在对绅士参加各类社会公益活动积极程度的估算上，也表现在对绅士中“新进者”与“继进者”的数量比及活动积极程度的评估上。同时，这批“新进者”在承担社会责任上明显不如“继进者”活跃和积极。这一结论也应证了前述“19世纪后期绅士素质变化”的论断。
张仲礼先生以19世纪前后期绅士数量及构成的变化统计来说明绅士型社会走向崩溃的内在原因；又通过对科举制度进行全面考察，指出科举制度漫长的读书应试生涯，以及过于重视辞藻和诗赋的八股文形式，耗费人才成长的时间，更影响了人才的素质，所育人才甚至根本无法面对来自外部的西方势力的挑战和冲击。于是，它就不得不寿终正寝。内部因素出现了变化，外部又不能适应新的时代，由科举制度支撑的整个绅士社会也就自然而然地瓦解了。
本书以“绅士”为研究对象，自然也讨论了“绅士”的社会功能。上层绅士以官吏的形式活动于社会之中，其功能不必再论。广大的下层绅士不仅是绅士集团数量上的多数，而且，其影响与分布也往往宽延到遍及基层的街道村巷。作为享有朝廷特殊优待的乡野领袖集团的成员，绅士们总是要积极承担一些社会职责。弘扬儒学、宣传儒家的价值观念自然是他们责无旁贷的任务。此外，他们还承担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组织团练及征税等社会事务。以此，在中央政权运行良好的时期，这些绅士扮演了政府与百姓之间的联络人的角色，他们发挥着社会润滑剂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对立与矛盾。
有了这些绅士，政府、绅士与基层民众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平衡格局。一旦维持这个格局的要素发生了不规则的变动，那么，整个格局也会随之变化。太平军兴起，异途绅士的增加，非主流军队控制力的加强，使得清廷失去赖以维系的军事、政治力量，其灭亡厄运自然也就降临了。
绅士社会应该说已经随着最后的集权王朝的毁灭而消失了。但是，至少在民国期间，这种带有传统绅士型的社会模式还是存在于一些地方的。多年的社会惯性使得一些传统的社会形态不可能彻底地消亡。此后，随着政治革命的运行，不仅是绅士社会，即便是乡土社会，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八、核心史实摘抄
太平天国前捐虚衔者似乎并不太多。太平天国后某些地方捐虚衔者仍未大大超过授实衔者。另一方面，从上文所引安徽的例子中也可看到捐虚衔者为数众多。取太平天国前绅士中文武官员人数（4.7万人）和太平天国后的人数（6.7万人）为我们的估算基础，我们可推断太平天国前捐得文武官衔的人数为3万，太平天国后约8万。
由此可得，太平天国前任一时期所有官吏和有虚衔者的总数达8万人左右，太平天国后为15万人。其中除了行伍出身的武官，大部分是从生员或监生擢升而来的。因晋升而脱离下层绅士的人数并不会影响前文已得出的绅士总人数，因为这些估计数是以他们成为生员或监生时的期望寿命为基础的。可是，在考虑绅士阶层内各集团的人数时，需要将已擢入上层绅士集团的人数从生员和监生数中扣除。
在进士这个小集团中还有一更小的团体即翰林，翰林是最高的文职机构翰林院的成员。这些人都是会试中名列前茅者。他们是乡试主考官和各省学政的人选来源。他们能够以考试关系结成师生同年网络，以此建立起私人的政治实力。一般来说位居显要者都是翰林。虽然太平天国前夕他们仅650人，光绪元年仅750人，但这一团体极为重要。
上层绅士的最后一个集团是“正途”贡生。下面将对五种贡生分别进行讨论。岁贡生，即按资历递升的贡生。在太平天国以前或以后全国每年的岁贡名额略少于1000名。对贡生获此衔时的平均年龄虽未作过统计分析，但我们可以设想这一年龄应近40岁。因为贡生是从廪生中按资历选拔的，他们肯定是乡试中屡试不第者。因此，假设岁贡生获此衔，他们的期望寿命为20年，这一估计或许是可靠的。故在太平天国以前或以后的任一时刻，岁贡生总数约2万人。
当清在中国建立起政府时，他们选择的是，基本沿袭明制，但对于那些导致前朝倾覆的因素，要设法施以形形色色的节制手段。对于绅士制度他们也施用了这一政策。清政府全盘接受了这一制度，并利用它作为一种巩固其征服汉族的艰难任务的有效工具。清初的皇帝更关心考试频次以及入学学额多寡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两项因素决定了“正途”绅士的人数。他们还让捐纳制度继续存在，作为另一个维护措施。这一制度所起的增辟税源的作用远不如造就一个“异途”绅士集团以制约“正途”绅士的作用那么大。
在19世纪前半叶，只有11%的绅士是上层绅士。他们组成的集团虽小但很有势力，是绅士阶层的核心。其中半数以上是“正途”出身的。某些县极少有上层绅士，因为他们不能培养有能力通过乡试和会试的文士，而有的县则因出类拔萃之辈众多而显耀于世。这些人是整个地由官方思想熏陶出来的，朝廷指望他们为皇朝的千秋大业承担各种半官方职责的重任。在19世纪后半叶，上层绅士的人数剧增，在增加的绅士总数中占14%。并且那时上层绅士内部“正途”绅士与“异途”绅士的比率也变动了。上层绅士中有半数是“异途”出身。
准备参加乡试的生员和监生为数众多，虽然其中有些富者可利用捐纳制度，由“异途”入仕。直隶的贡院总是挤满了士子，其中包括直隶的生员和各省监生，而在其它省的乡试中，考官主要是生员。乡试考生总数，据保守估计为18.96万人，另有人研究说，仅广东一省同治九年（1870年）考生就达九千余人。据第三种估计，在某些省考生人数在7000-8000之间。当然各省的数字都是不同的。据冯桂芬说，他任主考官的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那次广西乡试，考生约2400人。又据同年任广东乡试副考官的龙启瑞说，那次考生达7500余人。据《澳门月报》载，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广东乡试者达8000余人。据浙江乡试主考官王先谦说，自同治四年（1865年）至光绪二年（1876年）浙江六次乡试中，每次应试者都达一万余人。据山东巡抚丁宝桢奏，同治末（约为1873年）山东考生12900余人，举额仅69个。在直隶同治十三年竞争的考生约1.3万人。在江南，同治三年考生约1.6万人。
九、参考文献
本读书报告主要参考以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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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谢俊贵.中国绅士研究述评[J].史学月刊,2002(07):13-21.
[5] 山人.远去的长衫党——读《中国绅士》[J].中国图书评论,2006(05):3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