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地南传佛教

自从东汉永平年间佛教传入汉地以来，传入汉文化圈范围内并在汉地生存了一段时间的各佛教宗派几乎都是属于大乘系的。由于在佛教传入之前汉地本已有比较成熟的世间善法弘传，在对待前贤的教法时，汉人又习惯于“六经注我”的治学方式，导致一批在印度没有的、与汉地文化传统结合得十分紧密的、新的宗派在汉地出现。会昌法难之后，大量义疏毁于一旦，使得那些从印度传入的、必须依赖各类义疏的各宗派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此逐渐式微；而那些新生的、“汉化”程度比较高、又对经论的学习持无所谓乃至轻视的态度的宗派逐渐成为汉地佛教的主流，这种现象一直延续了千年之久。

20世纪初叶，随着国门的逐渐开放，千年来一直闭门造车的汉地佛教界开始接触到了以前他们从来没有也根本没有兴趣去正眼看的、非汉文化圈中的佛教宗派。给汉地佛教界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吃水不忘挖井人”。南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首先应该归功于20世纪汉传佛教界那位无与伦比的开拓者太虚法师。太虚法师曾于1928 A.C和1939 A.C两度访问斯里兰卡、缅、泰等南传佛教国家，1940年6月在汉藏教理院所作的报告（后以《从巴利语系佛教说到当今菩萨行》成文）中从一个忠实的大乘佛教行者的角度对斯里兰卡的南传上座部佛教现状给予了由衷的赞叹。作为一位习惯了大乘-小乘的思维方式的大乘佛教的一代宗师，却对“小乘”的斯里兰卡佛教如此赞叹，当时的确有种“振聋发聩”之感，令人大跌眼镜。嗣后，大师一手促成了汉地与斯里兰卡佛教互换留学生和担任弘法任务的法师的协议。历史虽然证明太虚大师对斯里兰卡南传佛教的现状的看法并非十分深刻、准确，有些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大师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缅、泰等国的佛教事业“烈火烹油、鲜花著锦”般的表面现象背后所蕴藏的深刻的危机！值得每一位希望正法久驻的南传上座部佛教行者深思。

由于太虚大师的鼎力相助，原属汉藏理学院的了参法师（1916-1985 A.C）和法舫法师等僧侣被派遣到斯里兰卡学习南传上座部佛教。1946 A.C，了参法师到达斯里兰卡，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便开始在斯里兰卡巴利文学者般若难陀（pa~n~nananda）的指导下接替在斯里兰卡为法捐躯的法舫法师担任《法句》的翻译工作。1953 A.C，新译出的《法句》在香港出版，得到教界一致的好评。了参法师于1957 A.C回到大陆，由于环境所限无法过如法的戒律生活，为护戒故，法师舍戒，仍以“叶均居士”的身份在中国佛学院从事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教学及圣典的翻译工作。以玄奘法师建立的法相系统和译经原则为本，先后完成了《清净道论》和《摄阿毗达摩义论》这两部在汉地（包括台湾）南传佛教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足以指导与南传上座部佛教相关的宗教实践的、“教科书”式的藏外佛典的翻译工作，为汉地（包括大陆和港台地区）南传上座部佛法的弘扬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与此同时，以季羡林、金克木两位先生为核心的北大东语系和中国社科院东亚研究所也培养出了郭良鋆女士、邓殿臣先生、赵桐女士、黄宝生先生等一批巴利文学者，将巴利三藏小部中的《经集》、《长老偈》、《长老尼偈》、《本生》的一部分及巴利三藏中的一部分重要的单经——如《増支部•三集•第65经》、《増支部•五集•第175经》和《长部•第31经•悉迦罗经》等——陆续翻译成汉文。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迁台后，海峡两岸始终处于内战状态，台湾内部不稳，许多人远渡重洋来到东南亚的泰国等地。由于太虚大师及嗣后继之而起的印顺法师等新一代精通义理的僧俗行者对原始佛教及以《阿含经》为代表的部派佛教教法的推崇，以及（阿姜）查（Cha）、佛使（比丘）（Buddhadasa）、罗喉罗•化普乐（Rahula Walpola）、玛哈希、帕奥等高僧大德景行及著作的感召，许多僧侣及居士也奔赴南传佛教兴盛的泰国等地学习南传佛教的义理及基本禅修方法，同时南传国家的佛教大德们也开始应邀在台湾弘法。经过了二十多年的酝酿，台湾地区的南传佛教从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开始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以参学归来的明法比丘等为代表的本土佛教出家行者已经在嘉义的法雨道场建立了第一个如法如律的南传上座部僧团，同时本土护法居士也开始协助僧团承担起了南传上座部佛法在岛内的弘扬任务，并开始借助于网络等工具向大陆和港澳地区辐射，使得大陆和港澳地区的南传佛教于九十年代起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南传佛教传入汉地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发展势头却很迅猛，特别是在台湾地区。台湾元亨寺按照以水野弘元主持日译的《南传大藏经》为蓝本参照南传各国的巴利原本译出了汉译的《南传大藏经》，可惜这个译本的质量不高，而且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保留了50年的版权不得上网流通，令人感到相当遗憾。现在台湾已经有部分人正在筹划重译南传三藏。与缅、泰等国在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数百年乃至千年之后才有本民族文字的巴利三藏译本问世相比，汉地信众可以说是十分幸运的；与此同时，以杨郁文先生、曾银湖先生、李凤媚女士、温宗堃先生等为代表的一批通达巴利文及佛教义理、可以利用巴利原典进行比较深刻的义理研究的僧俗学者也已经显露头角。近年来，在香港的“志莲净苑”，在来自斯里兰卡的Anuradha长老的指导下，以萧式球老师为首的一批居士们也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巴利文，并已经开始独立地将一批来自巴利语三藏的重要经文译成汉文。（按：另有禅世界网站 https://chanworld.org/ 也正在进行南传尼柯耶的现代汉语翻译。）

