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命运的巨流汇入时代的洪流「评《巨流河》」

民国是中国近代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社会的剧烈震荡带来的不仅是伤痛和苦难，还衍生出了一批批优秀的文人志士，那是个很坏的时代，也是个很好的时代。今天推荐给大家一现实主义长篇自传性回忆录《巨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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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那山，那水，那人

《巨流河》在我心中不像小说，更像是回忆录。作者是台湾名家——齐邦媛，一个土生土长的辽河人。我喜欢上世纪的很多东北作家，原因在于她们或多或少经历过、参与过军阀混战、九一八事变、日俄侵略，每个人的眼睛里都藏着一部近代史，那一方水土养育出来的人似有种视死如归的爱国气质，悲愤中夹带着不屈的乐观精神。像很多回忆录一样，作者开篇即回忆起孕育父亲、自己和一大批能人志士的东北辽河，那个时候，他们称之为巨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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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邦媛出生于地主家庭，父亲更是北伐张作霖时期一位跨学科的有识之士，精通日、德、英三国语言，风度翩翩，年纪轻轻便投靠郭松龄旗下，试图振兴东北的教育。可惜，办学之初便遭遇郭松龄兵变，从此人生如鼠蚁，得日本领事馆庇佑，后侥幸逃脱。                         

  年轻时的父亲，一年仅在齐家呆上一个月，民族大义和满腔热血填满了他的心，几乎没有地方装得下小小的家庭和孩子了。母亲，识不得多少字，历经十年苦等，伺候公婆、丧失幼子，唯哥哥和“我”，方有活下去的力量。

母亲完全不能接受幼子突然死亡的事实，哭泣自责，渐渐陷入精神恍惚的状态。在传统社会，一个年轻媳妇没事就哭，是很不吉祥的事，她只有趁黄昏伺候了晚饭后，在夕阳余光中躲到牧草丛中哭泣。后院空地上长满了一人高的牧草，丛春天雪融时的嫩绿到降雪时的苍茫，庇护着她压抑的哭声。

  在姥爷的庇护下，才有了一家四口于南京的团圆。南京，在父亲的领导下，一批颇具见识的人开创了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收养了从东北一路流亡下来的孩子们；母亲喜欢给学生们做东北的酸菜、大酱，每周大家都会去“我”家里吃饭，听他们讲亲人，讲庄稼，每个无家可归的东北人都是她的孩子。

    年弱多病的我伴随着多次转学，一度被送往北京一偏远的疗养院，目睹着朋友从活生生走向突然的死亡，孤单、敏感、恐惧，笼罩着整个童年。南京的几年，是生命中的太阳，可转瞬就又到了寒夜。

  母亲刚生完二妹的第二天，日军就将炮弹炸到了医院，父亲负责转移学生，大出血的母亲被裹上棉被塞到火车里，那种命运的车轮一开动，有的人被永远留在了南京，有的人中途就掉进无尽的黑暗中，南京、安庆、汉口、湘乡、桂林、云南、贵州，九弯十八拐入川，最后到达重庆，从此家破人亡，尸横遍野，噩梦惊魂，足足有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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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渝之地，有"我"辛苦却充实的求学时光。南开六年，白天在文人大师云集的南开中学听诗听文，夜晚在日本人的轰炸声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那样的乱世，满目哀鸿遍野，多少人家破人亡、食不果腹，“我”有幸在父亲安排下，进入南开中学，无论是国文、数学、英语还是物理、化学、体育，无一不是由鼎鼎大名的民国教授、大师亲自教授、点拨；战火烧到哪里，书籍就跟随大部队走到哪里，学校就跟着搬迁到哪里，不曾有过一天的中断，对于知识的热爱，热烈而真挚；老师们很重视学生灵性的启发，现在看来也颇具远见。父亲则与一帮人办起风风火火的《时与潮》杂志，继续燃烧着教育兴国的梦想。大学之时，“我”放弃了北大哲学系，一波三折，在朱光潜老师的启发下，从武大的哲学系转入外文系，从此确定了一生的事业和梦想。

他说，世人读过雪莱的《云雀之歌》再读这《夜莺颂》，可以看到浪漫时期的两种面貌，以后你读得愈多愈不敢给Romanticism一个简单的"浪漫"之名。济慈八岁时父亲坠马，十四岁时母亲肺病死，二十四岁时，在病重的弟弟病榻旁，面对渐渐是的生命，悲伤无助，尝试在艺术中寻求逃离人生之苦，遂构思此诗。在温柔之夜听夜莺之歌，如饮鸩毒而沉迷，如尝美酒而陶醉，然而夜莺必不知道人间疾苦：“Here, where men sit and hear each other groan.”(这里，我们对坐悲叹的世界。)

