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子曰：“乡愿，德之贼也。”
乡：会意字。据甲骨文,像二人对食形。“鄉”和“饗”原本是一字，整个字像两个人相向对坐,共食一簋（gui第三声）的情状。本义是用酒食款待别人,上古时期，同族的人往往聚族而食，因此乡引申出“乡邑”的含义。“乡”字也反应出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文化：乡里乡亲，有空就坐下来一起吃饭。
乡还有本地的之意，如：乡土。乡也指出生的地方，如“故乡”。乡又指行政区划单位，在县之下。乡也指乡下，和“城里”相对。
愿：看到“愿”字，大部分人首先会想到“心愿”，“愿意”，“愿望”等意，其实它最初的意思是“谨慎。”“愿”从原从心，“原”的意思是“泉水冒出的地方”，即“源头”。原和心结合起来就是“老实谨慎”的意思。如“谨愿”。 和“愿”相对的就是“悍”。《荀子》中有云：“无国而无愿民，无国而无悍民”。作为统治者，当然希望国内都是愿民，悍民越少越好。但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人，永远都不会是愿民。
乡愿：特指社会上那种没有一点道德原则，不分是非，同于流俗，言行不一，伪善欺世，媚俗趋时，随波逐流，八面玲珑，处处讨好，不得罪乡里的，以“忠厚老实”为人称道的“老好人”。
孔子尖锐地指出：这种“乡愿”，言行不符，没有正义感，关键时刻装聋作哑，嬉皮笑脸，实际上是似德非德而乱乎德的人，乃德之“贼”也。世人对之不可不辨。而后，孟子在他的《孟子·尽心下》中更清楚地说明这种人乃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人。虽然表面上看，是个对乡人全不得罪的“好好先生”，其实，他抹煞了是非，混淆了善恶，没有原则，不主持正义，不抵制坏人坏事，全然成为危害道德的人。
三国时期的徐干（山东寿光人，三国时期文学家，诗人，“建安七子”之一）的《中论·考伪》：“乡愿亦无杀人之罪，而仲尼恶之，何也？以其乱德也。” 李大钊（革命先驱，河北省乐亭人）《乡愿与大盗》：“ 中国 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纪录。”可见乡愿的危害之大。
清王宜山《围炉夜话》第四章：“孔子何以恶乡愿，只为他似忠似廉，无非假面孔；孔子何以弃鄙夫，只因他患得患失，尽是俗人心肠。”
贼：会意字，最早见于金文（钟鼎文），会以戈击鼎（贝）之意。小篆字形,从戈,则声。本义:残害;伤害。后延伸为“偷东西的人”。“做大坏事的人”，如：卖国贼。也指“邪的，不正派的”，如贼眉鼠眼。也表示“非常”，如这天气贼冷。
《论语》中多次出现“贼”字，都是“害，伤害”的意思，如子路曾经推荐高柴做费邑宰，被孔子骂“贼夫人之子”。意思就是说：高柴还不适合出去做官，子路这样做会害了别人的儿子。孔子还骂他一个行为放荡不拘的朋友原壤“老而不死是为贼。”意为老了还这么没规没矩，不给晚辈做榜样，是个祸害。
全文理解为：孔子说：“没有原则，没有是非观念，没有正义感的好好先生是个足以败坏伦理道德的小人。”
环顾乡里，乡愿确实很多，他们没有原则立场，他们貌似人缘很好，跟谁都能嬉皮笑脸，其实他们早已被人看透，他们哪怕亲眼见到事情的经过，也假装不知道，深怕得罪人。他们动不动就说“一只巴掌拍不响”，“家庭事情不好管”。根本不站在正义的一方说话。 有些“乡愿”甚至还取笑有正义感的人，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小人”。
《论语．子路》：“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孔子的意思就是：大家都说他是好人，那么这个人就不是好人。善者喜欢他，恶者讨厌他，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好人。
有人可能会疑问：“孔子不是讲‘仁爱’，讲’中庸之道’，讲‘和为贵’吗？他自己就是个好好先生吧？”其实，孔孟思想的棱角是被后人有意或者无意磨平的。比如董仲舒、朱熹等大儒们为了迎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他们会故意曲解，篡改儒家经典，误导了很多人。还有一些文人，故意哗众取宠，对儒家经典断章取义，不负责任地宣传不正确的理解。当然，也有些文人本身水平有限，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产生错误，或者没有通读儒家经典，导致对孔孟思想的理解不够全面，只有碎片化，片面化的信息。所以孔孟思想经常被人误会。其实孔子是个爱憎分明的人，他曾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意为：仁者不但要爱人，还要恨人。而且必须爱对人，恨对人。
逝去的乡绅文化
