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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个晚上之前，周婶子总想不明白什么是“天空漏了个洞”。现在，听着一个接一个能把天空炸出许多道口子的响雷，又看着连成片的水柱子跟瀑布似的从天而降，她大抵是明白了这话的意思。但她绝没心思去审视这话的对错与是否合理，院里的水已没上台阶进了屋子，她得用最快的速度把一切能挡住水的东西都在门口码齐，然后再用同样快的速度把屋子里的水一盆盆地往外舀。
舀着舀着，又一个响雷劈下来，吓得她猛一哆嗦，立马放下了盆，使出最大劲儿往房顶喊：“三儿，三儿，你小心着，压不上砖就随它漏吧！下来下来，这风太大。”
话没说完就泄了气，纵是扯着嗓门往外吼，却也盖不过这噼里啪啦爆竹似的雨声，一通下来，连她自己都没听清喉咙里究竟蹦出些什么字来，更别提房顶上的三儿。周婶子有些急了。人一着急就容易想些不好的事情，何况是在这么个危险的雨天。一眨眼的功夫，她便从三儿会不会从房顶上掉下来、掉下来时能发出多大动静，想到了她该怎么跑到屋子后头救他、该怎么找车送他去医院，甚至想到万一她的三儿没了、随他爸爸去了，她孤零零的一个人还要不要活下去。
“哎呦！”她猛地一声叫唤，这才注意到自己的手早已紧紧攥成了拳头，指甲攥进了肉里，自己把自己弄疼了。回过神，恨恨地往嘴上甩了一巴掌，“胡乱想些什么！”接着，又用了更大的劲儿往外喊：“三儿，三儿！”
三儿是周婶子唯一的孩子，自从三儿的爸爸得病死了，三儿便成了她在这世上仅有的一点依靠。
“小名就随便叫个‘三儿’吧，随随便便的名儿，好养活。”三儿的爷爷这么说过。一听“好养活”，周婶子乐了，便整天“三儿三儿”地叫着，现在，叫了三十年的“三儿”怎能因这么场雨就养不活了呢？她恨自己的糊涂，但眼下这止不住的暴雨一下下加深着她的恐惧，明知道房顶的人听不到，却还是拼着命地喊了两声：“三儿，三儿！下来！”
好在房顶上有了些响动，穿着雨衣的三儿顺着梯子下来，拿手抹了把脸，又朝雨里吐了口唾沫，便甩着满身水珠子进了屋。
“呸，”刚进屋，三儿又转身朝门外吐了口，“这雨打沙子堆里来的？牙碜！”
“牙碜牙碜，压几块砖怎就这么慢？”周婶子接过雨衣，没好气地嘟囔着，“叫你多少声了，你就听不见呐？”
不等三儿回话，她自己又缓下了语气：“塑料布压上了？”
“不拾掇好了我能下来？”三儿故意顶着她的话，又说，“我还盖了片石棉瓦，再漏就随它去吧。”
“随它去随它去！你倒是说得轻巧。”
嘴上这么说着，但周婶子的心里是真心想着“随它去吧随它漏吧”，纵是把这墙漏塌了、这房子漏垮了，她也不能因为这么点儿事就失去她的三儿。三儿才是她的一切。
后半夜，天上掉下来的水柱子稍稍小了些，但这娘俩儿还是不敢安心睡下，更准确地说，是整个顺河街的人都不敢睡下。
人怕暴雨，说到底，是怕住着的房子禁不住暴雨折腾。胡同的下水道出不去水，房顶的破瓦片又挡不住水，若是哪天雨量真的失了控、河里的水漫了堤岸，顺河街这些三十多年的趴趴屋便真的遭了殃。
每经一场大雨，顺河街的百姓们都会比之前更强烈地期盼拆迁。如今，十几年过去，老城区的各个犄角旮旯都拆了个遍，偏偏剩了这最该拆的顺河街像个疮似的糊在地图上。
“唔，唔，这地方……太长太长，不合适。”
那就再换个需要狭长地界的开发商。
“喔，喔，这块地……小了小了，不合适。”
一晃许多年，顺河街仍然等不到拆迁的消息，大家觉得奇怪，却又觉不出怪在哪里。那年一开春，胡同口开饭馆的李老板便自掏腰包，花了一百块钱从乡下请来一位风水先生。那先生不穿长衫也不留胡须，一件白衬衫配上一条黑裤子，腰间挺着个啤酒肚，还没开口就能感觉到眉眼里渗出的二两油。
