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理学家与政治取向
一、“内圣”与“外王”之间的紧张
二、从“内圣”转出“外王”
三、“得君行道”
——朱熹与陆九渊
四、“得君行道”
——张栻与吕祖谦
五、余 义
一、“内圣”与“外王”之间的紧张
史学界认为理学家专情于“内圣之学”，基本上投身于学术和教育工作，但是这种观点解释不了大批理学家在孝、光、宁三朝权力世界中异常活跃的现象（即“道学群”不满现状，要求改变“国是”以打破因循苟且的局面）。
南宋理学家在历史上有两种互相矛盾的形象，作者用事实加以证明。如朱熹辞秘书郎不就，理由有：第一“本无宦情”，第二，研究与撰述的兴致正浓，决心奉献于儒学的重建，第三受“群小嘲笑”（指“虚名之士不可用”的流言），受之必无所成。
从朱熹与韩元吉的书信往复可以较容易的理解理学家身上互相矛盾的两种形象，朱熹重“内圣”而置“外王”于度外，韩元吉则认为理学家若自外于“士大夫”，不问当世理乱，违背了“圣贤用心处”。前者在“内圣”之学领域不断有进境，自然对于实际的政治兴趣要减弱，在居于朝堂之上的士大夫主要精力耗费在政治事务方面，认为“用世”是儒者义不容辞的首要责任，偏向于“外王”的一端。
“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内在紧张，对两型理学家同样造成了心理压力，以朱熹为代表的第一型压力，主要来自怎样才能使“内圣”之学发挥实际的政治、社会效用，第二行压力主要表现在朝堂上的士大夫们在职务繁忙的生活中，不断汲取精神上的源头活水，进修“内圣”之学。作者举例韩元吉、詹仪之在公务之暇加紧追求“内圣”之学，也说明了在理学家群中早已形成的共同的行为模式，无任何外在动机，“内圣之学”是他们的精神源泉，“内圣”与“外王”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使南宋理学家呈现出两各互相矛盾的历史形象。从个人方面讲，理学家或偏于“内圣”取向，或偏于“外王”取向，就群体而言，“内圣”与“外王”却是不能不同时加以肯定的价值，至于为何“内圣”与“外王”在南宋特别彰显，将在下节讨论。
二、从“内圣”转出“外王”
宋代儒学第一阶段重心在“说经”以“推明治道”，在第二阶段重心转向了“理学”（或“道学”）也就是说从“外王”转入“内圣”。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说，宋代儒学士大夫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宋初到仁宗朝，确立“治道”的大方向，即重建一个以“三代”理想为依归的政治、社会秩序，“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第二阶段政治文化的高潮在熙宁变法，士大夫从“坐而言”到“起而行”，若从“治道”方面看，第一、第二阶段之间的思想是连续的，但从政治史着眼却出现了一个划时代的变化--熙宁变法。士大夫在理论上取得了“共定国是”“同治天下”的合法权利，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意识得以具体的落实在政治行动之中，也构成了皇权的一种限制。
第三阶段的政治文化，主要便是朱熹的时代。在南宋，“内圣”取向的理学家活跃在“外王”领域之中，是南宋推动变革的主要力量。宋代儒学复兴的原始要求是根据“三代”的理想重建一个合理的秩序，这一根本方向贯穿在三个阶段中。理学起于北宋，至南宋而大盛，发展的是儒学中关于“内圣”的部分，“鞭辟向里”，只有“内圣”之学大明之以后，“外王”之道才有充分实现的可能。他们以理学家的特殊立场，讲求“内圣”之学，精神向内收敛，在推动“外王”事业时，又回到一般儒家的立场，精神向外发舒。“内圣”与“外王”的紧张落实到个人身上，即是理学家的特殊角色与儒家的一般角色必然逆向而行。
第三阶段的主要特色就是“内圣”之学的介入，二程建立了理学的基本纲领，但在南宋理学家眼里，理学尚未进入政治文化的主流之中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理学在南宋政治文化中正式取代北宋经学的地位，理学直接目的是成就个人的“内圣”，但“内圣”最重要的集体功用是为了实现“外王”的事业（即重建合理的政治、社会秩序），所以南宋理学家仍坚持“回向三代”，（“三代”是合理秩序的代号）。但陆九渊在《轮对劄子》中强调“复三代之治”应当“以渐不以骤”，有两层涵义：第一，王安石的失败因“操之过急”，故宜“渐进”； 第二，面对半壁山河，大规模更改不可尝试，主张“恢复”而出之以稳健的方式。政治取向是改变现状，而不是因循保守。他认为王安石失败的最深一层原因在于舍“本”逐“末”，未能将“外王”建立在“内圣”的基础之上。在《荆国王文公祠堂记》表明了他的“心学”立场，断定“内圣”是“外王”的绝对先决条件。朱熹在《论治道界》中“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一语，与陆九渊观点一致。
陆九渊在《与王顺伯》讲到“儒者虽至于无声、无臭、无方、皆主经世，这是对内圣与外王关系的一种最透彻的描述，儒家的终极关怀在人间世，但如何才能使“内圣”转出“外王”呢？
朱、陆虽然在“内圣之学”方面分歧甚深，但由“内圣”转出“外王”的过程，陆与程頣，朱熹因处于同一政治文化中而并无显著的不同。朱、陆之“异”在“内圣”，其“同”则在“外王，真正是有“同”有“异”。
作者在此略论了《大学》在理学家政治文化中的位置，首先儒家士大夫以《大学》正心、诚意、修身等观念开导皇帝，早在神宗，哲宗时代便已流行。在《范育传》、《吕希哲传》，《范祖禹传》中可见记载。《大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发生密切的联系，至迟也开始于熙宁、元祐之际，以理学家为其关键人物，但是把《大学》正式纳入理学系统，使之成为“内圣”通向“外王”的津梁，则是朱熹的独特贡献，将理学家放进宋代儒家政治文化的主流中即可看出《大学》的重要性。是在“内圣”与“外王”之间提供一来一往双轨通道的唯一经典文献。《大学》是“圣人作天下根本”明指建立理想的政治秩序。朱熹则说“修身”不是终点，而是始点。“做许多事”则又推至“外王”领域。“修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所以作者断言，朱对《大学》的理解是：论本末，修身为本； 论轻重天下，国家为重。
理学家继承了北宋儒家学重建理想秩序的运动，“回向三代”是他们的共同要求。他们以王安石为楷模（能说动人主，以政治主体的身份将理想付诸实践），所以第三阶段也应称为“后王安石时代”，理学家们认为王安石学术不正才导致失败，所以努力发展“内圣”之学，以为重建“外王”奠定坚固的精神基础。“外王”必自“内圣”始成为南宋理学家的一个中心信念，较前一阶段，“后王安石时代”的政治文化虽然多出了一层“内圣”的曲折（“内圣”之学有误，则“外王”无从实现），理学内部不同流派之间义理争执特别激烈，但在政治行动领域则表现为高度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