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年谱（096）：遵义会议上投反对票的凯丰，后来怎么样了？

1935年，毛泽东42岁。

遵义会议上的反对者，除了博古，还有凯丰

遵义会议之后，陈云在传达提纲中说：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 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 年 1月版，第42 页）

聂荣臻当时是红1军团政治委员，列席了遵义会议。他回忆说：

“听说要开会解决路线问题，教条宗派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人们做工作。会前和会议中，凯丰（即何克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凯丰为何为博古辩护？

凯丰，原名何克全，江西省萍乡人，1906年2月2日出生。

1925年夏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武昌中山大学）。1927年3月间，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担任武昌中山大学团支部书记等职务。大革命失败后，凯丰同志根据组织上的安排转移到上海，于1927年底赴莫斯科，到中山大学和少共国际团校学习。

期间，他与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陈昌浩等人接触密切，并且形成了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30年12月，凯丰回国工作，由博古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1年初，他作为团中央巡视员，往香港巡视两广团的工作。3月，回上海参加共青团五届四中全会，被增补为团中央委员。会后又赴香港任两广团省委书记，化名“开封”，后取谐音“凯丰”。

1931年5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出狱后离开香港，于同年8月底抵达上海，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东方青年》主编。1933年春，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凯丰同志赴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任团中央书记。1934年1月，凯丰同志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仍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

长征中，凯丰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政委、并作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随军行动。

有这样的经历，难免会瞧不起毛泽东的军事斗争路线，并站在博古的立场上。

1935年1月，凯丰出席遵义会议，在会前曾帮博古做工作，也说了一些贬低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在1960年代初，曾讲到凯丰在遵义会议上，用反批评的方式来维护博古、李德：

“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由顾问铃木茂三郎率领的访华代表团的谈话，1962 年1月12日。）

毛泽东说他“知错能改，不搞阴谋”

事实上，毛泽东这一番反驳、教导后，凯丰很快改变自己的态度。面对着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的指挥下扭转战局的事实，他很快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转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对于这一段历史，凯丰同志在6年后回忆说：

“因当时对过去中央苏区所犯的错误还不了解，在遵义会上坚持了错误的方面，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经过中央的批评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大约两个月的光景)。”

在之后的长征途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1937年2月起草了《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材料，随后在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揭露和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还参与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之决定》等文件，后来又参与对张国焘的帮助和挽救工作。

他参加了系列重要会议，1937年2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37年11月，毛泽东让凯丰为抗大谱写一首新的校歌，以取代原来的《红大校歌》。凯丰（作词）和吕骥（作曲）很快为抗大写下这首校歌《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积极工作，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

我们的传统。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

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在延安时期，凯丰同志与毛泽东同志友情逐步加深。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给他的信中安慰说：“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凯丰同志又联系实际，解剖自己，对以前的教条主义错误和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得到党中央的谅解。

1945年4至6月，凯丰同志出席党的七大，会后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决定派遣大批干部挺进东北，并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凯丰同志被调任东北局委员兼宣传部长。10月赴东北，参加了领导建立和巩固东北解放区的工作。后来，凯丰同志在东北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创办《东北日报》工作情况，并请题写报头。毛泽东同志欣然为《东北日报》题写了报头，并对凯丰同志表示亲切问候。1948年8月，兼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东北分院副院长。

新中国成立前后，凯丰于1949年3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1950年9月至1953年1月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1951年2月至1953年1月任东北人民政府委员。1952年9月，凯丰同志调北京工作，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3年3月至1954年11月兼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1955年3月23日，凯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49岁。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回眸凯丰——纪念凯丰同志诞辰100周年》（《人物春秋》2006年3月）一文中评价他：

“今年是凯丰同志诞生100周年。凯丰同志是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一生先后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是我们党杰出的理论宣传家。”

——综合《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实录毛泽东》《回眸凯丰——纪念凯丰同志诞辰100周年》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