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会因你遭遇的困苦而对你有所不同，它只会因你所行是否符合真理而有不同。
我的第一支口红是在差21天16岁生日的晚上。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纪念，但是我一直都留着。
那天放学回家，我只看到父亲留下的绝望。母亲和一个男人走了，再没有回来，只留下10块钱。薄薄的一张纸捏在手里仿佛禁不住小小的一阵风，那一刻，我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命运。
那个晚上，是我第一次在陌生的房子里过夜，和一个偶然相识的化妆品推销员。
清晨离开的时候，我哭了。我没有拿他的钱，我不需要任何补偿，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补偿一个女孩突然终止和丧失的青春。我只要了一支口红。
他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带你走。
我拒绝了，并且再也没有去找过他。
我有钱了，代价是和陌生的人在陌生的地方过夜。我有了各式各样的化妆品，那一支口红一直没有动，静静的放在抽屉里；那10块钱，即使是在最窘迫的日子里，这张薄薄的纸币一直像救命稻草般放在身边。
我常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
我只知道，我不会结婚，不会要孩子。——我害怕我的孩子有和我一样的经历。我常常想，要是有一天，我妈妈还能想起我，还想了解我的事情，希望有人告诉她，我活着的时候，我并没有抱怨过什么。我只有一个问题想问她：“如果早就决定了要这么对待我，当初为什么还要把我带到这个世上？”
快19岁的时候，我发现感冒总是不能痊愈，隐隐约约的，我有某种不祥的预感。
我到网吧里，用了整整一个下午查找有关艾滋病的一切网页。
第二天，我到了很远的另一个城市。隐姓埋名地化验，然后在街头闲逛，等待化验结果，那年的冬天，一切都寒冷的似乎凝滞了。
终于，我拿到了化验单，然后逃跑一样地离开……
回到家里，我把能用洗的东西都洗了一遍。然后开始细细地洗澡。忽然我觉得我怎么洗也不能把自己洗干净了，眼泪就流了下来。
深居简出的日子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我没想到自己得的是艾滋病，知道这个结果后，我反而变得很安静。
我不再和任何人有亲密的接触，尽量少到公共场所，不在外面吃饭，只要能走路去的地方就不坐车，只喝听装的饮料……我知道这种病不会通过这些传染给别人，可我忍不住就是要这么做。
洁说话时嘴角轻轻牵动，速度很快，没有笑容。说到这里，她把小旅行杯抱在怀里，轻轻地呵气，茶水的热气嘘到她的脸上，惨白之中略略渗出一点血色。
这是南开大学附近的一个小西餐厅。这里有可以上网的电脑、来自各地的时尚杂志，和摆放在每一个铺着格子布的餐桌上的已经不太新鲜的玫瑰花。我曾经试着从聚在前台小声聊天的服务生们的眼光中搜寻与众不同的神色，但她们看洁和我的眼神的确与对任何顾客都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找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告诉你，其实我很后悔。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有女孩子会有和我一样的遭遇，甚至可能情况会比我家的事还糟糕，但这些都不是让一个人去糟蹋自己的借口。我想做一个坏榜样，成为这些人的前车之鉴。”
凝视眼前这个用3年时间走完了两极的女孩子，我只有认真地点头。
告别的时候，洁送给我一只玫瑰胸花。她说：“想了很长时间，应该送给你一件什么礼物。送鲜花，你会看着它枯萎；送干花，总是半死不活的样子。后来看见了这个，才8块钱，可是什么时候看见都是漂亮的，就给你买了。希望你以后还能想起我。”
服务生来结帐的时候，洁突然问：“你为什么不怀疑我在给你讲故事？”
我们的目光牢牢地交汇在一起，我说：“来之前，我没有把握。看见你，我就知道我对了。因为，你戴的是假发。”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洁的眼睛里充满了眼泪，这是在她讲述母亲离家、父亲自杀和自己拿着化验单走在夜晚的异乡街头时不曾有过的。她哽咽了很长时间才开口：“这3年来，我什么都不抱怨，但是我有至少一千次后悔的理由。”
离开洁以后，我总是会在不经意中想起她说的话，“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想起这句话，眼前就会出现她慢慢地、慢慢地把那顶漂亮的假发轻轻从头上拉下来，稀疏的头发仿佛没有生命一般贴在她的头皮上。——这就是洁付出的代价。
我常常想，我们总是不屑于那些来自书本、来自他人的经验和教训，是不是一定要生活发出沉重而致命的一击之后，才会意识到，原来所有的危险正是我们自己悄悄种下的，就像年轻的洁为自己种下后悔的理由？
也许当时的她有太多的理由和经历可以去放纵自已，但也正如最后她所说的，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我们在生活中，也许会经历太多的不公平，太多的困难和压力，也许有一千个理由放纵生命，但生命不会因你遭遇的困苦而对你有所不同，它只会因你所行的是否符合真理而有不同。
离开洁以后，我常常浮现出过去的自己，19岁的我坐在公共汽车站旁边的石头台阶上，看街头的红男绿女，盼着能早些大学毕业了去挣钱买一支口红。
原作：安顿
改编;李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