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普遍认可的士大夫政治的确立时期。在崇文抑武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局面可以说是文人官僚的黄金时代。
皇帝对文人治国的宽容态度以及士大夫能取得的高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也给予了士大夫足够的可能性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
在这种背景下，士大夫群体的政治话语权明显更高。加之当时理学经世思想等的影响，士大夫也更关注对现实政治的影响。
文人官僚阶层形成，并有了更自觉的意识，让他们去关注百姓、国家。但这随即导致了一种“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的政治正确。
但士大夫群体能够如此畅通地干预政治，使得这种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向极端发展。
士大夫热衷于批判朝政，肆意攻讦却又夹杂着个人意气，使得政治运行缓慢效率低下。在台谏制度下，士大夫之间政治对立明面化尖锐化，对皇权的约束更加明显。
苏轼就谈到：“使天下之人，各陈其所知而守其所学，以议天子之事，则事将有格而不得成”。
总的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宋代的士大夫政治使得官员能够更有机会去展示自己“阳”的一面。
这使得宋代士大夫群体几乎是中国古代最具有风骨的一批官员。大量忧国忧民的文人得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不少忠君报国的佳话流传千古。
但同时又因为过分强调阳，而陷入矫枉过正的弊病中，拖累了国家机器的运转。
对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理解有助于我们认识明代的士大夫政治。宋代士大夫的风骨一定程度上传承到了明代的士大夫身上。士大夫群体仍然有着群体性的上谏行为，但是皇权的强化和廷杖制度的滥用胁迫了士大夫向皇帝的权威低头。
且明朝官员待遇相当低，文人官僚的生存状况根本无法和宋代同日而语。这代表着一味的“阳”已经行不通了。
在这种趋势下，明朝的士大夫政治最终走向了阴阳协调的路。而像海瑞一样的官员就是违背这一潮流的另类。
他们也许可以获得像宋代的那些忠臣一样极高的历史评价，但也无法真正对现实政治产生多大的影响。“阴阳协调”可以被视为专制皇权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
士大夫政治的这种阴阳协调理念在如今的政治语境下依然有借鉴和警示的价值。
我们不希望学习所谓的官场厚黑学挤走了官员队伍自身的理想信仰。同时，我们也认可在当代中国官场试图找到坚守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寻找为官技巧和政治默契的平衡。
但在一个不同于封建王朝的时代里，官员队伍仍不完全等同于古代的士大夫群体。
我们仍需要有旗帜鲜明的“阳”的展示，也需要韬光养晦的“阴”的补给，来为缺少了儒家道德伦理约束的官员队伍建立理想的模范，我们不断在寻找并宣传海瑞式的官员典范，也出于这样一个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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