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伦敦医院
十九世纪的英国，是新教主义精神盛行的社会。在新教的理念中，物质和世俗的成功也同时象征着人格道德的完美。所以，这个新教精神不但支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给社会的成功者镀上了一层道德的外衣。
弗里特里希·特里弗斯（Fredrick Treves）出身中产阶级，自幼才华横溢，学业完成后年纪轻轻就成为医学院的讲师，并在伦敦医院当上了医生，他无疑是这个社会的佼佼者。想必，顺利的人生和社会地位一定让他对这个新教精神和资本主义的完美结合感到心满意足。然而，当他来到伦敦利物浦警察局，从围观的人群中吃力地挤进警察局的大门，再次目睹卷曲在地上的这一团“东西”时，在他脑海里出现的，却是对上帝的拷问：在这样的人间，在这样的时代，出现这样的造物意义何在？按新教的“道德律”－“物质世界的成功象征着道德的完满，那么约瑟夫和他的同类在这个社会上是没有存活的理由的。”（“...material prosperity represented the natural reward of virtue. Joseph and those like him had no business to exist.” ）（The True History of The Elephant Man，99页）。
带着这样的矛盾和困惑，特里弗斯医生在警察的帮助下，把约瑟夫搀扶起来，穿过外面拥挤的人群，安放在一辆双轮马车上，向伦敦医院驶去。车上，约瑟夫沉默无语，似乎对这个医生抱着一份天然的信任，不一会儿居然睡着了。坐在这个“怪物”旁边，闻着那股曾经闻过的怪味，特里弗斯医生也和之前的警察们一样地在想：该怎么处理这个“人”。当时的社会福利还非常“原始”，根本不可能给这样一个“怪物”以应有的关照，所以如果把约瑟夫交给社会，无异于给他判处死刑；而去医院，约瑟夫这样的“病人”又不符合医院的任何规范条例，连个起码的诊断都没有。特里弗斯想来想去，最后他的良知占了上风，意识到无论如何这是到了打破常规的时候。所以他决定把对“上帝”的疑问抛在一边，用自己所有的权力，来保护这个被“上帝”抛弃的生命。于是，到了伦敦医院之后，他以支气管炎的诊断名义，把约瑟夫安顿在一间小小的急诊病房。
据说第一个给约瑟夫送饭的护士没有接到及时的警告，在看见约瑟夫之后顿时惊叫着飞跑出来，餐具和食物在身后洒落一地。而当时的约瑟夫是又累又饿到了崩溃的边缘，已经完全没有精力去感知那份羞辱和不安了。在这个事故之后，特里弗斯医生小心地给每一个护理约瑟夫的人都做了思想工作，也不强迫任何一个无法面对这个“怪物”的工作人员。伦敦医院的院长卡尔·格姆（Carr Gomm）在见了约瑟夫之后，立即支持特里弗斯医生的义举，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再把约瑟夫送回街头。总之，约瑟夫在饱经苦难之后，总算找到了一个暂时的避难所。
除了衣食住宿得到保障以外，特里弗斯医生每天都来看望约瑟夫，给他诊断病情。约瑟夫刚进医院时身体状态非常糟糕，不光饥饿劳累交加，身体也处在非常虚弱的状态。在医生和护士的料理之下，他的体力渐渐得到恢复。不幸的是，特里弗斯医生不久就发现，约瑟夫的真正病情无法得到医治，并且每天都在渐渐恶化之中，还衍生出其他病情，如关节炎，心脏病等等。值得安慰的是，能在这样一个封闭的不受人的惊吓环境中，约瑟夫似乎在心理上相对感到安宁。
久而久之，特里弗斯医生渐渐能够听懂约瑟夫的语言了，彼此交流更加频繁。正是这样的交流，让特里弗斯意识到自己当初对约瑟夫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也许，也是这样的认识，导致了特里弗医生的更大的困惑，以及对约瑟夫更深的同情。
大约在几个月之后，医院出现了困难，应接不暇的急诊病人，资金的短缺，让约瑟夫一个人占据一间急诊室的情况成为既不合理也不可能的现实。最后，院长决定向社会求救。
