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8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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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历史的巨镜》

只有系统论史观才能帮助我们摆脱支离破碎的史观造成的无力感，理解什么是现代社会，认识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处境。

马克思早就用劳动力作为商品来定义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它同博兰尼所谓为卖而买，即社会成员“为稻粱谋的动机被图利的动机取代了”异曲同工。《共产党宣言》在刻画资本主义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生产力超增长和全球化的特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学说都可以归为扩大了的马克思典范。

人的任何行动都是在其种价值观支配下发生的，并受到道德和正当性框架限定；当某种社会行动缺乏价值动力或不存在道德上终极的正当性时，其充分展开是不可能的。

现代社会完成了价值系统的转化，科技的无限运用以及市场机制无限扩张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正当性和制度保障。

“现代性”意味着以下两种全新价值在人类社会中涌现：第一为“工具理性”成为社会行动 ( 制度 ) 正当性最终根据；第二是个人权利观念的兴起。

理性包含三个层面的要素：目的、手段 ( 工具 ) 、评价方式。所谓工具理性不包含目的，不是指一般的目标，而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和意义。也就是说，工具理性是指终极关怀 ( 例如对上帝的信仰 ) 与理性 (ratio) 表现出二元分裂的状态。在二元分裂的结构中，人的终极关怀与他的理性思考互不干扰。

正因为个人权利是现代价值核心，那么一个符合正义的社会应该是保障每个人的个人权利的社会。由于每个人追求的价值可能不同，它们都具有正当性，故现代社会主张价值多元。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中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必须区别价值与事实，社会秩序由超越个人价值的形式法规来维持，即实行法治 (rule of law) ，强调公共事务程序优先。

如果不存在政治的契约和政治契约组织，经济和社会的契约和契约组织是不稳定的。

西方十六世纪后社会有机体观念的解体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它意味着人类第一次不再用人所属于的 ( 和终极关怀和谐一致的 ) 共同体性质和关系来界定自我。

民族主义是人类对认同危机的响应，即民族国家的兴起，实为不得不用某一种属性 ( 或符号 ) 来重新界定“我们”的结果。

西方变成一个以基督教为终极关怀，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组成的世界共同体。这一切为经济的超增长提供了制度框架。正因为如此，和法国大革命同步发生的是西方工业革命，并随即引发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

一方面现代价值系统为政治经济制度提供正当性，与此同时政治结构为经济和价值系统提供保护，另一方面经济系统则为政治系统运行和价值之实现提供物质支持，三者缺一耦合结构都不能稳定存在。

哈贝马斯 (Jurgen Habermas) 研究发现，和现代市场经济不断扩张同时出现的是另一种传统社会不曾有过的组织形态——公共空间 (public sphere) 。所谓公共空间，是指人类事务中这样一个领域和机制：该领域处在私领域和国家之间，在这里可以通过公共理性讨论 (rational public debate) 将个人意见和选择合成为公共意见和选择 ( 我们可将其称为存在将“私”合成“公”的机制 ) 。

保证生产力的无限增长的现代社会其组织形态在整体上应该具有如下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民族国家内部，必须实现如图一所示的现代政治、经济和价值三个子系统耦合；第二个层次是由民族国家群体组成的世界共同体，每一个民族国家作为主权拥有者如同拥有权利的个人组成社会一样，来建立国家间的契约组织。

新价值系统的出现不是社会事实变化 ( 例如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化 ) 的自然结果，而取决于人类原先的价值系统在实行时和社会的互动。也就是说，研究现代社会的形成，必须首先去追溯第一条线索，即第一个现代社会的起源。

马克思典范将现代价值起源归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而韦伯典范则主张现代性起源于新教伦理。吉尔森 (E. Gilson ， 1884~1978) 指出，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本为孪生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从不同方面刻画了同一个过程，这就是理性与信仰的二元分裂。

如果没有教皇革命后形成的法律传统，就不会有城市法律意识和相应的城市法律体系，也就根本无法想象欧洲城市和城镇的产生。

只有古希腊罗马法律和理性精神纳入基督教，西方文明才能成为孕育现代价值的温床。

法律背后的精神是理性，一旦法律成为基督教有关社会制度正当性之根据，就必定要求理性亦成为信仰的一部分。故与法律纳入基督教同步发生的是理性和信仰的统一。从此，对上帝的信仰和理性的运用不仅没有矛盾，而且上帝的存在是可以用理性来证明的。这个过程中，亚里士多德学说在起着关键作用。

唯名论的信徒不仅是个人主义者，同时亦主张对上帝的信仰和理性无涉。这样，就完成了工具理性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