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东南壁垒的崩塌
四 镇海的天险
一直到1841年10月8日，即定海失守后的第8天，道光帝收到的浙江军报，仍是好消息（镇海崎头的盛岙、双岙和象山的石浦击退来敌、定海清军初战获胜、裕谦率文武官员大誓死战等情事）；他虽然因厦门战败而对颜伯焘大为失望，但坚信裕谦一定会给他带来“宣威海徼”的喜讯。
道光帝“愤恨之至”者为何？为英军乎？为裕谦乎？抑或为失陷的镇海乎？
镇海位于杭州湾之南，大峡江（今称甬江）的出海口，它是宁波的门户，历来为海防重地。伊里布任钦差大臣，驻节此地。裕谦接任钦差大臣，亦驻节此地。由此可见它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地位。
这位尚未见过英军舰队的钦差大臣认为，英军的巨舰大艘，“不畏风涛而畏礁险”，镇海一带的淤泥浅滩，正是抵御英军的天然屏障；若以小船驶入，“无篷帆、无炮位、无锅灶”，又何足惧；若舍舟登陆，“不难全数歼捦”。
就镇海布防态势来看，有如虎门，主要还是防英军舰船由大峡江直闯内犯，尚未接受虎门之战的教训。就清军的工事而言，其简陋难以抵御英军的凶猛炮火。而最致命的缺陷，仍是难以防御敌登陆部队。
而在裕谦的内心中，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设防的本身，而在于军队的士气。
裕谦准备以“固结”的“兵心”，来对敌英军凶猛的炮火。
且英军的火炮威力直至此时方为裕谦所领悟，在招宝山之北的英舰，竟能使炮弹飞越山岭，落于东岳宫、拦江埠一带。战斗的实情与裕谦的战前估计完全相反，出现了彼能击我、我不能及彼的态势。清军根本无法作出有力有效的抵抗。
从裕谦家丁余升后来的叙述中，裕谦此时似乎已陷于迷惘，懵懵懂懂地从东城墙上退了下来，可行至县学时（距东城墙不足150米），突然清醒，意识到自己已是无路可退！
从儒家的学说来看，裕谦向泮池中的一跃，是其忠贞不二的殉节的表现，无疑应当彰扬。
但是，若从军事学术的角度出发，主帅在败局中放弃统率权而去自杀，必使其部队置于无指挥混乱状态之中；而其家丁亲兵“抢护出城”的举动（尽管处于昏迷中的裕谦本人可不负责任），在实际效果上，与临阵脱逃并无二致。
人类的自杀行为，依据心理分析，是一种绝望的表现。
按照余升、丰伸泰的说法，镇海之陷当归咎于余步云，非为英军之不可敌，而是守将之不敢敌。裕谦的自杀，应当由余步云来负责。问题由此而变得复杂起来。
余步云，四川广安人。1798年以乡勇随军镇压川、楚白莲教，积功迁把总、千总。此后，转战川、滇、陕等地，平定叛乱，由都司、游击、参将、副将升至四川重庆镇总兵，并获“锐勇巴鲁图”名号。经历正如其名，“平步青云”。他一生最得意之时，为道光初年平定张格尔之役，
裕谦接替伊里布主持浙江军务后，与余步云一直有隙。余氏自恃军功，倚老卖老，似乎看不太起这位比他年轻十多岁、靠笔头功夫连跳三级的后起之秀；而裕氏更是意高气盛，认为“武员大抵不学无术，全在驾驭者之严毅方正”，“若稍事优容，必将志满意得”,“事事与人为难”，不把这位战功赫赫的老将放在眼里。钦差大臣毕竟位尊，余步云即便浑身都是本事，也只能听命。
裕谦认为，“广东之失事，由于各怀两端，可为前车之鉴”，如果留下这两名俘虏，存留余步云等人的和谈幻想，“适足摇晃军心”，于是，便用剥皮抽筋的方法处死俘虏，“杜其首鼠两端之念”。
清代的对簿公堂，往往是越审越乱，原因在于公堂之后的种种交易。
在余步云回撤之前，裕谦已经由东城墙上退下自杀；余升、丰伸泰护其出奔宁波，也在余步云回城之前。县城失陷的职责，不应由余步云一人负责。
余步云在奏折中一字不提裕谦因自杀而陷于昏迷状况（此事可见于当时宁波知府邓廷彩之禀[插图]），中伤及诿过之意十分明显，但余升、丰伸泰等人护送奄奄一息的裕谦，跑得比余步云还快，又被后来的调查证明为事实。
如果说裕谦将“剿夷”看得太简单了，吃尽苦头，不得不自杀的话；那么，余步云也把“羁縻”看得太简单，同样也吃到苦头，差点丢了性命。
参加审议的大员们再次上奏，“请旨即行正法，以肃法纪而昭炯戒”。道光帝当日明发圣旨，宣谕中外，将余步云“即行处斩”！这是鸦片战争中唯一被执行死刑的高级官员。裕谦在战前率余步云大誓中的“明正典刑”一语，果然应验。
余步云与镇海之战，是鸦片战争中的一桩公案，历来为史家津津乐道。
按照这一思路，杨芳、奕山未坚持抵抗，自取败道；颜伯焘是个口头主战派，临阵脱逃，不足效法；陈连升、关天培死战却失利，咎因“奸臣”琦善；定海三总兵之败，本属寡不敌众，且血战六天六夜；而在镇海，头号主战大员裕谦兵败绝望自杀，这就出现了一个漏洞。余步云恰恰能补上这一漏洞。
于是，余步云如同琦善一样，成为大清朝的另一名“奸臣”。本来由个人意气、政策分歧而引起的裕谦、余步云之间的矛盾，变成了“忠”“奸”矛盾。而且，若不是“奸臣”的破坏，“忠臣”的抵抗（镇海之战）是很有可能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