“这地方，”先生刚往河边一站，还没走进胡同，就摆着手说，“没戏没戏。”
“怎么个说法？”李老板紧盯着问。
“别想着拆了，永远拆不了。”
“啊？”
“您瞧，就凭这条河，这地方就没人要，”先生比划着，“生意人讲究的是聚财，您这地方，财气都顺着河流走了，能有人要？”
李老板明白了，住在顺河街的老老少少们也都明白了，但转眼一想，又都不明白了，棚户区改造不是利民为民的工程吗？难道不是本着为民服务的标准？没了开发商，他们就得在这危房里住一辈子？最终，面对“风水先生”和“自己的信念”这么一台天平，顺河街的人虽然忐忑，却还是颤颤巍巍地站了“信念”这边。
天亮的时候，这场惊魂暴雨终于停住了。院里的水一点点退去，留下满院的污泥，屋里漏雨的地方也不再啪嗒啪嗒地掉水珠子，却见阴湿的墙皮又拱起一个个鼓包。周婶子全都不在乎。只要她的三儿还在、房子还在，她的全世界就能继续安稳进行下去。
“妈，拉活去了我，”糊弄着吃了早饭，三儿把一条洗得发黑的白毛巾往光着的膀子上一甩，又把灌了凉白开的矿泉水桶往三轮车上一挂，话音里带着点儿哈欠，“这觉、这觉我一定得补回来。”
三儿从没在夏天穿过上衣，永远都是十块钱一件的及膝大裤衩配双五块钱的塑料拖鞋，遇上哪家的女人指着他的膀子骂他“耍流氓”，他就拉长了脸颊，立瞪着眼：“我就耍了我就耍了，你能咋？”而每每这个时候，周婶子就会立马变成护崽子的老母鸡，一把拦在三儿身前，用更警惕更凶狠的目光杀了那人。
刚出了家门，三儿就吆喝开了：“拉货搬家，搬家拉货，拉人送客，给钱就干嘞。”
“好小子，嘿，我的好小子，”周婶子一听着这声儿就笑了，笑着笑着，不知想起了什么事，鼻子竟有些酸，眼圈也有那么点红，低了头，一个泪珠啪一下掉在案板上，她拿手背抹了一把，“老了，哎呀，老了呀。”
不多会儿，周婶子也匆忙锁了门出去。她在后面的糕点铺子给人装封点心。两张草纸对齐，捏住上面纸的一个角，对折，裹着点心包成四四方方的一包，再把那角给折进去，最后放上一张印着铺号的红纸，用纸绳捆成个十字型，打个结，一包点心就算是封好了。按一晌封百十来件算的话，一封一毛钱，一天下来，周婶子能挣个十几块。遇上老板手头没零钱，就会拿铺里的点心抵，让她挑个差不多价钱的点心。穷人过日子，总能看到许多天以后。差不多的价格，明明想吃那酥皮的椒盐饼，但她偏偏不会选，她得紧着那些量多、实惠、能吃上许多天的桃酥、三刀和裹着糖的江米条选，若是选了两块怪好吃的椒盐饼，几口没了，她总要心疼好几天才能缓过劲儿。
头天夜里的雨还留着许多痕迹。胡同里的水尚没退干净，松动的砖头踩上去还要溅出一滩泥点子。这么大的雨并没能留下一些凉快的风，整个空气仿佛一个刚离了火苗还没放凉的蒸笼，湿热得让人难受。几排胡同里的人都没能睡个安稳觉，眼圈要么发黑，要么泛红，脸色倒是一种相似的干树皮色。
在点心铺封点心的几个女人陆续到了，前夜的疲惫赶走了一切愉快的心思，整个院里找不出一张笑脸。周婶子还是和胖嫂以及刘大妈坐一溜，凉好的点心码在面前的筐里，手边则是一摞草纸和一捆纸绳。
还没落座，胖嫂就皱着她满是脂肪的眉头四处问了话——“漏雨了没有？”、“漏了几处？”、“屋里进没进水？”……不及旁人回她，又自顾自地说：“屋里的水都没了脚脖子，水还没往外排净，就听着那风能掀了房顶，这、这就是活活折腾人。”
“逢着雨天就担惊受怕，这还叫‘家’不是？”刘大妈这口气叹了足有两秒钟，缓过来，又问，“咱这还能不能拆迁了？”
“别提，趁早别提，没人看得上咱这地方，咱就得继续战战兢兢地熬着。”