如同本文开始就提到的，这个时候的欧洲，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欧洲，既有让人无法接受的苦难，也有无数大力呼唤良知的思想者和精英，而基督教，这个垄断了整个英国社会的精神信仰，也在朝着对约瑟夫有利的方向发展。也许，如果我们实在不理解“上帝”为何造就约瑟夫这样一个怪物，我们可以试图在信仰中找到答案。就在格姆院长向社会呼吁的一周之前，一个叫查尔斯·弗阿恩（Dr. Charles Vaughan）的牧师在降临日作了一个动人肺腑的演讲，并引用了圣·约翰的名言：“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自身还是他的父母，让他成为盲人？”（在此“盲人”可作为人间苦难的象征）。格姆院长在听了这个演讲之后，也把这个人性的终极问题用在了自己的公开信中。他认为弗阿恩牧师的演讲展示了一个真理，即：“上帝之所以允许人被生成如此无望，如此残疾，其目的就是要让人认识到，这些‘作品’是要激发人的同情心，激发人们对那些没有被恩赐过的人给与善意的帮助。”（One of the Creator's objects in permitting men to be born to a life of hopeless and miserable disability was that the works of God should be manifested in evoking the sympathy and kindly aid of those on whom such a heavy cross is not laid.）（同上，106页）
于是，在1886年12月，星期六的伦敦“时代”报（The Times）上出现了伦敦医院院长的公开信：
“先生们，
我被授权请求您们的帮助，以让公众注意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事例。在我们医院阁楼的一个小病房里住着一个叫约瑟夫·默里克的人，二十七岁（笔者注：这个岁数有误，应该是二十五岁），是莱斯特的居民。他有着非常可怕的外表，以至于连在白天去花园都是不可能的。因他可怕的外表他被称为“大象人”。在此为了不让读者感到惊恐，我就不对他的畸形外表的细节进行描述，不过应该让您们知道他只有一只手可以用来做事。。。”（I am authorized to ask your powerful assistance in bringing notice of public the following most exceptional case. There is now in a little room off one of our attic wards a man named Joseph Merrick, aged about 27, a native of Leicester, so dreadful a sight that he is unable to come out by daylight to the garden. He has been called “the elephant man” on account of his terrible deformity. I will not shock your readers with any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his infirmities, but only one arm is available for work.）（同上，101页）
在进一步讲述了约瑟夫的生活经历后，格姆院长花了不少篇幅提到约瑟夫并不是一个不愿工作的人，而是一个由于他的外表和身体条件无法工作的人，并且，也是一个心智完善，聪明且善良的人。最后，他呼吁社会公众对此事提供可能的帮助：
“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情况下请求公众的帮助，但我希望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I have never been authorized to invite public attention to any particular case, so it may well be believed that this case is exceptional.）（同上，103页）
5。良知的考验
卡尔·格姆院长的公开信发表在星期六的“时代”报上，之后，社会的回应是立竿见影般地迅速，医院立即收到了大量的信件和可观的资金，以至于在第二周的星期二，即在公开信见报后的第三天，格姆院长就不得不为约瑟夫的资助情况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措施。当时医院收到的有寄给约瑟夫的10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8000英镑），还有一个叫辛格尔先生（Mr. Singer）的给约瑟夫承诺了每年50英镑的终生年俸。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零星的汇款和积极的建议，比如把约瑟夫转移到盲人医院，等等。会议的结果是，伦敦医院将继续收留约瑟夫，并把医院大楼边上的废弃不用的小阁楼改装成约瑟夫的单人住房。
