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学的用途及其运用与滥用

      大概还没有哪一门学科会像历史学那样，有关它的功用问题会引来如此众多的疑问、关注和讨论。当我们看到历史学的功用需要它的研究者做长篇大论的辩白论证时，我们可以推测，历史学的“用”某种程度上一定出现了问题。而且，这种疑问不是出于对历史学一无所知的门外汉，而是那些终身以史学研究为职业的历史学家。每一位对历史学有过一番真切了解和深刻反思的学者，都会有种深深的疑虑和无法排遣的困惑。

      在这方面，最具权威性的莫过于当年全美历史学会主席的贝克尔说过的一句足以使每一个历史学者为之气短的话:“科学研究对于改变现代生活具有深远的影响, 而历史研究充其量也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影响。”

      历史研究是否真的无足轻重？贝克尔的话或许并不是他的真实想法。牛津大学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在《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一书中指出：当我们制造谎言或是只从单一视角出发书写历史时，我们就在滥用历史。

      本书从近现代人物史事出发，人物涉及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重要领袖之一的罗伯斯庇尔；臭名昭著的德意志纳粹党党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希特勒；带领英国取得二战胜利的英格兰雄狮、铁血首相丘吉尔；以及拜互联网技术所赐、极大带动了美国经济繁荣的第42任总统克林顿与美国人眼中最差劲、最愚蠢、却对中国人很友好的第43任总统小布什。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麦克米伦很好地论证了历史是如何被扭曲、美化和政治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从历史中寻求理解、支持和帮助，正如麦克米伦所说，“历史书写不应该只让现在这一代人感到满意，而应该提醒我们，所有关于人类的事情都是复杂的。”

      说起历史的运用，多数人会不假思索地想到历史借鉴功能。所谓历史是前车之鉴：前人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后人可奉以为法；失败的，后人当引以为诫。如果我们把人类的文明比之为一种“挑战与应战”，那么，“前车之鉴”就是借助昨日的经验来应对今日或明日的挑战，也是历史的另一种功能。

      不过，“前车之鉴”也常会落空。打个比方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耗费巨资修建的马奇诺防线，是法国人认真总结两次德法战争 (普法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的经验后做出的战略决策，以为要突破这条固若金汤的防线是不可能的。但是历史并不会简单地重复，德军以“黄色计划”， 而不是“史里芬计划”，绕过了防线，结果法军全线崩溃。我们常说以史为鉴，这就导致了历史的滥用。

      当今社会，《历史的运用与滥用》这一问题再次被重视起来，2000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过去与现在历史的运用和滥用与历史学家的责任” 。

      事实上, 近一百年来, 人们对历史滥用的现象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越演越烈。当历史学的运用、尤其是它的滥用成为一个国际史学界讨论关注的问题之时，我们国内史学界的反映是冷漠、迟钝和滞后的。奥斯陆会议及议题是否意味着进入新世纪的历史学者开始了一场新的反省——全面检讨长期以来人们对历史的滥用以及历史学者的责任呢？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对人类的未来命运可以持谨慎的乐观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