“那咋？没有开发商，就没人管咱们啦？钱，都得钱说话！”
“钱？资本家？资本家都被打倒啦，你还不知道？”
听着这声儿，大伙愣了，全都往门口板凳上的老太太看。店老板九十多岁的妈，耳背、眼花，脑筋也开始一点点地糊涂。平时就那么一声不吭地坐着，甚至于许多人连她说话的声音都忘了。这么一开口，没人不惊讶。
一伙人还没反应过来，老太太又张着少了许多颗牙的小嘴说了话：“农奴翻身做主人！”说完，身子骨往上一挺，手里的拐棍猛地砸了下地，若是扮上了花脸，就是那戏台子上的角儿。
“哎呦，老太太，您这耳朵，不背了呀？”
老太太没理她，又一声：“做主人！”
老太太这第二声“做主人”，让在场的人都变了脸色。这里的人，他们不懂得这世界是怎么来的，也不关心它到底是属于谁的。他们只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最平凡最普通最弱小的人，“安心活着”是一切生命的最基本愿望，但是现在，他们总在历经一些似乎可以避免的恐惧与担忧。老太太的“做主人”逼迫着这些“理想社会模式”的门外汉去思考“主人”的含义，他们依然不能对社会生活中所谓的“主人”与“资本家”产生深刻的理解，但是，他们有感觉、有真切的生活体验、有对生命最朴素的渴求，所以，一些类似于难过又类似于无助的情绪一齐出现在这些人的头脑里。
谁都没说话。
一种带着忧伤的安静在这间满是糕点香味的屋子里持续了几分钟，就听胖嫂一声咋呼。
“诶，诶，他周婶子，你怎抢我筐子里的活？”
周婶子没理她，继续从胖嫂的筐里取点心。胖嫂瞥了一眼周婶子面前已经空了的筐：“你的活做完了也不能来抢我的呀？”
周婶子还是不理她。胖嫂烦了，把整个筐往她那边一推：“都给你都给你，都给你做看能多挣几毛钱？”
“什么人！什么人你说？”
刘大妈冷眼瞥了下周婶子，一拉胖嫂的胳膊：“甭气，这世道，什么人没有啊？就那天，我捡了一堆的饮料瓶纸箱子，刚往我们家门外头一放，你猜怎么着，扭脸就没了，就让人家给拿去了！”说完，又拿眼角斜楞着周婶子。
刘大妈嘴里的“人家”说的就是周婶子，周婶子明白，在场的其他人也都明白，但是，她全跟听不见的没事人似的，照样顶着一张石头脸，一声不吭地从胖嫂的筐里取点心，装封好了再码在自己那一摞上。
“讨不讨厌你说，总做这么些让人心烦的事。”刘大妈又挖了她一眼。
同样招人厌烦的还有三儿。从家里出来，三儿就一下下地瞪着车子在前排那一溜商铺间等活。
“三儿，有空没有？把这几箱货给我送家去。”杂货店的老板娘叫他。
“给多少钱？”三儿问。
老板娘不高兴了，一抬手：“我说，从这到家总共这么几十米的路，还问我要钱？三儿，我们家的东西你可没少吃。”
“没钱不干。”三儿拉着张臭脸，轻轻答她。一扭头，顺手抓了把人家卖着的炒花生。
老板娘猛地拍向三儿抓花生的手，没打着，狠狠地看着他：“无赖！”
三儿也瞪着她，走到她身前，光着的膀子往前一拱，什么都没说，但这架势又明明什么都说了。他用动作回应老板娘：“我就无赖了我就流氓了，你咋？”
老板娘有点怕，跟他硬打一架，明显打不过，况且，为了这么点鸡毛蒜皮的事坏了自家声誉，不是愚蠢吗？就见她愤愤地抄了两把花生，往三儿怀里一塞：“吃吃吃，赶紧滚！”
三儿嗑着花生慢悠悠地出了杂货铺，可老板娘的气还没消，自言自语着：“娘俩儿一个德性，不招人待见。”
走到豆芽家的水果店门口，一眼看见豆芽正拿着个红彤彤的苹果啃，三儿一个快步冲过去，一下就把苹果从豆芽肉乎乎的小手里抢了过来，他倒挺不耐烦：“再跟你妈要去。”
“妈，三儿又抢我苹果吃！妈，三儿又抢我苹果吃！”
豆芽的妈慌慌张张地奔出来，沾了水的手在围裙上抹干净，忙问：“怎么了呀豆芽？”