很快，一个特地没有安装镜子的宽敞的卧室和一个卫生间的套房就装修好了。然而，对特里弗斯医生来说，让约瑟夫理解到这套简单舒适的住房就是他的永久的家，似乎比装修这个住房的困难还大。自从约瑟夫第一次离家出走时，他的梦想就是有一个安全的躲避人的地方，而今，这个舒适的避难所就在眼前，一时间，约瑟夫那颗充满了苦难的心灵来似乎不及做出贴切的反应。据特里弗斯医生的回忆，当时约瑟夫似乎连感激之情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约瑟夫由于受过教育，能够阅读，所以在伦敦医院的日子他花很多时间读书。他读书的范围并不很宽，根据特里弗斯医生的记载，主要是圣经和一些小学教材，也包括一些报刊。小说中他最喜欢的就是浪漫小说。这个自己从来没有浪漫经历的人总是深深地被那些故事打动。除了看看书打发日子之外，他还用喜欢用自己仅能工作的一只手做手工活，比如纸板模型等等（约瑟夫在手工制作上体现出极好的天赋，他做的一个教堂模型至今保存在伦敦皇家医院的博物馆中）。好心的护士们也从外面买来纸板给他，有些甚至还和他一起做。做好的模型他一般用来送给帮助过他的人。
除了这些活动之外，约瑟夫自然还有很多闲暇的时间，每天可以从自己房间的窗户看到外面的世界。可以想象，数不清有多少次，他幻想着一个外貌正常的自己神情自若地走在来来往往的行人之中。。。
也许，如果夏娃当初不偷吃智慧果，人就不需要有任何精神追求，社会对约瑟夫的慈善事业也就到此为止了。然而不幸的是，人不但有一个让自己疲于奔命的肉体，还有一个让自己不明不白的大脑功能，或者说，一个“不安的灵魂”。约瑟夫虽然外观长得离异恐怖，但有着和正常人一样的情感和精神需要。在伦敦医院平静而封闭的生活中，他渐渐地发展出忧郁症，自闭症，焦虑症等等几乎任何一个人在同样的情况下都会产生的心理病症。在刚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约瑟夫极度怕见人，每当有人敲门，他就会卷曲到角落，害怕自己会把人吓跑。而长期的孤独生活，让约瑟夫的这个问题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愈加严重。于是特里弗斯医生决定给约瑟夫作“心理治疗”，治疗措施就是“把美女引见给‘猛兽’”（“An introduction of beauty to the beast” ）（同上118页）。
第一个特里弗斯向之伸手求救的是他自己的一个朋友，一个失去丈夫不久的遗孀莉拉·马特林女士（Leila Maturin）。特里弗斯自然给她做了很多详细的描述，大概还给她看过照片，最后告诉她，所有她需要做的，就是“带着微笑来到约瑟夫的房间，给他道个早安，再和他握个手”。出乎特里弗斯的意料之外，玛特林女士欣然答应了他的请求。
于是，在某一天早晨，年轻漂亮的玛特林女士在特里弗医生的陪伴下，来到伦敦医院看望约瑟夫。她果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带着自然的优雅进入约瑟夫的房间，微笑着向他走去，在特里弗斯向她介绍了约瑟夫后伸出手和他握手。”（She entered his room with an easy grace, smiling as she approached him, reaching out and taking his hand as Treves presented him to her.）（同上，118页）。“这一切都太突然了，”根据特里弗斯医生后来的描述：“约瑟夫一时间无法说什么。他慢慢地松开她的手，再慢慢地蹲下去，把他巨大的头埋在了自己的膝盖上，同时发出令人心碎的呜咽，无法控制地抽泣起来。”（It was all too much. Joseph could not speak. Slowly he released her hand and slowly he bent his great head forward to his knees as he broke into heart-reading sobs and wept uncontrollable.）（同上，118页）
