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19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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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

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考试之所以在变动不居的情况下仍能保持运转，一个重要的客观条件就是王朝统治者对科举的改良和改革始终保持关切。

19 世纪初，很多文士都陷入到汉学、宋学之争中，其中一些人开始呼吁将两者融会贯通，形成一种汉宋兼备的经学混合体。

包世臣认为科举考试本来的目的是吸引人才加入政府的文官体系。但是事实正好相反，科举注重的却是实用价值暧昧不明的文章写作和通晓经学。在包世臣的私人著述中，他呼吁科举废弃八股文，转而凸显跟史事、实务更相关的策问题的重要性。这类策问题的内容往往是基于由宋到清的类书

冯桂芬认为，八股文的症结在于它已经成为文士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八股文写作对于考生应试而言变得越来越简单，但对于帮助考官辨别考生的才能高下而言，却是越来越困难。

冯桂芬 1840 年殿试考取榜眼之后立即进入翰林院，他的这些建议都令人印象深刻。此外，他还多次被皇帝委派在一些场合出任考官。约 1861 年前后，冯桂芬还在其他一些文章中呼吁增强官僚队伍的知识专精化，并要更重视西学。这些建议并未明确与科举考试挂钩，但冯桂芬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世界已经发生了如此剧变，上古流传的那套治国模式不再适用了。

薛福成就认为经义文的文章作法消磨了数以百万计士人的才干，他们全都转而去追求文学才华。对儒家经典不求甚解，缺乏史观，过分纠缠于性理的微言大义（如程朱理学），当时的文士们彻底放弃了他们治国治世的责任。早先顾炎武就认为：“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薛福成认为，制艺文原本的意图是考查学生是否有真才实学，但最后却“别制艺于实学之外”。

在《选举论 · 中》里，薛福成又在顾炎武对清初科举的观察之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官僚体系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避免科场贪墨和考生作弊上。那些烦冗的规章制度逼迫着考官们必须遵守，所以他们几乎都忘了科举的核心要义：取士。相反，考官们成了负责监考的机器。在监督机制的裁汰下，只有十分之一的考生能通过考试，而这其中可能又只有十分之一的考生有潜德、有实学。如此这般，哪怕监考机制异常成功，朝廷也只不过能从一百人中得到一名人才。

薛福成嘲讽般地补充道， 19 世纪中期很多人才能够涌现还要拜太平天国运动所赐，正是这些凭借军功上位的臣子在试图解决科举选才的积弊。当务之急是摆脱科举取士过分注重书法的积习，在常规的科举考试中用策、论代替经义文。

清廷维持现状的代价，就是错过了整体改变科举人才储备结构的良机；在嘉庆朝、道光朝的五十年间，科举制度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而咸、同年间清廷又一次失去了接续、深化乾隆朝科举改革的历史机遇。直到 1898 年，命运多舛的改革者们这次又提出了许多改革理念，他们希望将这些建议一股脑地塞进僵化不堪的官僚体系的手中，清廷最终迫于文士们的压力而决定变革。

那些参与了 1898 年戊戌变法的改革派们认为，政治改革也需要建立在基本的教育变革之上，而只有科举被改革了，教育变革才能成为可能。科举改革自明末起就被频繁呼吁，而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真正意义上的变革才被正式推动，这场变革来得既太早了，也太晚了。说它早是因为清廷仍旧没能找到一个可以与科举相提并论的官僚选拔体系将其取代，说它晚是因为此时变革已经无力再跟上时代的步伐了。

科举停废之后，清朝统治者迅速丧失了他们最忠诚，也最倔强的支持者，即那些科举考生。当清代官僚机构温顺地放弃他们最重要的文化控制武器时，失去文士群体支持的政治后果也就不难预料了，尤其是这一文化控制武器曾在数个世纪里成功地令文士们接受了帝制体系。一些人其实已经注意到义和团运动之后的改革过于激进，几乎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不过要注意的是，很多诸如兴办新式学堂这样的激进改革，一开始并未取得成功，因为他们无法轻而易举地替代科举体制。毕竟这个足以调动数以百万计的考生在科场中应试的、成熟的公共制度自明初就已存在。

梁启超认为学校体系才是改革的关键所在。之所以还提出了其他两个解决方案，只不过是觉得兴办学堂的动议或许太过激进，施行不易。在另一篇他于 1906 年写的题为《学校总论》的文章中，他认为帝制中国的衰落就是因为学堂的没落。因此兴学堂就是兴中国，科举之制必须改革，师范学堂必须建立，专门之业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像康有为这样的改革派并不是要用学堂来取代科举、武举，在他们看来，学堂是异议分子和多元主义的避风港。他们希望学堂可以成为一个在中国社会进行社会、政治和文化再生产及控制的全新机制。科举未能满足清王朝的需求。所以他们认为，学堂可以发挥科举的作用，而且可以比科举做得更多更好。但这些未经验证的假设，只是这些改革者们一些模棱两可的认知

袁世凯此时已经官至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负责一系列军事、教育改革，他与张之洞于 1903 年上奏提议逐渐减少科举一途的进士配额，相反，增加学堂毕业一途的文官任命人数。否则大部分学生仍然会继续坚持选择科举而非学堂作为他们步入官场仕途、赢得社会声望的最佳道路。

相比新式学堂的毕业生或是海归留学生，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科举考试功名开始贬值，这也使得那些最为传统的科举考生的社会文化地位以及程朱理学的重要性一落千丈，当然与宋学相对应的汉学也如是。

清王朝丢掉了手中原本掌控着的国家层面的、各省和各地的文化、教育机构，事实上清王朝自己也成了其政治瓦解的掘墓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