“妈，你看他！”豆芽气哼哼地撅着嘴，指着三儿告状。
见豆芽的妈出来，三儿还是一副“你咋？你咋？”的无赖相，苹果的汁儿顺着嘴角淌下来，他就呼哧呼哧使着半身力气往上吸哈喇子，一滴一点都不能白白浪费了。豆芽的妈倒是爽快，一把拉着豆芽回了店里：“妈再给你拿新的。”又扭了扭头：“老跟孩子嘴里抢吃的，真行。”
嗑了两把炒花生，啃了个苹果，还挨了几声骂，三儿没有丝毫的生气，也没有丁点的得意。老板娘不让他吃了？没有。豆芽的妈不让他吃了？也没有。这就是他理解的四邻。若是老板娘说个软和话，再塞给他一把花生，“送去吧送去吧，花生拿着嗑去。”，他也就给她把货送家里去了。既然老板娘较了真、生了气，他也不是那上赶着的主儿。
他瞪着双铜铃般的眼睛四处搜寻着活儿，半晌也没能拉上一个。太阳越来越高，黄豆大的汗珠一点点渗出来，脸上、膀子上，最后一个个滚下来连成片，使得他黝黑的皮肤在雨后潮热的空气里闪着有力的光。河边凉快，他就沿着河边走，不知不觉蹬着三轮车到了城北的护城河。
六月了，这里的柳条还能挂着许多绿叶跟风做游戏。一会儿在那平静的河面上映出完整的绿影，一会儿又随着一个并不起眼的浪消失得没了踪影。三儿喜欢这里，他的梦就在这里。他无数次地想着，若是手里有了余钱，不用天天蹬着三轮拉货搬家，他指定往这柳树下一躺，枕着满地的蚯蚓蚂蚁睡到自然醒。可他一次都没能如了愿，一天不拉活就挣不着过活，他不能撇下饿着的肚子不管不顾，何况，他还有个妈。
连车都没下，他就坐在三轮车上闭着眼养神，忽然听到耳边一阵脚步乱窜，睁开眼，就见许多人往一处走。
“诶，伙计，咋了？”他拉着个人问。
“河里，有人掉下去了。”
“救上来了？”
“你看呐，那不扑腾着呢。”那人慢悠悠地指了指。
三儿定睛一看，的确有个人在水里扑腾，就见那人的脑袋沉下去又努着劲探出来，沉下去，又探出来，一次不如一次。三儿拔腿就跑。
“你干嘛去？”那人追着他问。
“捞人。”
“诶诶，是个日本人听说！”那人想拦住他，见三儿不理他，又问，“你会水不会？”
三儿不会水，三儿也没有失了理智。他只是把问题想简单了。他觉得自己平时能一个人扛着冰箱爬五楼，还不带喘气的，这从河边捞个人，不过是憋着一口气，再灌上几口水，有什么难的？
于是，他把膀子上搭着的白毛巾一甩，拖鞋一蹬，心想着，这裤衩就得湿得透透的了，回了家少不了挨顿骂，之后便噗通一下跳了下去。进了水里，三儿才知道自己大了意。明明没有多大的风，也不见多猛的浪，可这身子就像卷进泥潭里似的，从头到脚地压着他往水里陷。他有些怕，但那人已然就在眼前，他不能看着这么条活生生的命从自己眼前消失。又憋着一口气，顶着远比冰箱沉重的浪拱到那人身后。他想跟平时搬货那样嚎呼几嗓子攒攒劲儿，可四面的水紧紧压着他的胸腔，又埋住他的喉咙，一张嘴就是一肚子泛着腥味的浑水，人也就陷得更深。
岸上的人在叫喊什么，他听不清；来回奔走的人要干什么，他也不知道。他只是拿出前所未有的勇气与力量把眼前的人往岸上推。最后，落水的人被他拱到了岸边，被人拉上去，可他自己却发了虚，全身像泡烂的馒头，又一个浪打过来的时候，三儿一下不见了。
“哎呀，哎呀，你、你不会水呀！”想拦没拦住三儿的那人，看着三儿的脑袋被浪花旋进了水里，气恼着跺脚，“哎呀！哎呀！”
三儿被护城河的水带走了，带着他在柳树底下睡觉的梦，一去不返。周婶子知道这事的时候，三儿已经消失了两个钟头。
“他周婶子，快……”送信儿的人哽咽着说不下去，“快去，护城河。”
包着点心的周婶子一抬头，立马觉出了不对，仿佛那人的脸上已然刻着三儿的死讯。她站起来，石头脸上放出两道冷光，声音异常冷静地从紧抿的嘴唇里出来：“怎了？”