后来约瑟夫给特里弗斯说，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有陌生女人对着他微笑，并和他握手。和玛特林女士的见面虽然时间很短，但却具有“里程碑”一样的意义，让约瑟夫自卑的心理感到了一丝自信。于是特里弗斯医生和伦敦医院继续在熟人之间和社会媒体上宣传，让更多的人来探望这个孤独的灵魂。社会的反应是积极的。很快地，约瑟夫的房间开始“热闹”起来，约瑟夫自己也不再那么羞怯和担惊受怕了，从害怕听到敲门声变得开始期待敲门声，并且在见到生人时也能“自然地”说话。
约瑟夫从一个被社会遗弃的“怪物”很快变成了社会“名人”，这一现象也让特里弗斯医生自己感到意外和欣慰。当时不光是伦敦，甚至整个英国的几乎所有有名望的人物，尤其是女性－从演艺界明星到贵族夫人，都来到伦敦医院面见这一位传奇的“大象人”。渐渐地，约瑟夫小小的房间里放满了很多女士们的签名照片。
此时笔者突然想起了海轮·凯勒。在十九世纪的欧美国家，慈善事业大都是由富有个人自行发起的。慈善业对有钱人来说并非难事，我相信他们中间大多数都是真诚的同情苦难者，但其中也难避免少数图虚荣的势利家。海伦·凯勒虽然又聋又瞎，但她的美貌，是各位慈善家绝不愿意疏忽的，所以，如果说在那些争相和海伦一起拍照的人中，有些人的“慈善”可能有几分虚荣的话，和“大象人”约瑟夫见面并握手，则是和我们中国人所谓的“革命”一样，决不是“请客吃饭”那么容易，其间难有半点虚假。
在这些人中，除了玛特林女士以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位女演员麦姬·肯德尔（Madge Kendal）。虽然她的丈夫见过约瑟夫，但历史上没有肯德尔夫人和约瑟夫见面的纪录。无论如何，她和约瑟夫建立了长期通信关系，还给他寄去了自己签名的照片，并一直给约瑟夫提供各种帮助。比如一次约瑟夫提到自己喜欢做手工，肯德尔夫人立即雇了专业人士去伦敦医院给约瑟夫教授编织手工艺术。在稍后我们还可以读到，她曾帮助了约瑟夫实现了自己一生的最大“梦想”。
当然，在所有的这些访问者当中，最令约瑟夫激动的，自然是当时英国的威尔士王妃亚力山德拉（十多年之后的王后）。
6。公主的到来
笔者从来对王公贵族没有任何兴趣，然而，在约瑟夫的例子中，我不得不承认当时的英国王室对他的关注是有历史意义的，因为这意味着人道主义精神，特别是对弱势的关注，对苦难的同情，在英国已不再是少数思想家的理想，而是在精英阶层－甚至最高级权力阶层的普及理念。
1887年5月21日，在约瑟夫住进伦敦医院差不多一年时，威尔士王子和王妃来到这里参加医院新区落成的开幕典礼，其间王妃主动提出了要见约瑟夫。于是，在一一参观了各个病房之后，王室一族人在特里弗斯医生的陪同下，朝约瑟夫的房间走去。没有心理准备的约瑟夫突然发现一群衣冠楚楚的人来到自己的房间，而走在最前面的是在特里弗斯医生陪同下面带笑容的亚力山德拉王妃，想必是又惊又喜。
据特里弗斯医生的记载，王妃优雅地向约瑟夫伸出手和他握手，然后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亲切地和他交谈。此时我们可以想象，无论约瑟夫有多么激动，他都无法用表情来表达出来，所以他所有能做的，便是呆呆地坐在那里简单地回答问题，尽量让客人们自由自在地参观自己的房间。王妃在简单地和他交谈之后，参观了约瑟夫制作的各种手工艺品，意外而高兴地发现了女明星肯德尔夫人的像。威尔士王子（后来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对约瑟夫也非常友好，同行的剑桥公爵（（Duke of Cambridge））还把自己的金表送给了约瑟夫。然后，“就象他们突如其来的那样，王室一族又突然消失了，留下约瑟夫一个人，淹没在刚刚过去的极度兴奋之中。”（And then, as suddenly as it appeared, the royal party withdrew, leaving Joseph overwhelmed with excitement）（同上，128页）
