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无晋灵公 难绝周厉王

“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置其畚，使妇人载以过朝。”

“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两个短篇，两位国君的速写。用语不多，但从文字提供的信息简单地可以看出他们的共性：暴虐、残忍、独断专行。虽然处于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时期，但因历史的机缘，让他们都成为号令苍生的一国之君。“国家”不论大小，因为自己是天下第一，所以就可以任性而为。至于最终的命运归属，要么是身首异地，要么“三年，乃流王于彘”。

占据了制高点，掌握了话语权。于是就有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既然天下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所以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花样翻新、灵活多变，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高兴。至于率性而为的结果怎么样，反应是他们的，与自己没有关系。试想，以这样的思想摄政理朝治国，怎么可能安居乐业，国家太平。因为自己一时的任性，换来的结果就是给后人留下茶余饭后的谈资与笑柄。

以史为鉴，可以明兴替。两个被钉在耻辱架上的国君为后人提供了反面教材。尽管他们是从治国安邦的高度给后来者提出警示，但剥离掉国君的外衣，仅从生命本体的角度审视，其所表现出来的秉性还是值得普罗大众认真反思的。古之齐王，虚心采纳邹忌的委婉讽劝，于是有了“垂拱而治、战胜于朝廷”的佳话，李世民时刻把魏征作为自己的一面镜子，才有了大唐帝国的强盛。回望历史，像这样能够放下自己的身价，地下高昂的头颅，把双耳送到民间，广开言路、虚心纳谏而成就自己霸业的不胜枚举。

从国家的层面，国君是站在国家的高度而审视天下，善待隶属。其实，这些典范不仅仅适用于国家，社会的各行各业都是同理。在相对封闭的时代，专制高于民主、人治大于理治是特定历史的原因。由于文明程度不高，社会公民对自我认同的意识不强，唯命思想的作祟，让很多人只能以命中注定的宿命打发自己的时间。这样，磕头、跪拜成为很多人求得苟安惯用的方式。也正是涌现了大量的臣民、子民，导致那些自诩为人上人者更加肆无忌惮地号令下属，役使僚属。也许正是历史的沉疴积蓄的太重，虽然现在已经进入高度发展的新时代，但在有些人的潜意识中仍然残存中“作威作福”的思想。只要条件允许，他们就可以颐指气使，俨然有一种“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走此路过，必须听我差”的架势。由于受官本位和长官意识的支配，很多人一旦有机会通过一定的手段实现了“登基大典”的宏愿，他们就会以楚霸王的特立独行和刚愎自用对待和处理自己与周遭人群的关系。不过，由于面对的对象不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尊荣是不同的：能上能下、能屈能伸，对上是笑脸迎逢，点头哈腰；对下是“铁面无私、刚正不阿”。正是掌握了这种阴晴善变的生存技能，所以混迹仕途时，很多人是顺风顺水，扶摇直上。当然，也有失意落魄之徒。

权力欲望的膨胀催生出来的就是一种想当然的为所欲为，这样的结果就是围着自己周围转的除了蜂蝶，即使是苍蝇身上也沾满了花粉和香味。至于充斥自己双耳的不是“忤逆的大不敬”，而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上下一团和气、其乐融融。一片的喝彩声、恭维声，再加上久居高台而不下驾，只能被湮没在一片升平祥和之中。偶尔的兴之所至，幸驾一方，耳之所闻、目之所及与平时在大脑中形成的定势相去甚远时，往往不是从自我的角度反思，而是用声严厉色和各种奇招、怪招以“治乱”，以此来证明自己权势的不能挑衅性。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方式，是因为长时间长官至上思维的娇惯，使他们养成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思维定势。

俗话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智人善自省而益智，愚人以双耳失聪而益愚。”作为身居权力之塔之巅者虽然能够登高望远，但由于时刻把自己的耳朵调适在半开半掩的状态，合乎心意者笑逐颜开；影响心情的，则设置厚障壁加以屏蔽。由于把自己定位为“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雏儿”，不能被凄风苦雨玷染，所以就遍撒爪牙，搜罗信息，然后再“挑灯夜战”“批阅奏章”。因为采取的内外兼治的手段，所以风平浪静的太平气象在很短时间就出现。

契诃夫笔下的别里科夫是可怕而可悲的，沙皇更是可怜的；晋灵公也好，周厉王也罢，身为一国之君，荣耀一时，但最终都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中。古语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千里之堤之所以能够不溃，源于对河道的疏浚，让汤汤之水畅通无阻。自然与社会人情同理。一个人要少犯错误，少走弯路应该有一双能够听进去各种声音的耳朵，并且能够时时检省自己。“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不错，但如果能够做到“吾日三省吾身”，也许就不至于变成一个人见人厌之徒；一个单位也是如此，作为一门之长，不要始终以高高在上的不可一世傲视别人。如果能够记住没有永远的领导，只有永远的普通人的道理，也许就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红极一时也许是因为自己有真正的本事，也许是通过“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手段获取。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既来之则安之”，多做一点民心所向的事，少做一点有背民意的事，当从神坛上走下来时，就不会有太浓烈的失落与沮丧感。

为官之道与做人之理是相通的。身处开放的时代，专制与独断已经没有了市场，拆除横亘在人与人之间的藩篱与壁垒。身份的不同仅仅是职业的分工不同，当不把所谓的职位当作一回事的时候，你就会活出更多的坦然与自适；如果太把自己当回事，在别人的眼中你可真的就不是一回事了。（安徽省皖西经济技术学校 陈士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