“三儿……”还是说不出口，耷耸着脑袋，往外伸了伸手，“看看去吧。”
一路上，周婶子昂着头，抿着嘴，除了呼吸，整张脸没有丝毫起伏，脚下却是快而坚定的步子，一直到了三儿落水的地方。
救援队来了，救护车也来了。活着的时候没人搭理，死了却招来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周婶子挤过去，看到三儿丢下的毛巾，还有那双脏得刷不干净的拖鞋。她没动，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水面。她的孩子就在这水里，她心口最疼的那块肉正在这浑浊的水里被鱼虾吞咬。她疼，万箭钻心地疼，但她不哭，她还能用“奇迹”来欺骗自己的心，欺骗自己说她的三儿就是这河里的鱼，一会儿就钻出头来，一声声地叫她“妈”。
又是三个小时，夕阳斜打在河面上，映出一片片闪着红光的波澜。几只叫不出名字的鸟儿叽喳叫着，一会儿在枝头扑腾，一会儿又在河面啄几口水。
“捞不起了，捞不起了。”一些人叹着气。
围观的人走了一个、两个，又少了三个、四个，最后，救援队的人开着小船去了下游，等得着急的救护车发动了车，也想走了。周婶子仍然没落一滴泪，但是，越来越深的夜告诉她，她的三儿变成了一条鱼，落进这水里，永不出来了。
三儿的毛巾还在草丛里丢着，她捡起来；三儿踢掉的拖鞋也在地上胡乱放着，她也捡起来。一把揣进怀里，就这么紧紧抱着，沿着河边走，死盯着水面走。
她回到顺河街的家，进了三儿的房间。凉席铺好，蚊帐挂好，捧起三儿那个已经瘪了的枕头，泪就再控制不住。卷走三儿的浪有多么无情，她脸颊的水珠子就有多么迅猛。明明早上出门时还打着哈欠叫“妈”，明明说了要回来补觉，这么多半天的功夫，她的三儿怎就没了？永远地没了！
三儿的尸体没能找到，第三天一大早，社区的网格员就嚎呼着进了胡同：“周婶子，周婶子，快来，快！”
“咋？赶着开庆典去？”和周婶子一起封点心的胖嫂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网格员同志一愣，胖嫂的鄙夷让他立马觉醒过来。人家儿子没了，自己却这么咋咋呼呼地叫喊，的确不合适。就见他瞬间耷拉下脸，皱着眉间的川字纹，去了周婶子家。
周婶子把三儿的三轮车推了回来，在门后静静地停着。现在，她又坐在三儿他爸爸的照片旁边，一动不动。
“婶儿，别难过，”网格员进来，有模有样地说，“三儿，三儿是光荣的。”
周婶子一点反应没给他，他也不管，继续说：“县领导这就在路上了，周婶子，还有民政局的干部，电视台的记者，都来，都来。”
正说着，一行人就进了门，周婶子仍然没动。县领导并没想过死者家属会是些什么反应，但周婶子这么个石化了的没反应的模样，确实让他有些意外。周婶子不理他，他不能不理周婶子。收起了那么点“意外”，赶忙弓着身子，快步走到周婶子身边：“节哀，您节哀。”
随着声音同时起落的是咔咔的快门声，还有那闪得让人发晕的闪光灯，不知后头是谁喊了一句：“婶子，咱看下镜头，看下镜头。”
屋里有点热闹。后面的随从人员有人捣了捣民政局干部的胳膊，小声说：“证书，证书递上去。”
于是，县领导从那位民政局干部手里接过了红底金字的见义勇为证书和五千块钱奖金，端端正正地伸到周婶子眼前：“您收着，咱县里是有明文规定的，您收着。”
又是咔咔几声快门。
周婶子始终石头般的坐着，至于声响，又至于一个个赶集似的人影，她全听不着，也看不见。直到东西递到了鼻子底下，那闪着金光的字刺痛了眼睛，才有了点反应。缓缓抬了头，一双烧红的铁疙瘩似的眼睛轻轻落在县领导的脸上、身上，看得他浑身不自在。
