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清淡邈远的故事。就如雨落个不止，溪面一片烟。
——题记
沈从文先生去世之后，张充和专门为他写了一幅嵌字格挽词：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不折不从”是性情，“亦慈亦让”是为人，“星斗其文”是成就，“赤子其人”是秉性。这是先生一生的行藏，不谬赞亦不贬损，恰如其分。
先生的文字带有一种特别的美感，是一般作家所不具有的。鲁迅、巴金、郁达夫，这些名震京师的作家，都有其特定的语言风格。而沈从文先生，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情，在大师云集的时代，开一派先河。他从唯美的视角里构筑起湘西山隅水乡供奉的人性美的世界，赢得世界范围的普遍认同和赞誉。
“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不敢掠人之美，这是《从文小说习作选》序言中的一句话，非常优美的一句话，写出先生作品的真谛，道出先生作品所传达的人生哲理，这也是他一生所上下求索的境界。
先生来自湘西农村，二十岁的时候只身来到北京闯荡天下，可谓是一往无畏。在北京的时候，贫穷、困顿、潦倒，他什么都遇到过，但无论如何，他奋然的执著和悲凉的孤独从此渗透在每一部作品中。他的作品浸透一种淡淡的孤独与悲哀，是散发着作者悲悯情怀的乡土抒情诗，他以自己的笔真实的描绘出湘西世界的原始野性，不带任何功利色彩，他的作品表现的不仅仅是生活的真实，更是以人类的广阔的心胸与大关怀的火烛照亮世界。
先生的行迹曲折离奇，少年从军，而后放弃安稳的日子，辞别故土北上求索。他说：“我为信仰而来。”自此之后，艰难困苦，悲凉世事，无一不尝。在默默忍受的孤独与寂寞中，用自己的妙笔写出自己的人生之路，包括在最好的年纪里遇到的最好的那个人——张兆和。
爱情故事从来都是最吸引人的，沈从文先生的爱情故事更是一个传奇。先生遇到的是他的学生，第一次上课，就深深地被那个皮肤略黑、性格开朗的兆和所吸引。任何一个陷入爱情泥沼的人都是一样的，先生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近来为女子感到纠纷，十分可怜，在此候结果，可是每一天都在昏瞀中度过，要振作也振作不起来。他和任何一个坠入爱河的男子没有什么两样，写情书向女孩求爱。唯一不同的是，他的情书写的格外的好，本不愿搭理他的张兆和因为他的情书，而开始注意他。当张兆和抱着沈从文给他写的情书去找校长胡适的时候，没有想到胡适也是极力夸赞沈从文，并说，他顽固地爱你。而张则回应：我顽固地不爱他。
张兆和对于爱情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她在日记中写道：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以为只要是有诚意，就应当接受，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被爱者如果也爱他，是甘愿接受，那当然没话说。他没有知道，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光只因为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他，这人为的非由两心互应的结合，不单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和苦恼。
沈从文知道这些事情之后，写信给张兆和：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
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在一封接着一封的情书的催化下，张兆和有一点点缓和了。在后面的日记中，张这样写道：看了他的信，不管他的热情是真挚的，还是用文字装点的，我总觉得像是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事情。我蛮想写一封信去安慰他，叫他不要因此忧伤，告诉他我虽然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深深地感动了我，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前，在我心灵有一天知觉的时候，我总会记着，记着这世上有一个人，他为了我，把生活的均衡失去，他为了我，舍去了安定的生活而在伤心中刻苦自己。顽固的我说我不爱他便不爱他了，但他终究是个好心肠的人，我是永远为他祝福着的，我想我这样一封信写给他，至少能让他少一点伤心，早一些痊愈起来。
此后三年，无论张兆和在哪，沈从文都一直写信给他，最终终于追到这位顽固的女子。
不管世事如何艰难，在疯狂的世道里，不论是爱恨情仇、人世悲欢，还是生离死别，这都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放弃支撑自己昂首挺胸的朴实的灵魂。
在1948年的时候，郭沫若将沈从文界定为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冯乃超称沈从文为替地主阶级歌功颂德，延续封建社会的“中国文人的文丐传统”，到了1949年初，北大一部分学生甚至打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标语。这些种种，对于沈从文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残酷的现实，残酷的年代，让沈从文几乎接近奔溃。
时代让人灭亡，人该怎样面对？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当沈从文先生仰首望向夜空的时候，他也会想到梵高吧，想到他在《星空》中瑰丽但是扭曲的梦幻，想到他自画像血淋淋的记忆，想到他用金黄色的画笔一次次涂抹出《向日葵》的呐喊。天才总是这样，不被世俗相容。他疯狂、颠迷、沉堕、甚至于想到自杀，这该是他生命中最沉重的伤痛，最苍白的悲哀。
但是，他的头颅始终没有低下去，即使他放下手中的笔，放下他的骄傲，放下他心中的梦，但是他的头始终没有低下去，他的灵魂，始终在遍野的哭泣中，干净澄澈。
不自由，毋宁死，对于沈从文先生来说，就算不能写作，也不能对于铺面而来的反对妥协，不能违背自己的心愿。在大的历史背景的笼罩中，生命惨遭屠戮，精神乐园惨遭践踏，自由和平等无法保证的年代，革命、人民和苦难成了文坛的主流，但他没有顺从主流，他另辟蹊径，在纯净的心底开辟了另一块田地，他坚守着心中的人性、自然、朴实、健康的人。所以，他被诘责，被批判，心爱的创作被说成没有思想的“颓废作品”。无疑，在那个年代，他是寂寞的，是孤独的。
忽然，我想起来中国历史上一段经典的对话。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这段出自《论语.先进》篇中孔子与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的畅谈言志的情景。点，就是我们熟知的曾晳，前面三子有子路、冉有和公西华。孔夫子提出问题“如或知尔，则何以哉”，之后，或言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于师旅，或言比及三年，可使足民，或言愿为小相。唯有曾晳不同于三子之词，其中最妙的，最为神来之笔的是孔圣人的：吾与点也。
孔圣人不愧为孔圣人，但是毕竟太少，毕竟沈从文没有遇到。
当沈从文放弃了自己最骄傲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以为他会沉沦，会沦为牛马、奴隶，会成为套子里麻木的行尸走肉。但是沈从文没有，他在他的边城里打开一扇属于自己的窗子，他在他的边城里生活着，活出了另一种洁白。
边城淡淡的忧伤，是沈从文的忧伤，唯美，隽永。
雨落个不止，溪面一片烟。这场雨落在边城，也落在沈从文的灵魂上，从此，沈从文就住在了他的边城里，和他的翠翠一同痴痴地等待着，至于等待什么呢，或许是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