后来特里弗斯这样写道：“王后（此时公主已是王后）的高贵优雅自然给无数人带来快乐，但当她若无其事地坐在约瑟夫身边，象和一个自己很高兴见到的一个人那样自然地谈话时，她带给约瑟夫的快乐，我想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快乐能与之相比的。”（The Queen made many people happy, but I think no gracious act of hers ever caused such happiness as she brought into Merrick's room when she sat by his chair and talked to him as to a person she was glad to see.)（同上，203页）
威尔士公主对约瑟夫的关心并没有到此结束。在第一次和约瑟夫见面之后，她很快就给约瑟夫寄来了亲笔签名的照片。看到约瑟夫无比的欣喜，特里弗斯医生委婉地建议他给“高贵的公主殿下”（Her Royal Highness）写封信表示感谢。从来喜欢阅读和写作的约瑟夫欣然答应，满怀激情地提笔，开篇就不合时宜地称呼道：“我亲爱的公主，。。。”（My dear Pricess, ...）。写完后约瑟夫特地让特里弗斯先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妥当的。特里弗斯虽然觉得用词不妥，但被约瑟夫的真诚所打动，还是决定按原样给王妃寄去。在后来的几年中威尔士公主又来看过约瑟夫几次。不但如此，在约瑟夫生前的每年圣诞节，她都给约瑟夫寄去亲笔写下致词的圣诞卡。自然地，这些卡片成了约瑟夫最珍贵的收藏。
7。最后的美好时光
社会对约瑟夫的关注并非至于这些会见和礼物。也许我们都知道一个共识，对他人的帮助，不光是给予别人我们认为他们需要的，更在于给予别人他们自己想要的。禀赋着人道主义精神的特里弗斯医生自然深谙这个道理，所以他经常问起约瑟夫有些什么愿望。约瑟夫住进医院后的第一个圣诞节，特里弗斯医生就手边的一些捐赠的现金，问他想要什么作为自己的圣诞礼物，约瑟夫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他最希望得到的，就是一个男性化妆箱（dressing-box）。这个小小的愿望当然非常容易地实现了，成为约瑟夫一生得到过的最满意的圣诞礼物。后来，约瑟夫提到他很想看看一个中产阶级的家。于是特里弗斯又作了安排，把自己未成年的两个孩子和妻子安排到别的地方，然后亲自带着约瑟夫去参观自己的住宅。
约瑟夫一生从未进过剧院，所以他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去剧院看戏。肯德尔夫人得知后，立即设法安排他在皇家剧院观看英国一年中最为隆重的圣诞节歌舞演出。为了不让约瑟夫被暴露在其他观众中，肯德尔夫人利用自己的关系，向有名的波尔德特·考茨男爵夫人（Baroness Burdett-Coutts）求助，希望约瑟夫能用她的私人包厢。波尔德特·考茨男爵夫人是当时全英国最富有的女人，也是有名的慈善家，曾经和作家狄更斯共同创建了有名的“缪斯山庄”（Urania Cottage），专门收留被世人认为道德堕落而无处谋生的女人（尤其是妓女）。在听说了约瑟夫的情况之后，男爵夫人最初有几分犹豫，担心约瑟夫会影响其他看戏的观众，但在和肯德尔夫人仔细商量了对策之后，最终答应了这个计划。
于是在那年（年份不详）12月的圣诞节前夕，约瑟夫在特里弗斯医生和三个护士的陪同下，从剧院的皇家专用通道悄然进入，坐在了男爵夫人的包厢里。三个护士坐在前面，形成一道屏风，特里弗斯和约瑟夫坐在后排的阴影中。据后来特里弗斯记载，约瑟夫在男爵夫人的包厢中度过了一生中最让他陶醉的一个圣诞节夜晚。之后连续几个星期，约瑟夫都沉浸在精彩的剧情之中。
长期呆在室内约瑟夫还希望有机会能见到大自然。他提及自己一辈子见到过的乡间不过是从马车的狭小窗口看出去的景象。很快，不止一个贵妇人邀请他到她们的庄园度假。其中一个叫奈特丽女士（Lady Knightley）提供的条件最为“优惠”，因为她让约瑟夫可以在大白天自由自在地出现在户外。于是约瑟夫接受了这个邀请。奈特丽女士的庄园叫“弗斯利庄园”（Fawsley Hall），坐落在离伦敦比较远的诺斯汉普顿希尔（Northamptoshire）乡间。在从伦敦到诺斯汉普顿希尔的路上，约瑟夫乘坐了专门为他一个人提供一节二等车厢的火车。这节专用车厢在上下车时和主车厢分开，停在专门为约瑟夫准备的隐蔽出入口。
最初奈特丽女士计划让一家猎场看守人接待约瑟夫，很遗憾此家的女主人由于心理准备不够充分，见了约瑟夫之后当场吓跑，只得临时换了另一家人。所幸的是，这第二家的男女主人并不在乎约瑟夫的长相，非常热情款待了他。于是，约瑟夫这个曾经每天都不得不躲避在肮脏的角落的“怪物”，第一次可以坐在阳光下尽情地享受大自然。他每天无拘无束地在没有人迹的乡间漫步，采集野花，或在阳光下阅读，或和小狗玩耍，并且还和一个年轻的农夫交上了朋友。这个农夫后来称约瑟夫是“一个有趣的很有修养的人”。六星期之后，约瑟夫怀着愉快的心情乘坐同样的火车包厢回到伦敦。他后来告诉特里弗斯医生，这是他一生度过的最快乐的假日。