两三天了，她第一次开了口。
“三儿死了。”她说。
“啊，啊。”
“三儿，是为了救人死的。”她又说。
“是，是。”
“三儿做得对，”她猛地昂起头，“他做得对！”
屋里有许多人，院里也挤着许多人，但他们全都听见了，听见了“做得对”这么句斩钉截铁的话。有人吃惊，有人敬畏，也有人摸着脑袋犯了迷糊。不管是怎样的心情，他们都没再说话，那一刹，他们难得放下了自己的心思，静静地看着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如何用正义告慰死别的悲伤。
周婶子颤抖着接过那人手里的东西，那是三儿的命，她接过三儿的命！
东西送到了地方，一行人的任务算是完成了。他们终于可以离开这间没有空调也没开风扇的闷热屋子，离开招了苍蝇的臭咸菜和干得掉皮的半块馒头，离开被水阴湿又落了墙皮、满屋子的霉味与湿热。挤在院里的人先退了出去，站在屋里的人也慢慢往外挪，最后，看着满屋子接雨水的瓶瓶罐罐和地面上雨水退下后残留的泥渍，领导忽然想起该问的话还没问完，赶忙转了身：“生活上有困难没有？”
周婶子极快地回答：“没有，没有困难。”
领导连连点着头：“好，好，没有困难好，没有困难好。”
“诶？你们怎不出汗？汗珠子全在我一人脸上，”从周婶子家出来，一位干部拿手撇着脑门上的汗，“这种老平房还真是热。”
“老平房不热，没有空调很热，哈，是不是？”另一人说笑着，往河边走了几步。
“这河里有鱼没有？”一人问。
“护城河里有，个儿大，顶新鲜！”
几个人看着河，聊着天，想象着如何把顶美味的鱼从水里钓到自己的碗里。他们全都忘了，忘了这河里还躺着个人，躺着一个因生命而丧失的生命！的确，对生命保持敬畏与热忱不是他们的职责，对生命表达冷漠与麻木也不仅仅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过错。他们完成了周婶子家的这项工作，还要去见下个李婶子王婶子张婶子，很多时候，就连他们自己也觉得，这办公室里的工作像极了工厂流水线末端的检验员，一手拿着产品，另一手对照着文件规格，盖章，通过；盖章，退回，至于生而为人所应具有的思想与情感，全都没被派上过用场。
“做得对”三个字给他们带来的震慑，在紧跟着的下一秒就不见了，因生命而起的震颤与那么一丁一点的动容，也都归于平淡。
二
周婶子喜欢冬天。冬天，万物归寂的时候，她就能想到她的三儿，想到整个世界都和她一样，都失去了各自的“三儿”，她就不那么难过。到了春天，她看着小草的“三儿”回来了，柳树的“三儿”回来了，墙根小野花的“三儿”也回来了，偏偏她的三儿还是没有音讯。她就做梦，一梦又梦到了冬天，她就偷偷笑上两声。屋里静得可怕，她的笑便是她的魂、她的朋友，她学着自己与自己对话。
眨眼，三儿没了好几年了，周婶子也慢慢变成了周奶奶。顺河街还是没等到拆迁的消息，顺河街的人也都照旧一个日子一个日子地过着。
人都是由许多个优点和许多个缺点混在一起的，的确，三儿活着的时候不怎么招人待见，但三儿死了，为了救人死了，这便让数不尽的人佩服。所以，胖嫂不再和周婶子争抢筐里的点心，还故意放慢了手脚；杂货铺的老板娘也隔三差五地叫住她，“他周婶子，这花生卖不动了，帮着吃点儿”、“这挂面快过期了，你就拿家去吧”；豆芽的妈也时常拦着她，“刚切开的西瓜，我一人吃不完呐”、“这苹果可不能再剩下了呀，拿几个回家吃吧”……周婶子知道，大家都在用各自力所能及的方式帮助她，她感激这份心思，但是，她更清楚，这一切的同情、悲悯，一切的关爱、施舍，都是因为她的三儿，她死去的三儿。她就又难过了。
