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王廷极，1934年二月出生于安丘东北乡水场官庄村，当过兵，在供销社工作，中共党员。父亲曾经和我说，他虽然是供销社的人，却没有一直在供销社长工作过。昨天父亲把他在2018写的工作简历递给我看，我感到每一页纸都沉甸甸的，我用一晚上时间把手稿敲成文字，记录那段难忘的岁月。和父亲相比，父亲才是真正有信仰的人。以下文字整理自一名共产党员的笔记：
笔记原文：
1951年农历三月，山东青岛边防保卫局公安部队来逄王小学招收学生兵，当时我和本村李同茂在读，于是我俩商量决定去当兵。从军一直是我的梦想，所以就偷偷报了名，那时我是瞒着家里进行的，包括我们两个人步行到安丘去参加考试。那时的考试是答卷，试卷中关于抗美援朝的题比较多。考试后的第三天我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通知五天后就要到安丘集合，集体坐汽车到坊子，然后乘火车到目的地青岛。去安丘集合的那天，我从家里带了一床媳妇准备好的被子就走了，怕家里其它人阻拦，我和李桐茂约在汶河西大坝处会合。我爷爷知道后追赶我到了汶河边，大声喊着我的名字，我不得不停下脚步，爷爷只是一直在哭，哭着对我说，到了青岛后要经常来信！我说：知道了。想起了爷爷从小对我的点点滴滴的教育和期望，如今却背着他去当兵，实在不应该！我的眼泪也流了出来……我走出很远了，回头一看，爷爷还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站着，我便挥手说，回家吧！爷爷肯定听不见。
到了安丘，当天乘火车去了坊子，又坐火车到了青岛，当时去的人，有安丘的，还有寿光潍坊高密、江苏郊县共380人一个团，团长白当山，公安局长是胡维鲁。新兵的任务是保卫边防。学习边防的相关知识，集训、执勤和站岗放哨，我在部队待了五个月后，我父亲和李同茂父亲去看过我一次。
1952年二月份，因朝鲜停战谈判，我们这批兵就转业回家生产待命，有作战需要部队随时把我们调回，回来后，我到区公所报道，负责人说以后有机会给我安排工作，我们学校一共去了六人，留下一人没有转业，我们五个人都回来了，其中一个女的结了婚，李同茂又考了空道兵参军去了，周福洪和柏台的李光臣两个人当了教员，我则由本村的李建祥介绍到了供销社。
我先在城里村零售点工作了三个月，1953年调到杞城供销社，四月份去安丘县联社学习，一共学习了三个月，又回到杞城供销社担任百货门市部实物负责人兼门市部会计。
1956年春天，我又调到了安丘县联社大型农机具站任会计，同年八月份，现联社又把我调到雹泉大型农机站任会计，直到年底过春节了才回家过一次；那天雪大，不能骑自行车了，只好推着走，都到西仓的时候，碰见李怀祥，他帮我推着车子到他家吃了顿饭，我把自行车存放在他家里，步行回到家里。第二天，我的腿疼得很厉害，不能走了，我父亲去东仓把自行车推了回来，回想起来真是苦啊！直到1957年的12月份，大型农机站撤销，我又回到了逄王供销社。
1958年成立了担山人民公社，我又调到担山供销社工作。期间又被公社调去打机井，在白芬子公社，孙孟公社、石堆公社、景芝公社流动作业，打完机井后又回到供销社，公社又把我调到韩吉去炼钢铁，担任钢铁营参谋长兼副营长等职。下半年我又调到大窑炼铁厂，担任担山营司务长兼青年书记。
1958年年底结束后，又调到县委郑庄工作队驻凌河公社，我分配到秦戈庄管理区，住在秦戈庄村，主抓土山村、泉子崖管理区工作，过年都没回家，在秦戈庄过的年，到了七月份又调到石堆的孟戈庄村驻村管理区，住在孟戈庄村，七个月没有回家，抓抗旱工作。直到年底工作结束，又回到担山供销社担任采购站经理兼财贸秘书，负责供销、银行、粮管所、税务所、养殖业等工作的情况汇总上报，每天向上述单位要一次情况，三天向县汇报一次，那时整天守着电话机子，工作时经常忘记吃饭。工作结束后，又到担山采购站任经理，并担任供销社文书，抓供销社供应工作，（期间，1960年2月10日，我被推荐加入中国共产党。）晚上带领人员推着小车去峡山水库修大坝，直到晚上12点才回家，那时思想单纯，家庭也顾不上，一心想抓好工作，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对得起党对我的信任。
1961年，我担任采购站经理兼供销社党支部宣传委员，并具体抓担山公社的副业生产，直到1963年。
1963年2月我又被公社调到黄河胜利油田修建大坝工程，一直到六月份完成工程才回到单位，那时公社所有的临时工作都调我出去干，我每年的麦收期间都到公社造麦季收购分配方案，安丘开三干会，每次都由我去作生活安排；实际上，那时的供销人员随时都被调动做了大量的公社应分管的工作。每到麦收季节，供销社除了门市留一人照看门市外，其他人都去参加麦收生产。
