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不是药神》观后感

对于许多人而言，《我不是药神》应该就是多年来我们一直眼馋“别人家的孩子”式的那种电影，就是那种能用成熟的类型片手法完成一个丰沛饱满的故事、并且富有现实意义的电影，那种我们所谓的韩国和印度不断在拍的“能改变国家的电影”。现如今，我们自己终于也拍出了这样的电影。

因为这层特殊的意义，《我不是药神》注定会在这个暑期档被长久地讨论，其讨论的范畴，也注定不会止于一部电影的层面，而会向种种现实议题和体制问题延伸。天价的专利药，只是一个窗口，庞大社会里的一个细微病灶，但是通过这个窗口，这个病灶，我们能够想象的，是与其殊途同归的种种问题。

这并非一个表面上的“法理”和“情理”二选一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复杂难解的“一个不够合理的体制”和“一个有过错的个人”孰是孰非的问题。

如果是前者，我们大可以像片中的公安干警一样，摆出一副水火不侵的铁面脸孔，用一句无懈可击的“法不容情”来解决问题。但如果是后者，我们就不由得诘问，到底是应该任由个人在体制面前束手无策，还是可以尝试寻求体制的妥协与纠错。在生活当中，这一点妥协与纠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进步。

幸运的是，我们在《我不是药神》里看到了这样的进步。主人公程勇（徐峥饰）在最后坦然接受了法律的制裁，同时也赢得了某种意义上法律的宽恕，更重要的是，他让原本那个出了问题的机制渐渐松动，让后来者不必再像他一样，一次又一次地重蹈覆辙。

程勇当然不是一个完人，而是一个和我们一样，从始至终都会谨小慎微地考虑自身利益的普通人。

最开始答应走私药品，完全是受钱的驱使，如果不是被逼至近乎走投无路的绝境，他不会答应老吕（王传君饰）。当仿制药的生意越做越大，他有点像是一个典型的暴发户。在夜总会里甩出一沓钞票挤兑经理的时候，与其说他是想保护思慧（谭卓饰），不如说他更想炫耀，炫耀这笔过于轻松又过于煊赫的财富。而后当假冒院士张长林（王砚辉饰）盯上了他时，他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安全，不要被抓，不要坐牢，因而他放弃了这座金矿，任黑心的张长林肆意地榨取病人的最后一点价值。即便是他在看到老吕的遭遇之后决心重操卖药的旧业时，他已经可以放弃利润，甚至贴钱卖药，却依然小心翼翼地叮嘱病友，低调一点，再低调一点。不想坐牢，始终是他内心的底线。

正因为有了这一层又一层的转变，程勇这个形象才能够深入并打动人心。有那么几个时刻你甚至会在他身上隐约看到一点奥斯卡·辛德勒的影子——一个大发不义之财的二道贩子，一步步转变为一个悲天悯人、普渡众生的伟大灵魂。

而程勇的四位合伙人，就像是他灵魂深处的四个镜像，他们代表着善良、家庭、义气和信仰，最终也正是他们让程勇半途（并不能说是迷途）折返。如果说对这部电影有什么不够满意的地方，那就是这四位配角身上应有的丰富与复杂大多时候都被摘除了。他们的正直与善良，都太理所当然了。这当然是因为影片的篇幅所限，但也是编导把他们过于功能化地使用的结果。

相较而言，更丰满也更值得玩味的是王砚辉饰演的张长林。在影片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像是片中最可恶的反派，是一个坏到了骨子里的黑心商人。尤其是他告诫程勇的那句“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谁也没法治”，更是让我们看见他内心深处的黑暗，让我们感到一种无奈的悲凉。但是，当他在审讯室里玩世不恭地把罪名全部扛下来时，他却比逼问他的干警显得更加可爱。在他拒绝揭发程勇的那一刻，这个不法商人守住了江湖上的最后一道底线，而他所面对的执法部门，却依然是铁板一块。 当然，周一围饰演的警察，是这块密不透风的铁板上唯一松动的螺丝。

这也是《我不是药神》最巧妙但也最危险的一步棋。整部电影始终都没有挑明，手握正版专利的药企老板与执法部门的高层有怎样的勾连，但全片时时透露给我们的感觉是，两者之前达成了某种不可对外言说的利益输送。这一点当然不能明说，但是这层不用捅破的窗户纸又实在吻合我们的想象。

正因为如此，片中的程勇就像是孤身一人在对抗一个不公的体制，这样一个相当西方主旋律的主题，在我们这里也就显得更加珍贵和鼓舞人心。

事实上，仅从本片的片名一路从“印度药神”改成“中国药神”再改成“我不是药神”这一点上，也不难看出这部电影过审之路的谨小慎微。这样一个勇敢的题材最终得以这样的面貌与我们见面，应该也可视为国产电影的一次不可忽视的进步。这一小步，也许真的会是国产电影工业的一大步。

当然，在肯定《我不是药神》之余，我们仍然不应忘记，现实不是电影，现实比电影更加复杂。 从来没有一部电影能真正一举改变国家，能引起一些良性的讨论与关注，已经善莫大焉。

就以片中治疗慢粒白血病的天价药“格列宁”（现实里叫“格列卫”）为例，现实是，“格列卫”的药企并不像片中所影射的那样与执法部门达成了某种利益输送，而这款药物的确需要药企在前期投入巨额资金进行研发，最后的天价，是对研发专利合法且合理的保护。这样的天价药不但在国内存在，而是在全世界普遍存在，印度只是少有的钻了空子的国家。如何能够既保障企业有足够的动力继续研发新型药物，又能让普通人享受新药的福利，则是一个远比“程勇案”复杂得多的长久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