在医院的护理之下，虽然他的身体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差，但他的心灵似乎越来越平静。约瑟夫每天的生活变得很有规律，早晨一般都在床上休息，下午他会阅读和写信，黄昏后是他一天中最愉快的时光 - 此时他会离开室内，独自来到医院的花园中，享受户外的自由和清新的空气。
约瑟夫非常满足也很理解自己的“被隔离”的隐居生活，对自己得到的每一点帮助都无限感激。他多次地给特里弗斯医生说到：“我现在每一天的每一个小时都是快乐的。”（I am happy every hour of every day.）（同上，203页）。约瑟夫由于自己的面部畸形以至于不能表达感情，但特里弗斯医生却知道他的确是快乐的，因为不止一次，他见到约瑟夫一个人在房间里敲打着枕头，象孩子一样地表达自己的愉快心情。
8. “大象人”之死
约瑟夫的病情注定了他不可能活得长久，然而他的死还是来得比很多人想象的迅速。就在从乡村度假回来的6个月之后，约瑟夫悄然离世了。那天是1890年的4月11日，中午时分，一个护士来照例来探望约瑟夫，看见他在床上，还给他交谈了几句，发现他一切正常。一个半小时后，另一个护士给约瑟夫送来午餐，看见他还在睡觉，于是就把午餐放在房间里然后悄悄离去。下午三点时，特利弗斯手下的住院外科医师赫吉斯先生（Mr. Hodges）来按时察看约瑟夫，发现约瑟夫已经停止了呼吸。
约瑟夫死后，伦敦医院立即做出对他验尸的决定。验尸后对约瑟夫的死亡诊断为“事故死亡”，原因是突然窒息，而窒息的原因是因为他平躺在床上，巨大的头导致颈项变形而气管阻塞。约瑟夫生前自从头变得巨大之后，从来都无法平躺着睡觉，只能蹲着。据汤姆·诺曼（马戏团主人）的记载，约瑟夫睡觉的姿势是双腿蜷曲，双手抱着膝盖，然后巨大的头放在膝盖上。约瑟夫也多次给特里弗斯医生提到，他从来都希望自己能像正常人一样平躺着睡觉。也许，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终于满足了自己的希望。
约瑟夫的舅舅，当初领养过约瑟夫一段时间的查尔斯·莫里克（Charles Morrick），专程从莱斯特来到伦敦给约瑟夫辨认尸体。他也是唯一的一个出来承认和约瑟夫有亲属关系的人。据称当时约瑟夫的父亲还健在。
4月15日，在约瑟夫死去后的第四天，伦敦的时代报刊在头版以醒目的标题“‘大象人之死’”登载了约瑟夫去世的消息。伦敦医院给约瑟夫验尸之后，组成了专家小组，在特里弗斯医生的指导下给约瑟夫作了解剖，并保存他的皮肤样品和完整的骨架。解剖之前约瑟夫的头部和肩部被翻制成石膏模型。皮肤样品在二战中损失，但骨架至今保存在伦敦皇家医院。
约瑟夫的病因在医学上至今是谜题，历史上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同样严重的病情记载。
1923年，特里弗斯医生在逝世前出版了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写下的传记《大象人及其他追忆》。二十世纪陆续又出版了几部关于约瑟夫的传记作品。更有名的，自然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根据约瑟夫生平改编的，由安东尼·赫普金斯（Anthony Hopkins）主演的八项奥斯卡提名影片“大象人”（The Elephant Man）。
9. 拷问“上帝”
如果我们把人性的自私和对他人的残忍看成是人性恶，而把对他人的关心和同情看成人性善的话，这两者都集中地体现在约瑟夫短短的一生中。约瑟夫活了的29年，除最后的四年和人生最早的几年以外，他都是在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悲惨中度过的。造成这个悲惨的，除了约瑟夫先天的因素以外，就是人间的无情，或者说人性恶；然而在他的最后几年中，约瑟夫却得到了自己做梦都想像不到的快乐和满足，在这些快乐的背后，我们又看到了人性善。所以，如果说19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善与恶，美与丑对比强烈的时代，约瑟夫就是这个对比的高光点。