         

            02 人生的失落与复杂并无歇时

    抗战结束，真正的失落迎面扑来。和很多女孩一样，“我”有过情开情灭，有过选择专业的迷茫，有过朋友的亲密与离心，也有着毕业的混沌和漂泊。偶然间离开大陆，去了亚热带的宝岛，从此告别了过去，展开了另一番痛苦的、迷惘的、挣扎的又充满生活理想的台湾之旅。

    西安事变的哗然，国民政府远赴台湾，“我”的父亲母亲和亲朋好友相继来到台湾。那时的台湾连一条像样的铁路线都没有，有的只是日本人的影子和尚未开化的蛮荒之岛。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靠的是这批入台人士不怕苦不怕累的坚持，用心血和对生活的热情浇灌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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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头扎进现实的土壤里，"我"作大学助教、嫁人、生子、为支持丈夫工作搬迁至台中、成为中学英语老师。先生在铁路事业上尽心而少顾家，"我"白天上课、夜晚写教案、编写翻译文学作品，有了母亲的鼎力帮助和朋友的惺惺相惜，兼顾着三个孩子，累并快乐着。台中的日子是“我”心之所往的，有庭院和大树，环境清幽烂慢，节奏徐徐，工作生活充满着乐趣和挑战；只是心中一直有个继续深造的声音，几次因家庭的牵绊，不得圆满。

  因缘际会，"我"开启了教授英语之外的编译中小学国中课本和编译外文优秀作品之旅。从老师到公务员，政治这个东西，有些时候你刻意避开它，它拐着弯也要够着你。面对事业上的磨难和刁难，“我”胆战心惊，又要沉着冷静，于乱世中保持着对学生一生兴趣志向的负责、对文学作品的敬畏，召集各路精英，迎难而上，终取得些成就，整合了台湾文学。彼时，孩子们已渐渐长大，丈夫的铁路事业也已趋于平稳，"我"，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毅然选择辞去教授工作，赴美留学。

离开编译馆那早上，我独自一个人站在曾度过五个夏天的办公桌前，望着窗外那颗美丽的栾树。在一切俗务烦恼之外，我曾多少次从那台新的电动打字机上抬头，看到日影移动的神奇，多少次不由自主地在心中升起《树》歌（Joyce Kilmer, Trees）之中的赞叹：
A tree that looks at God all day.
And lifts her leafy arms to pray.
这树整日仰望上帝。
高举树叶茂密的手臂祷告。

    那段留学时光，是“我”偷来的时光，人生中第一次目标明确、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最喜欢的外国文学深造之路，这不光是弥补抗战时期朱光潜等恩师未讲完的课业，更是对于自己一生兴趣爱好的笃定与追求。“我”修满了最困难的课业，争分夺秒，成绩优异，在快到毕业时分，“我”被父亲的一通电话给叫回。未拿到毕业证的我再一次回到台湾，不失为一种失落。

  是啊，当我在台湾开启一种偏离政治、醉心于文学追求时，我先前在南开的恩师、同学和朋友们，此时正在遭受着另一种与政治抹不开的人生。得益于优秀的父亲，我的一生虽坎坷，倒也平安顺遂，而那么多与我一起听诗，一起穿过枪林弹雨的同学们，却和那个时代一样，大多身怀着巨大的悲痛，被政治和历史的长河所埋葬。

  渡不过的巨流河——多少壮怀激烈都已付诸流水，同躯体一同流进深邃无尽的哑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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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常似随西风疾行，攀山渡海，在人生每个几近湮没志气的阶段，靠记忆中的期许，背几行雪莱热情奔放的诗，可以拾回一些自信。

  齐先生的文，冷静克制，八十多岁于病榻上完成这部著作，尤以前两部分最为精彩、震撼。经历过战乱、饥荒、和人生流离的人生，饱满而沧桑，甚至于我们这些生于和平年代的后生读起来，都很是动容。撇开政治立场，单纯的叙述自己的经历与看法，就是最真实的文学作品，无关通透与否，更多的是共情和启发：一个人在面对大环境剧变时，该如何看清自己的内心，作出自己最笃定的选择；一个读书人，在生活和事业的起伏中，是沉沦下去、还是接受挑战，去完成自己应该去完成的事；一个女人，她是社会的一份子、长辈的晚辈、家庭的妻子、孩子的母亲，她如何在这种复杂的家庭社会关系中，坚持哪怕一分的自我，做几分自己最喜欢的真实模样。（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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