1964年春，牟山水库出现险情，公社调我组织200人的运转队去施工，加固牟山水库大坝，一共干了三个月才完工，总之，除了自己的工作外，公社有特殊情况，用人都是指名要我去做，因此回到单位，有不少同志有意见，在背后议论我，说我拿着供销社的工资却给公社做工作，但是他们不敢正面讲，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他们联合起来给我提意见，他们组织红卫兵开始批斗当权派，那时我提出来：应该坐下来找问题讲道理！有一批人说我是保皇派，要把我们的组织打垮，开始对我们进行批斗，我被停止了经理工作，停止参加组织生活，并把我调到担山公社的东院庄零售店工作。零售店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供销社造反干将，他白天不在店里工作，只晚上回来睡觉，门店的工作只有我一个人负责，几个月都不能回家看望一次！有些造反派，看着我在零售店很好，便又把我安排去了采购站，每次造反派开会都把我们几个和支书主任批判，个别的几个人还动手打人，我也曾经受到他们的打骂，游街。每逢担山集、赵戈集、韩吉集，都把我们十几个人游街，包括公社书记和副书记。那时我有些问题想不开：为什么一心一意为党做工作，反被他们批判打骂，饭都不让吃？一直生气，身体一度虚弱，生了病。我有一次排队晕倒了，被好心人扶到宿舍休息了一下，可造反派又把我叫出来去排队，到赵戈集去游街；不游街的时候就组织我们几个人用小推车给零售点送货。后来，县社领导来担山出发，看到我们被经常被批判就给造反派提建议，说我们不是当权派，是中层领导，不应被批判，后来上级部门给我们平了反，我又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单位。
文革后期县组织四清，不少门市都去安丘学习，支部决定把我调到韩吉区，在两个门市部看大门。在韩吉看了半个月的大门，他们才结束四清工作，有的因账目问题退赔了一千元，有的退赔了五六百元，还有的退赔了一万元以上，都一一落实了。在整个文化大革命当中，我因工作抓得紧，受到他们的批判，但没有任何经济问题，我一分钱都没贪也没有退赔，也未查到我有其他问题，我是清白的。
四清后，担山公社又重新建立了党支部，我又被选拔做了党支部的宣传委员。
1966年到1970年，我抓全公社的副业生产管理和供销社供应工作；
1972年至1973年调到公社抓建设，盖公社大楼，管理着财务并外出采购材料；大楼建成后，又开始建水楼子（塔），这期间我没有回到供销社。
1976年，我被调到县农业学大寨工作队，住在担山的大朱了村，大队共六人，我任组长，每天都到地里去劳动，主要是翻地，那时候心情很好，尽管非常劳累，有时也患感冒，但工作感觉到很顺心，很有劲头。整整半年时间又被供销社调回。
不久，又被公社调出去治山修渠道，吃住都在外边，工程结束后也没有回单位，住在公社大院，每天都做其它应急工作。
1977年冬，我调到峡山水库高戈庄铁矿修大坝，一直干到来年春天，那时工作非常苦，都住在自己建的工棚里，又潮又冷，农工也非常苦，每天晚上，他们一个班可分到半斤白酒，保证他们住在工棚不受潮，那时农工都很满意。全县有四个公社的民工，在各自分管的工段干活，每半个月一评比，哪个公社进度快、质量好，就会被评为红旗单位。那时我们担山的工作做得好，也受到指挥部的表扬和担山公社党委的表扬；公社送去了猪肉和白面慰劳我们，那时担山公社民兵连只有我带队和水库的一个技术员，我担任担山民工连连长，我们提前完成了工程分段任务后，我又带领担山的民工到高戈庄铁矿打零工，直到工程全面结束，我带领的民工连最高的收入600元，少的也有三四百元，民工们非常满意。那时民工吃的是公益粮，我代工期间粮票和钱都是公社出的，每天要交四两粮票和0.5元钱。工程结束后，回到公社汇报了整个工程的情况后，我们的公益粮还有盈余，党委决定我的生活费和粮票都不要了，我交出去的粮票和钱又回到了我的手里，我这是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拿到的这些粮票和钱就像意外收获的一样让我高兴，因为家里也急需这些东西。回来后，党委又把我调到本公社抓农田水利建设，先修造担山史家河桥，后又搞各大队农田小渠道小桥建设，共调出人员200多人，成立了农田水利建设民兵营，那时由水利部门挂帅负责，但具体任务还是我一个人负责，整天靠在耕地上抓工程进度和质量。工程结束后又被公社调到友兰搞道改治山，改造涝洼地种稻子，住在小埠后村。工程结束后，我又被调到担山蔺家官庄村驻村半年多的时间。
后来，县联社召开供销社支部书记会，统计多年被公社调出“做中心”的工作人员后，现联社决定把我调到慈山（今安丘慈埠镇）公社任采购站经理、任党支部委员兼任供销社工会副主席。不久，慈山公社又成立慈山公社副业领导小组，我任副组长兼秘书。整天下到农村抓大鸡养殖、家兔、林业果木等工作，忙得一个月都不能回家探望一次，在慈山一待就是五年。
1982年，我又调到黄旗堡供销社一个月后，驻逄王村任采购站经理兼党支部委员。
1985年，我又被调到黄旗堡银行储蓄所干了三年，任会计。后又调到供销社下设的养鸡场、织布厂、酿造厂工作，三个厂共200多人我负责抓职工的思想整顿工作，吃住在职工宿舍。那时候厂的人员复杂、人心浮躁，有很多小青年不受约束，吃饭，剩下的馒头油条丢在地上。有一次支部书记看见就批评我，要我开厂长会议，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一直没有解决好，我也非常生气，着急上火，期间晕倒，住院检查后，医生说我血压高不稳定，心脏特别不好，单位让我病休了两年。1993年我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
2021.2.4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