回首约瑟夫的一生，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悲剧有人为（人性恶）的因素，但由于他天生无法改变的畸形，他的悲剧又是命运的必然。也正是由于这个悲剧的必然性，在约瑟夫去世至今一百多年来，他的生平不但成为人们同情的对象，更成为人们拷问“上帝”的理由。约瑟夫的悲剧带给我和特里弗斯医生同样的问题：“上帝”为何要创造出这样的生灵？也许我们可以自欺欺人地满足于卡尔·格姆院长的宗教诠释－上帝让人间出现苦难的原因是要人们因此而产生对苦难的同情，然而我不得不反问，人的“同情心”，真的值得牺牲那么多无辜者的幸福吗？而如果人间没有苦难，同情心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性？再者，如果苦难没有导致他人的同情，就像在很多其他时代和其他地方出现的那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些人所承受的苦难又价值何在？这些问题自然是笔者无力回答的。但笔者不禁会这样试想：如果我是“上帝”，我决不会仅仅因为要让人产生同情心而把这样一个生灵放进人间，因为我深信，千万个人的同情心，都抵偿不了一个象约瑟夫这样的人所承受的苦难。
所幸的是，人类似乎还有良知的存在。追逐人道主义思想的历史渊源，远至古希腊罗马，近到文艺复兴时期，但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普及的社会意识形态，却只出现在19世纪的欧洲。尽管我个人不是基督徒，尽管我无法接受基督教自欺欺人的逻辑，但当时的欧洲社会，其基督教和理性相结合的人道主义导致的整体精神文明的进步，确实是在其他社会中不存在的。也正是这样的精神，导致了今天欧美国家对弱势 - 妇女，儿童以及残疾人 – 的关注和保护，导致了这些国家的福利制度相对完善。
笔者不信仰任何宗教，这个世界仅仅一个约瑟夫就可以向我证明那个全善又全能的“上帝”是不存在的。然而，如果真有上帝，而他又因各种我们无法理解的原因而不得不把约瑟夫造出来，我唯一能感到宽慰的，就是他把约瑟夫这样一个悲惨的角色，放在了19世纪的英国。
正如本文开篇提到的那样，人间是美与丑，善与恶，黑暗与光明并存的地方，但笔者认为，人间苦难和黑暗“分量”，大大超过了幸福和光明的“分量”。这是因为，只要人间还有苦难存在，人间的幸福，永远无法抵偿人间的苦难。所以我认为，约瑟夫最后四年的快乐，远远无法抵偿他前二十几年所承受的悲惨。不是吗？如果人在出生之前预知会有约瑟夫的命运，而同时又有选择的可能的话，请问有谁会做出“生”的选择？然而尽管如此，在了解了约瑟夫的一生之后，我仍然不得不把最后的记忆，集中在他最后几年的快乐之中。原因很简单，生命要继续，这不是我们能选择的，而我们只有看到光明，看到希望，才可能让我们的无法选择的生命更有意义。
结语
在马戏团的小手册中，约瑟夫引用了18世纪诗人伊萨克·瓦兹（Issac Watts）的诗句作为自传的结尾：
的确我的外貌有些怪异，
但责怪我就是责怪上帝；
如果我能创造一个全新的自己，
我决不会让你失意。
如果我能一手揽扩大海，
再从北极到达南极；
我会以我的灵魂为证，
人的价值在于心灵。
'Tis true my form is something odd,
But blaming me is blaming God;
Could I create myself anew
I would not fail in pleasing you.
If I could reach from pole to pole
Or grasp the ocean with a span,
I would be measured by the soul;
The mind's the standard of the man.
是的，“大象人”形同怪兽，却心如真金。笔者不信上帝，但在结束本文时却深怀了这样一个信念：在另一个世界的约瑟夫是正常的，健康的，更是英俊的。
（全文完）
（此文完成与2013年4月11日，也即约瑟夫·莫里克（1862-1890）逝世一百二十三周年的纪念日。）
主要参考文献：
1，The True History of Elephant Man, by Michael Howell and Peter Ford, Penguin Book, 1980.
2，http://en.wikipedia.org/wiki/Joseph_Merr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