南传佛教核心的修行方法——内观（vipassana）在台湾地区也已经廚然成风。阿姜查、玛哈希、帕奥等各系禅观在台湾都拥有许多修行者，形成了“百花齐放”之势。而且已经逐渐出现了教授禅观的本地南传僧俗行者。除了南传行者本身之外，许多汉传佛教的行者也纷纷来南传的禅观道场“取经”，以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专门弘传天台止观的台湾天台宗大德妙境长老（已故），在宣传本宗修法的同时，对南传止观大加赞誉。同时南传佛法的兴盛也推动了汉地新起的以汉译四部《阿含经》中所包含的种种知见为其理论基础的各类“新阿含宗”的发展。

大陆的内观发展较晚（十年左右），而且多半集中在能够上网浏览网上的南传佛教文献的知识分子圈子里（耐人寻味的是，汉地学习南传佛法的多数人——不论是在家还是出家——都是接受过现代教育、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这与大陆目前还缺乏南传佛教的专修道场有关。印度居士葛印卡的内观团体在大陆的一些缘分成熟的寺院里举办的短期的内观训练班已有将近20年的历史；班迪达西亚多、戒谛腊长老、恰宓西亚多、德加尼亚禅师、帕奥禅师、智光尊者、因德嘉尊者等来自缅、泰的佛教大德也多次应邀前来大陆主持短期禅修活动。与此同时，大批大陆僧俗行者也陆续踏上了到缅、泰等国有高僧大德住世指导的禅观中心的艰难的求道之旅，其中，以Mahinda比丘、界文法师为代表的汉地出家行者已经从缅甸学成归来并承担了繁重的弘法和教授禅修的任务。在以衍真法师为代理方丈的江西靖安宝峰禅寺等地多次举办了由来自缅甸的禅师们为业处导师的南传佛教禅修营。同时，以衍真法师、隆藏法师、包胜勇居士、陈忠明居士、徐钧居士、赵桐居士、马卫权居士等为代表的一批僧俗信众也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南传上座部佛法在大陆的健康弘传默默地做出了许多卓越的、无可替代的贡献。而在台湾地区，这种景象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按照这个发展势头，可以期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在汉地看到一些如法如律修行的、“原汁原味”的南传上座部僧团的。

南传上座部佛教是纯粹的解脱道教法。其面向普通信众的通俗弘法理念（人天乘）是“施论”、“戒论”、“生天之论”，其主要的特点是“少欲知足”、“布施”、“忍辱”、“持戒”和“禅修”（bhaavana），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具体实践上都与北传大乘佛教各宗派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目前这些通俗弘法工作也在汉地（主要是台湾，常常借助于网络）开展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