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晚年该何去何从

李老今年70岁,老伴儿68岁。

退休前,李老夫妇都是省城电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李老的两个儿子,一个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一个毕业于清华大学,之后继续深造并取得了高学历,如今都在北京定居。

在世俗意义上,有这样的两个儿子,对于任何家庭的长辈来讲,此生都应当算是功德圆满了。

而“功德圆满”也是李老最喜欢说出的词语。

但这4个字从李老嘴里吐出,并不尽是欣慰,还有些唏嘘和自我劝慰。

01

空巢危机

两个儿子远居北京,我们的老年空巢生活,过了将近10年了。

起初,一切似乎都还和谐,充裕的养老金足够我们老两口安度晚年。

那段时间,我们还经常出门旅游,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

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这对在抚养子女上“功德圆满”的老人,越来越感受到垂暮生命的重荷。

我们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最近两年,更是每况愈下。

我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老伴儿患有严重的高血压。

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彼此的医生,一个替另一个量血压,一个监督另一个按时服药。

我们知道控制病情的重要性,而且心里都很清楚,一旦其中一个倒下了,另一个都没力气将对方背出家门。

这种担忧在2017年年初得到了证实。

当时,我的心脏病突发,幸亏邻居帮忙,打电话叫来了120急救车。

谁知我前脚刚被送进医院,留在家的老伴儿也感到天旋地转,就地躺在了地板上。

等到第二天,邻居发现了她,喊来120,接着老伴儿也被送进了医院。

这件事情发生后,我们这对老夫妇的空巢生活正式敲响了警钟。

唯一的出路

我们不是没想过去北京和儿子一起生活。

以我们俩的收入,即使生活在北京,也不会给孩子们增添太多负担。

但是,北京的情况太特殊了。

孩子们在“北上广”之外任何一座城市生活,我和老伴儿的晚年都不会遇到今天这样大的困难。

两个孩子虽说都在北京买了房子,都是150平方米左右,算是“功德圆满”了。但这辈子也都实实在在地被套在那150平方米上了。

因为过得并不容易,所以孩子们的心理上,就格外爱惜自己的小家庭。我和老伴儿也能理解。

按说150平方米的房子,除了他们各自一家三口,也够住下我和老伴儿了,但孩子们都不主动开口请我们去住。

有一年过年,全家人都在,两个儿媳妇用开玩笑的方式互相说:

“现在国家人均居住面积的小康标准是30平方米,如果咱们谁家再挤进两个人去,立刻就生活在小康线以下了。”

也许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和老伴儿当时只能相视苦笑。

也许生活在北京,这条“小康线”就是孩子们潜意识中的一个底线,如果击穿了,在心理上就是对他们人生价值的否定。

他们好不容易在北京立了足,过着还算体面的“小康”日子,我们做父母的,也不忍心扰乱他们的生活,给他们成功的心理抹上一道阴影。

而且一个家庭,成员之间需要相对私密些的空间,这个观念我们老两口也是有的。让我们和孩子们挤在一起,也会替孩子们感到不便。

还有个办法,就是我和老伴儿在北京租房住。可是,怎么盘算,都不可行。

即便我们住在北京,儿子就在身边,可日子一样是我们老两口自己过,一样是空巢家庭。

顶多周末时孩子们能过来看一眼,这样就等于是白白花了一笔冤枉钱。

思前想后,唯一的出路就是我和老伴儿独守空巢。

提前服老

现在看来,对于暮年生活,我和老伴儿都太过乐观了。

当年,我们退休的时候想着,自己老了绝不拖累孩子们。

以为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自从他们考上大学那天起就已经“功德圆满”,从此,在彼此的义务上都不做强求。

那时我们想,在自己的老年,可以依靠不薄的退休金游山玩水,完全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

