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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是北方的一个小镇，没山、没水、没资源，冷落的很。但也不是一直这样，二十多年前还真热闹过一阵。当时镇上有个规模不小的汽配生产厂，是早些年一个国有厂改制过来的，听说在全国也是能排得上名的。于是小镇跟着厂子也红火起来，但谁也没想到，厂子会衰败的那么突然，小镇也跟着重回落寞。这其中的缘由还要从我的同学徐牧说起。
徐牧的父亲在镇上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倒不是因为他多有钱或有什么天大的本事，唯独因为他的老实。镇上几乎没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打我记事儿起就只知道大家叫他徐老蔫儿。就因为这性格，徐老蔫儿没了工作，没了老婆。
镇上的国有汽配厂改制，要有一批工人被迫下岗分流。经过厂里领导们再三斟酌，最终敲定了首批下岗工人名单。不出意外，徐老蔫儿是头一个。
厂里的人事科刘主任负责下岗员工的谈话工作。刘主任全名叫刘德旺，一米六的个头，身材还算匀称，只是这头出奇的大，出奇的肥，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一张黑灿灿的圆脸上镶着一双眯缝眼，一个蒜头鼻，下边挂着一对儿厚嘴唇，撅撅着，活像挂在脸上的两条烤肠。
望着眼前的老蔫儿，刘德旺先是满脸殷勤地为老蔫儿上烟、沏茶，之后便没了命地夸起老蔫儿。先说起一直把老蔫儿当做是自己的好大哥，又说起老蔫儿不仅技术过硬，思想境界更是没的说，在这小厂子里真是屈才.......
老蔫儿知道刘主任跟自己说了这么半天的话，没一句是他真想说的，所以也不搭茬。刘德旺自说自话倒也不觉得尴尬，只等到老蔫儿抽完了第二根烟，他才说出了真正想说的话。厂里定下了首批下岗职工名单，希望老蔫儿能响应政策，给大家带个好头。
按理说，老蔫儿是家里的唯一收入来源，手艺虽算不上厂里顶尖的，也算是个能手，只要诉诉苦、喊喊冤，甚至都到不了连哭带闹的地步，就可以向厂里申请留下。可他硬是一声没吭，就说了一句“我响应政策”，就在离岗确认书上签了字。这倒是让刘德旺有些喜出望外，老蔫儿的高风亮节几乎成了此后刘德旺与每位下岗员工谈话的必备素材。
徐牧的母亲是个要面子的人，人长得文静，性子也柔和，跟人吵架拌嘴都很少，但在老蔫儿下岗这件事上，她让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自己没工作，徐牧刚上学，在这个小县城，丈夫没了汽配厂这个铁饭碗对全家意味着什么，她比谁都明白。她知道徐老蔫儿是指望不上的，干脆泼下脸面，拎着一根麻绳冲到厂长办公室，绳子往厂长桌上一扔，坐在厂长面前的地上，话也不多说，只一句：让老蔫儿回来上班。
厂长平时吆五喝六惯了，面对这个未曾谋面，油盐不进的妇女却犯了难，被逼在办公桌后边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看热闹的人像蚂蚁闻到了糖的味道，把厂长办公室围了个水泄不通。其实透过办公室那一人多宽的小门，能看到里面的人很少，但没多久，徐牧的母亲吊死在厂长办公室的谣言已经传遍了全镇，好像所有人都到现场仔细观摩了一番似的。
徐老蔫儿冲进厂长办公室，看到自己那一反常态，坐在地上哭天喊地的媳妇儿，啥话没说，上去一把抢走老婆手里的绳子，结结实实给了她两个耳光，接着薅住老婆的衣领，一路拖回了家。
徐老蔫儿这辈子动手打人有两次，这是第一次。
徐牧的母亲再没去厂子里闹过，也再没跟徐老蔫儿闹过，不光不再闹，话也变得少了，平时几乎不怎么出门，整日坐在家里望着徐老蔫儿光荣离岗的证书发呆。
徐老蔫儿把两万元的补偿金拿出一万五交给了老婆，剩下的五千买了一辆三轮车改装成了一辆流动小吃摊，早晚在镇上的小广场和街头巷尾买些烤冷面、煎饼、炸串儿，买卖少的时候还在街边摆摊给人修修自行车。事实证明，老蔫儿不是做厨子的料，小吃摊的买卖很是一般，修车子的生意倒是不错。
徐老蔫儿是工人出身，汽车尚且不在话下，更不要说是少了两个轮子的自行车。加上老蔫儿人实在，从不弄虚作假，别管是链条还是车轴，都抹的油光锃亮，零配件也是捡那质量好的，从不贪图便宜。只要是经他手调教过的车子都像变了一辆车，蹬起来毫不费力，比那新车子还要得劲儿，好像两条腿也跟着一起上了油。后来老蔫儿干脆把小吃摊低价处理掉，专心经营起修车子的小摊，收入虽不多，家里的日子总算勉强能够维持。
徐牧的母亲离家出走是在徐老蔫儿下岗一年后，那年徐牧十一岁。不仅人走了，还带走了老蔫儿那一万五千元的存款。桌上留下一封信，信上只有六个字“我走了，对不起”，旁边还有一盘徐牧最爱吃的猪肉韭菜馅儿饺子。老蔫儿把信叠的整整齐齐放在裤兜里，给徐牧拿出碗筷，倒上醋，之后便只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那晚的饺子格外香，徐牧吃的很撑很撑。多年后徐牧与我聊起母亲，说自己并不怀念母亲，只是想念母亲留下的那一盘饺子，那是自己吃过最好吃的饺子，也是自己吃过的最后一顿饺子。此后徐牧的姥爷曾从老家来过一次，与老蔫儿聊了很久，留下些钱。至于母亲，徐牧再没有见过。饺子，徐牧也没再吃过。
徐牧很快习惯了与父亲相依为命的日子，但徐牧做梦也想不到，母亲的离去对自己来说，才不过是不堪回首的童年刚刚拉开了序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