她仍然靠着在糕点铺子装封点心挣的钱过活，有时候去半晌，有时候两天才去一次，现在，她再不争分夺秒地干活，也不厚着脸皮从别人筐里抢活。只要能挣得一天的吃食，她的生命就没其他用处，至于抢活、攒钱、吃好的穿好的，她觉着这些全都没有意义。
近来许多天了，周婶子总是肚子疼，疼得受不了，她就捏着压在枕头底下的几块钱去了药店。
“止疼片。”她说。
“哪儿不舒服？”
“肚子，肚子疼。”
“肠胃？还是别的哪儿？”店员又问，“您去过医院没有？药可是不能乱吃的呀。”
肚子绞绞着疼，周婶子受不住，不能再有那么平和的心和顺畅的气儿，急躁地怼过去：“你就给我拿止疼片，止疼片。”
“得，您是上帝。”店员默默叨咕着，啪啪几下，一大排花花绿绿的药盒子就摆在了周婶子眼前。进口药、仿制药，这种胶囊那种颗粒，看得周婶子心怯。
“七八十的，三四十的，二三十的，”店员在药盒子上划拉着，也没了好气，“哦，这是十几块的，也有几块钱的，全都明码标价。”
霎那间，周婶子仿佛看到一个按照价格高低一字拉开的表格。最顶端是那最贵最好的药，紧着那些实现了财富自由的人随意地买；中间那几行常用的大众药，对应着这世界上最多数的、一顿饭一顿饭地挣、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攒的最普通的人；而她自己呢，她清晰地看见，自己被压在这表格的最最底下，简直要出了边界。明知道那药能治了自己的病、救了自己的命，奈何，兜里没钱，只能悄悄地看着身上的这条命抽丝般的从这世界退去。
一种落魄与油然而生的卑微出现在周婶子的心里，她拿出故作的强硬，问：“大药片，塑料条封的白色大药片。”
“塑料条？”店员想了一下，转身从最不起眼的柜子角里拿了一条塑封的药片出来，往柜台上一扔，“呐，一块钱。”
“一块？不是五毛？”周婶子刚接过那药，猛地放下。
“那都多少年前了？早涨了价。”
周婶子闷哼一声，捂着肚子，扭头就走。就这么忍着疼，转了好几家，要么不卖这么便宜的药，要么也是卖一块钱，没法子，捏了一张皱巴的钱犹犹豫豫地搁在柜台上，换了这么几片不知对不对症的药回来。
然而，这药并不管用，肚子疼得也越来越厉害。“败家，败家”，周婶子骂自己。疼得气儿都喘不匀了，她不得不去了医院。
顶着张煞白的脸趴在挂号窗口的台子上。
“肚子疼。”
“内科，专家号普通号？”里面人淡淡地问。
周婶子匀着气儿，问：“咋还不一样？”
“专家号，八块，好些，普通号就……普通，五块。”
“普通，那咋能给人治好病？”周婶子想问问，那普通号的医生会不会把一个个病人当了练手的小白鼠，但她不懂这么多词，剧烈的疼痛也让她没有多说话的力气，所以，只能把一切疑惑、焦急、痛苦，统统塞进眼睛里，拿着这么种复杂无助的眼神看着里面的人。
然而，里面的姑娘却不耐烦了，看了看周婶子炸了毛的花白头发和粘着眼屎的脸，急躁地说：“能治好能治好，挂哪个？”
“都能治好咋还有专家号？”她顶着姑娘的不耐烦，又问。
“院里就这么规定，明文规定。”
“五块的也能治好？”问完，周婶子疼得“哎呦”一下，“挂，挂。”
问了诊，拍了片，周婶子顾不得心疼钱，这扯着疼的肚子拽着她往医生交待的地方走——排队，交费，验血；排队，交费，拍片，几趟下来，这肚子疼得更厉害。好不容易做了检查等着片子出结果，护士出来喊了话：“下班了下班了，明天来！”
不知怎的，听着这语气，周婶子忽然想起以前在乡下赶羊的时候。自己胡乱地叫上几声，“呕去去，呕去去”，那羊就一个个乖乖地往一处走，没一点反抗。想着想着，一股子疼劲儿又上来，她默默骂了句：“半死不活的，我倒不如头羊。”
