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弹历史：信陵君与范雎，选人才求贤乎？求名乎？

王俊杰猛

范雎与信陵君

范雎，字叔，魏国人，与信陵君同时代，布衣出身，满腹才学，堪称经天纬地。但他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刚出道时饥不择食，投靠了魏国大夫须贾门下作门客。不过，须贾也曾为范雎提供过崭露头角的机会——带他出使齐国商谈国际外/交大事。

范雎也不愧是能人，及时抓住了这一才艺展示的机会——在须贾被齐王询问得招架不住、左右为难之际，适时地为其解围，他侃侃而谈，条理清晰，雄辩服人。结果，不仅出色完成了魏国的外交使命，而且使齐王“大异之”，“以之为天下奇才”。于是立即开始“挖墙脚”，派人私下送上重礼，并许以高管之职和丰厚之薪，希望范雎跳槽至齐国。

可惜范雎不假思索地犯了平生第二大错误，其实也不能算是错误——坚决地婉拒了齐王的礼聘，仅仅为了照顾面子，礼节性地接受了齐王所送的“牛酒”。

这一举动证明了范雎不仅有才，而且有德。范雎的行为，这对魏国来说本应是一个烧高香的好事——毕竟国君在口头上，信陵君在行动上都在“求贤”，如今得一大贤绝对应该是件喜出望外的好事。

同时，这对须贾来说也本应是一个立功良机——发现和推荐人才自然要受赏；此外，人才受到知遇之恩和举荐之德，往往会感恩图报，甚至会像管、鲍那样成为莫逆之交，可谓一举两得，公私咸宜。

可惜，造物弄人，世事难预料，事情往往偏不遂人意。举荐范雎，这一利国利己的好事竟发生了相反的结果。

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也不算意外，甚至可以说毫不足怪。因为上述推理是按照事理应然来推论的，而忽视了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当事人的人情因素。

须贾不是智者，更不是君子，范雎为其解围不仅没使他感激和刮目相看，反而使他觉得受到了屈辱——领/导不行的事，居然下属能行！范雎这一不懂事的“陪衬人”举动，大大伤害了领/导须贾的颜面和自尊，于是须贾大光其火，不仅对须贾怀恨在心，而且要伺机报复。

在齐王挖墙脚时须贾就已经察知，他以己度人，认为范雎对此“天上落下的大馅饼”必然心动无疑，于是就质问范雎，并对其辩解毫不采信，甚至自作聪明地认定范雎暂时不跳槽是为了回国当“卧底”，真是其心可诛啊！范雎是“端人碗，受人管”，就像秀才遇上兵一样，虽然满腹冤屈，也只有忍气吞声地跟随须贾回国复命。

回国之后，须贾便将自己的怀疑当作事实汇报给相国魏奇—— 一个比须贾更小气、残暴，比魏王更混蛋的混蛋。

须贾这样做，估计不仅是为了一报“受辱之恨”，顺带脚还能将出使之功完全窃为己有，可谓一举两得。专/制政/体下的许多无能官员在这一技能上却往往天分极高，所以内耗的效率经常远胜于建功立业的效率。

魏奇听后果然大发雷霆之怒，为了一解怒气和杀鸡训猴，他刻意在百官国宴上审问范雎，并不由分说地对其进行毒打和侮辱——先打至休克，然后命置于公厕，令众人“溺之”。一班胆小怕事的无耻官员不仅无人敢劝谏，而且温顺地服从命令，很有纪律性地集体在范雎身上一一小了个便。不知信陵君也在其中否，

范雎苏醒后，无奈使出看家绝技——贿赂厕所所长，于是得以诈死还家，立即命家人伪作丧礼以掩人耳目，而后隐姓埋名，待机进入秦国，历经磨难而终于得到秦昭王的赏识，成为当时第一强国的首相。

这时的范雎才得以大展拳脚，施展安内攘外的本事。

他先帮助秦王排除政/敌而加强了君/权，而后制定了足以改变战国历史走向的基本国策——远交近攻。不仅逐步蚕食各国，开疆拓土，报答了秦王的知遇之恩；而且逼迫魏王杀死了魏奇，并将其头颅巧制成一个新颖的小便器，彻底报了自己的深仇大恨。

在此后的数十年里，秦国在范雎的辅佐下，日益强盛，奠定了横扫六国，一统天下的大局。可以说范雎在秦国历史上是可与商鞅并驾齐驱的功勋之臣，同时也是左右战国局势的风云人物。

然而正是范雎这样一个人，魏国的人才，信陵君却始终视而不见。

在范雎贫贱之时，他没有发掘；在其投入须贾门下时，他没有发现；在其受到魏奇的屈辱时，他没有解救——这时的信陵君正在苦苦地“追求”大梁门的守门人侯赢，以及侯友，即从事屠宰卖肉行业的朱亥，并且不惜深受屈辱性的考验——在宴请宾客时被侯、朱二人长久冷落而致使主人缺席，侯赢称其为“为公子显扬下士之名”。

最终，信陵君终于得到了侯、朱，但却永远地失去了范雎。

等信陵君认识范雎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秦国已兵临城下，此消彼长的形势已然难以挽回。这一不争的事实，无情地打击了信陵君“爱才如命”、“求贤若渴”的名望。即使对信陵君始终推崇有加的后人也不禁感慨：“信陵空养三千客，却放高贤遁入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