文革时期出生的我，从小就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对“地主”恨得咬牙切齿，可是当我从父亲口中得知我祖父就是个地主的时候，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乡里的老一辈人又经常会在我面前夸我祖父是个好人：他做过乡里的乡长，做过乡里的教师，他为人正直，乡里的很多纠纷都是通过他出面调停的，他曾救过一个因为“通奸”而差点被扔进茅坑淹死的乡民。逢年过节，为乡民免费写对联。这时，我开始为有这样的祖父而感到骄傲了。
新中国成立后，“土改”运动时，祖父被打成“地主”而被折磨到自杀。田地被没收，街上有两间店面因为不敢去认而被充公。
我又疑惑了，为啥大家都说他是好人，还要把他逼到自杀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就想通了，那时批斗“地主”，妖魔化“地主”是时代的需要，其实我的祖父成了时代的“牺牲品”。
据父亲回忆，祖父确实有田地出租，也请了几个长工帮忙干活，但是，那些田地都是祖父靠勤劳节俭慢慢积攒起来的钱，按照正常程序合法买来的。有田地出租并不代表就是“坏人”，任何一个群体都有“好人”和“坏人”。地主中确实有“坏人”，但是只占少数。大部分的“坏人”都是那些穷人，他们或者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或者染上赌博，吸毒等恶习致穷。他们有些道德败坏，无恶不作，成为无赖、地痞流氓。有些专干偷鸡摸狗的事。我祖父可以算是个有文化、受人尊敬的“乡绅”。
乡绅阶层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
乡绅阶层的政治地位主要显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扮演朝廷、官府政令在乡村社会贯通并领头执行的角色。封建统治集团的政令、法令，无论采取何种传播方式，欲使之传遍乡村社会，都必须经由乡绅阶层晓知于民。当权者只需将政策、法令告之乡绅，余下对乡民的宣传并使其执行的过程便由乡绅负责。此种相当于统治阶级最基层的政治地位，除乡绅阶层之外，其他阶层很难承担。
其二、充当乡村社会的政治首领或政治代言人。在相对稳定的封建统治秩序下，乡村民众对朝廷政令及各种赋税的服从或抗争，首先反馈到乡绅那里，并听从乡绅的建议，争取乡绅的认同，再经乡绅向官府反映民意。在这个由下而上传递乡村民情民意的过程中，乡绅刻意塑造自己作为一方民众政治首领的形象，有时甚至与乡民团结一体，充当乡民利益的保护人，在经济发生危机、朝政腐败外显时期，这一点尤为明显。
因此，乡绅阶层是封建统治者与下层农民之间的桥梁。它一旦松弛、分解，社会政治秩序即会出现无序。
在经济地位及文化地位方面，乡绅均高于乡民。乡绅还对乡村社会长期存在的族权、神权拥有某种控制力，对乡村社会的治安拥有管理与裁判权。通常情况下，族长由乡绅综合宗族意见推举产生，或者得到乡绅的合作认可；有的乡绅本人就是族长，对一族拥有道德上名义上的首席权。神权的柄杖也大体如此，由于乡绅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其政治和文化地位的结合，产生了神权上执行、解释的可信度。此外，乡绅出资办地方治安队或团练，大多还自任头领，对乡村社会治安进行控制、操纵，特别是在边远乡村，乡绅的军事控制权尤其明显。
几千年来，中国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导致民不聊生。但是，中国几千年能够顺利延续，其中，依赖于乡绅文化是个重要原因。无论怎么战乱，以乡绅为主体的那部分当时的精英，他们始终勉力维持着各自所在地区的生态。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文化，基本以乡村文化为主题；乡村文化基本以乡绅文化为先进文化的代表。
几十年过去了，乡绅文化消逝了，但是，地主却又回来了，解放前的前旧地主到今天的新地主，其出现的原因、过程、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旧地主大多勤劳致富，新地主几乎全部是依靠与权力的勾结来攫取财富；旧地主造福乡里，新地主横行乡里，
如果仅仅是财富的不公平转移，倒也罢了。在文化方面，旧地主是文化的代表，而新地主既然是与权力勾结所致，那么，缺乏文化底蕴的他们，仅仅是一群暴发户，他们对乡村生态非但没有任何有益的建设，反倒是无尽的破坏与摧残。他们藐视族权，漠视神权。他们宣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带坏社会风气。
新旧地主的变迁，乡绅文化的消逝，意味着乡村生态彻底恶化，我们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承载实体，失去了祖先的佑护。我们失去了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