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伴侣热情而诚信、忠诚而多情、俊美而活泼、富有而强大。人们对情侣的满意度取决于他/她接近这些理想的程度（Tran et al.，2008）。但人们的现实爱侣与理想中的却总有些差距。
一种方法是建立对伴侣善意和大度的认知，突出他们的美德而缩小他们的缺陷。人们经常以积极错觉（positive illusion）来评价自己的爱人，尽可能地用积极眼光来描述伴侣。这种“错觉”混合了对伴侣现实的认识和理想化了的知觉。他们并不会忽视伴侣真实的缺点，只是认为这些缺憾并不如其他人认为的那么重要（Murray & Holmes，1999）。例如，满意的夫妻都认为伴侣的缺点是局部的、有限的瑕疵，远不如他们的优点和长处重要和有影响力（Neff & Karney，2003）。他们了解所有的实情，但做出的解释却与众不同（Gagné & Lydon，2003）。他们将伴侣理想化，比其他人更积极地评价伴侣，甚至比伴侣对自己的评价还更为积极（Conley et al.，2009）。
此外，保护自己免遭幻想破灭的聪明方法是：随着对伴侣了解程度的增加，不断调整自己对理想伴侣的期望，这样，对伴侣的期望标准就能切合伴侣的现状（Fletcher et al.，2000）。在某种程度上，人们能方便地确定伴侣已拥有的品质正是自己所期待的。
因而，选择乐观地看待事物——认为伴侣已经做到最好——不断调整对伴侣的希望和标准以符合客观实际，我们就更加可能与当前的伴侣愉快相处。的确，伴侣一般都清楚我们在美化他们，但往往希望我们这样做（Boyes & Fletcher，2007）——而作为回报，我们也从伴侣那里得到同样积极、善意的认知评价，这就是双赢！
首先，尽管伴侣之间有着深入的了解，仍然会受到行动者/观察者效应（actor/observer effect）的强烈影响。他们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与对观察到的伴侣的类似行为的解释完全两样（Malle，2006）。人们常常能深切地感受到影响自己行为的外部压力，因而对自己行为的解释容易做出外部归因。但他们注意不到同样的环境也会影响他人，从而在解释他人一样的行为时，常常归因于他们的内部原因，如意图或性格。这一现象对亲密关系的启发意义在于：它使伴侣们忽略了他们在彼此身上观察到的行为正是自己所引发的。在吵架的时候，如果一方想：“她这样做真令我生气”，另一方可能这样想：“他脾气这么暴躁，真该学学如何控制自己了”。这种偏差相当普遍，几乎人际交往的任何一方对彼此具体的行为表现都有相当程度的共识，但在解释行为的原因时却可能各执一词（Robins et al.，2004）。
最保险的策略是在心中这样假定：即便是你最亲密的伴侣也很少能真正理解你所有行为的原因。
这一现象有意思的地方是，人们都能估计到他人存在自我服务偏差，而看不到自己也存在（Kruger & Gilovich，1999）。大多数人都能轻易地认识到别人对功劳过分的自居，对失败苍白的托词；但却认为自己类似的自我服务偏差明智而准确（Pronin et al.，2002）。这部分地是因为即使在自己的善良意图没有实现的情况下，人们仍能清醒地意识到它，并给予充分的肯定；而判断别人则仅仅依据他们的行为，完全无视他们行动的意图（Kruger & Gilovich，2004）。
幸福的配偶对彼此的积极行为都通常给以内部的、稳定的、普遍的归因。他们也倾向于淡化彼此的过失，认为它们是偶然的、特殊的和局部的。因而，消极的行为都通过外部的、易变的、特定的归因而得到谅解。
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指错误的期望最终变为现实，因为它会诱导被期望人的行为，从而使错误的期望得到实现。自我实现的预言非常生动地说明了知觉的力量，因为预言中的事件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人们期望它发生，并且被期望的人就像所期望的那样去行动。
设想有位男士把从妻子那里得到的表扬都解读为过誉之词。虽然这些表扬起初让他觉得乐观而幸福，但如果他最后判断妻子只不过是言不由衷…或者干脆认为妻子是个傻子，正面光辉就会慢慢消退。无论哪种情况，从自己非常熟悉的人那里得到了过分称赞的评价，都会使自己不安、并认为对方很虚伪。
他人的赞许和接纳令人愉快，但在长期的亲密关系中，人们更偏爱能确证自我认知的反应。
实际上，结婚时间较短的配偶在推测伴侣的心思方面，比婚龄更长的配偶更准确（Kilpatrick et al.，2002）。显然，我们领会彼此心意的兴趣和动机有助于提高我们认知的洞察力和准确性（Thomas & Maio，2008），刚刚同居的人（想了解彼此的动机大概很强[Clark & Wegener，2008]）对彼此的了解或许和以后了解的一样准确。但长期非常亲密的接触（如婚姻），随着时间的递进彼此的了解似乎更不准确（Ickes，2003）。
我们得出的重要结论就是：人们对伴侣的认知显然有着深远的影响。不管是对是错，我们对爱人和好友做出的评判，既可能促进也可能损害我们对亲密关系的满足。有些人总能看到亲密关系光明的一面，将伴侣往好处想，采用改善关系的归因，期待得到善意和慷慨的回应——这就是他们所得到的。然而另一些人却怀疑自己的伴侣，预期着最糟糕的情况——因而使得亲密关系更可能失败。
如果你对自己的亲密关系不满意，谈话中你或许不会故意惹恼或鄙视你的伴侣，但无论如何你都很有可能引起这样的结果。
事实上，人际隔阂更可能出现在亲密关系之中，而非陌生人之间（Savitsky et al.，2011）。我们不会想到伴侣也会误解自己，故而不像与陌生人相处那样努力检查彼此是否达成共识。
伴侣们运用非言语沟通的敏感性和准确度能预测他们亲密关系的幸福程度。非言语沟通不良的夫妻往往对婚姻不太满意。而且如果出现这类问题，一般都是丈夫的过错（Noller，2006）。
在不幸福的婚姻中，夫妻双方都能更好地理解陌生人，却不能很好地理解彼此。
女性比男性花更多时间看别人的眼睛，这似乎是她们能更准确地解读他人表情的一个原因。
女性说话有时不如男性那般强硬，她们更为间接，表面上不太确定（Mulac，2006）。她们会使用模棱两可的话来缓和主张，询问而不是直截了当地提要求，正如这个讽刺的例子一样：“女人是某种较男人更具试探性的动物，不是吗？”（Palomares，2009，p.539）。然而事实证明，只有在与男性谈论男性话题时她们才更具试探性。而且，当男性与女性谈论女性话题时他们比女性更具试探性。当男女两性在另一方的主场时言谈都不太强势，而男女彼此讨论中性话题时则不存在谈话风格差异（Palomares，2009）。不过，女性较少爆粗口（McHugh & Hambaugh，2010）。
男性对女性伙伴进行的亲密自我表露一般多于对同性伙伴（如最要好的朋友）的表露——结果是有女人参与的人际交往通常比只有男性参与的交往更加亲密、更有意义（Reis，1998）。男性对女性较为开放，女性彼此之间也较为开放，但男性不怎么对其他男性进行自我表露。
这一切造成的重要后果是，男性常常依赖于从女性那里得到温情和亲密，反过来女性却较少依赖于男性（Wheeler et al.，1983）：女性可能与男女两性伙伴都有着亲密的、开放的和支持性的联系，而男性则可能只与女性共享最有意义的亲密情感。因而，男性一生中或许需要与女人交往来避免孤独，但在这方面女性通常并不需要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