直到老得哪儿也去不了的时候,就找一个小保姆伺候自己。

起初,一切都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着,我和老伴儿退休后年年去外地旅游。

在丽江,我们还租了一间民房,连续3年都在那边过的夏天,自己买菜做饭,就像居家过日子一样。

我们老两口自得其乐,孩子们也很高兴,都说自己的父母真潇洒。

因为彼此无扰,我们和孩子们的关系处理得非常融洽。

但是,不到10年,计划就全被打乱了。我们没有料到,自己的身体会垮得这么快。

怎么办?只有终止云游四方的日子了,提前进入请保姆的程序。可是,真的开始请保姆时,我们才发现自己太幼稚了。

我们最先找了家政公司,伺候两个老人,对方给出的要价是每月3000元。这个数目虽然也在我们能承受的范围内,但还是让我们有些小小的惊讶。

我们研究所刚刚毕业的研究生,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3000元。

可是一个不用受太多教育就能胜任的保姆岗位,也开出了和一个研究人员同等的薪酬标准。

但我们处在供不应求的市场环境中,只能接受如此的定价。

当我好不容易把老伴儿的思想工作做通了,将第一个小保姆请进了家门后,却发现服务质量和我们的预期完全不相吻合。

我们老两口也是自认有修养的人,但是的确难以容忍。

于是换了一个,每个月还多给出500块钱。

但是,付出的价格逐渐抬高,获得的服务质量与预期的落差反而更大了。

就这样接二连三换了4个保姆,最终不约而同,我和老伴儿都决定不再尝试这条路了。

我们决定,在我们还能动的情况下,彼此照顾对方。

违心的理性思考

我们都是学理科出身的,不会感情用事。

任何决定,都是经过理性推理出来的。但是现在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理性思考的确有侥幸的成分在里面。

就说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完全存在不可估算的变数。

上次突发的身体危机,让我们产生了一个共识:住院两个人必须一同去。至少我们最终的那个时刻,会是双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彼此看得见对方,一同闭上眼睛。

如果真是这样,那可的确就算功德圆满了。

但,孩子们并不能理解我们。

他们总以为我们是舍不得花钱请保姆。他们不知道,即使舍得花大价钱请了保姆,也依然换不来等值的服务。

我们住院后,两个孩子都回来了。

以前我可能觉得,他们用不着回来,回来也不能改变我们需要救治的事实,也给不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但是,这一次我不这么认为了。

当孩子们出现在病房门口的时候,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了情感上的满足。

那一刻,我居然有些伤心,就好像自己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一样。

老伴儿更是哭得一塌糊涂,孩子们越安慰,她哭得越凶。

孩子们难以理解,他们的父母怎么会变得如此脆弱,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也一定是难以理解如今的自己。

孩子们在医院陪了我们几天,看我们的病情都稳定下来了,就回北京了。

他们太忙,是我让他们回去的。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在理性思考的时候感到这么违心。

暮年的最后一站

在医院里,我和老伴儿做了一个决定——我们住进养老院去。

因为养老院毕竟是有组织的管理,可以杜绝“老人在家养老,保姆关起门来称王称霸”的可能。

我们看中的那家养老院,提供家庭式公寓,每天服务员会送来三餐。

自己愿意的话,也可以自己做饭。医务人员会随时巡视老人的身体状况。

这家养老院的公寓房很紧张,需要排队。我们办好了入院手续后,等待着养老院的通知。

去养老院,应该是我和老伴儿的最后一站了。

也许真的是走到人生的尽头了。

这段日子在家,除了收拾要拿到养老院的东西,每天夕阳落山的时候,我们老两口就坐在阳台上聊起过去的事情,像是在告别。

前两天,我和老伴儿做了一个大工程,就是把孩子们从前的照片都整理了出来,分门别类,按照年代的顺序扫描进电脑里,给他们做成了电子相册。

我还买了两台平板电脑,分别给他们把照片储存了进去。

我们这一辈子,传统观念不是很重,自认为我们的生命和孩子们的生命应当是各自独立的。

可是如今看来,人之暮年,对于亲情的渴望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老伴儿现在特别思念孩子们,我也一样。

这些日子,总是突然想起两个儿子小时候的样子。

有时候还会有些错觉,好像看到他们就在我们跟前玩耍。

离开家时,我和老伴儿仔细想了想,要从这个家带走的,好像并不需要太多的东西。

除了我们的养老金卡、身份证件,唯一值得我们带在身边的,就只有孩子们的照片了。

人生前一个阶段积累下的一切有形的事物,我们都带不走,也不需要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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