没办法，她捂着肚子，又煞白着脸回了家。整整一夜，她一会儿听见自己叫着“三儿三儿，给妈揉揉”，一会儿又看见三儿踮着小脚给她脑门擦汗，脑子空了那么几分钟，竟看到三儿的爸爸从厨房里出来，端着盘蒸好的地瓜笑她“懒婆娘”。一切都乱了套。她分不清哪些是梦，哪些是真，唯一能确定的是，她还是疼，疼得想让人抱她一抱，哪怕是柔着声叫她一下。
太阳照亮了天，早晨的风带着那么点清凉与调皮，轻轻晃着周婶子的窗。她爬起来，刚有一丁点的饿意，就又是一阵疼。没刷牙，也没洗脸，连头发都没梳，炸着一头张牙舞爪的发，去了医院。
进门，又花五块钱挂了个号。
见面是新的医生，周婶子有点气恼，实在没力气把昨天说过的症状再重复一遍，直接扔下“肚子疼”三个硬邦邦的字，又把刚刚取来的片子往桌上一放。
医生盯着片子仔细地看，看完，眨巴着那双诊过许许多多条生命的眼睛，又皱着那个因着许许多多条生命而动过许许多多次脑筋的额头，说：“有个肿瘤，在胃里。”
“咋治？”
“先定性，还得进一步检查，看良性还是恶性。”
“再查？”她问，想了一下，站起来，“不查了，不查了不查了，我不治了。”
“不治了？你这……”医生这才打量了一下她身上那件脱了线的破秋衣，还有脚上那双破了洞的鞋，明白了，问她，“有医保没有？”
她摇头。平时总舍不得把钱花在看不见实在收益的地方，现在到了能派上用场的时候，她有点后悔，但转眼一想，即便有了医保，她依然没有能力负担个人应当承担的那部分费用，这么一来，她就又坦然了。
医生再次眨着那双审阅生死的眼睛想了想，说：“去社区反映一下情况，应该有办法。”
“病还是要治的。”他补充到。
“不，不添麻烦，不给国家添麻烦，”她的眼睛又变成了两块烧红的铁疙瘩，“止疼片，给我开个止疼片。”
“不治……”他有些犹豫，“止疼……”
“塑料条封的，白药片，一块钱的。”
周婶子打断他的话，阻止他像药店的店员那样，把各种明码标着价的药按照价格高低给她一一介绍。于是，她舍下了穷人在金钱面前的自尊，直接给自己指定了价码——一块钱的白药片。可是，医生说医院不卖这药，她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
周婶子出了诊室，医生的情绪却一时间没回过味来。身为医者，不管是什么原因，不能把病人从苦痛中拯救出来，这滋味总归不那么好受。这也是医者特有的遗憾。然而，他很快又叫了号：“下一位。”他们没有时间去铭记生命本身的苦楚，在数不尽的疾病面前为“活着”开辟出更大更美的空间，才是最重要的事。
看了两天病，周婶子又回到最初的那家药店，买了一块钱的止疼片。
那天夜里，她先是在她的小菜地里蹲到了半夜。这芝麻大的一溜菜地是在没了三儿之后辟出来的，点上几棵小葱，或者摁上几棵白菜，只要能看着翠绿的生命从泥土里拱出来，一点点地长大一点点地结果，她就高兴，就仿佛听到了刚学会说话的三儿呀呀地叫她“妈妈”。后来，天空落了几滴雨，她就进了屋子，把她的三儿——那张见义勇为证书和五千块钱奖金，从床头柜里小心取出来。“妈的三儿比妈厉害，比妈厉害，我的三儿有这么一厚摞，妈不行，妈只配得上那么一钢蹦儿，钢蹦儿！”，说着，就把“三儿”塞进被窝里，搂着它睡。再后来，她就听到许多个能炸裂了天空的响雷，紧接着就看到一个个瀑布般的水柱子从天而降。周婶子一个机灵，猛地拍了下床：“哎呀，哎呀！”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就那么光着脚冲进雨里，拼了命地往房顶喊：“三儿，三儿！这雨太大，你可小心着！快下来吧，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