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驯化》探知人类发展的谜底

狗伴随着猎人；小麦、水稻和牛伴随着早期农民；马驮着牧民走向历史舞台；苹果被放在鞍囊之中；鸡随着帝国的扩张而遍布全球；玉米和土豆则在信风吹拂下跨越大西洋。这些物种的驯化，在某种情况下，的确造就了今天的世界。                                                    ——题记

我们祖先的命运发展历来与各种生物的发展交织在一起，他们互相影响、互相驯化，最终造就了我们熟知的以新石器时代为根基的现代世界。然而，从原始古猿到现代人类，从野生到驯化，然后形成新的亚种甚至新的物种，人类在这样的变化中起着怎样的作用、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人类参与的这样以驯化为主的演变中，在驯化各种动植物的过程中，是否也完成了自己的驯化？这样的驯化，是否并不是“人工选择”而只是“有人类参与的自然选择”？而人类的出现，到底是这颗蔚蓝水球的奇迹，还是这个星球的瘟疫？

人们从狩猎采集式的游牧生活，再到发展畜牧业，然后发展到定居的农业文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类文明和农业的历史与起源，相比刻印文字、雕塑等古时记录所能揭示的内容要久远得多。农业的发端更多是偶然发现和运气使然，而不是仔细制定的计划。太多植物一开始只是伴生杂草，后来才变成人类种植的谷物。亚麻最先就是亚麻籽作物当中的杂草，而芝麻菜最先则是亚麻地里的杂草。在人类开始种植任何谷物至少1000年前，人们就开始采集和加工野生谷物，将它们制作成面包食用，在这些谷物的用处逐渐清晰后，种植它们当然是必然的结果。

驯化的进程越迅速，时间越长久，野生物种和人工繁育物种之间的差异就会越大：小麦叶轴变得结实，土豆藤蔓更短、块茎更大，母鸡丧失了孵蛋的母性行为。驯化会促使生物进行自我选择，将不适应家养的性状淘汰，保留下来的从而代代相传。这样的一种选择，既是被驯化的动植物对环境变化的适应，同时也是早期人类活动对动植物的影响。这些变化让它们都已经不再适应野生生活，相反更加适宜于被人工栽种和繁育。

我们祖先驯化的植物，大多都是在驯化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选择，从而被大多数人认可并且代代相传，然而在所有被例举的驯化植物中，只有玉米——它从哥伦布踏上新大陆起，就已经准备好向全世界扩散了。

在玉米走向全球化的进程中，有一个人名我们始终难以绕过，那就是哥伦布。以如今的眼光来看，我们既不能完全崇拜他，也不能完全批判他。他发现新大陆，建立了新旧世界的联系，进而使欧洲崛起成为全球的超级力量；另一方面，美洲伊甸园般的地方遭到劫掠，文明被摧毁。西方是站立在数千万美洲土著人和一千万非洲人的身上崛起的，在这样一个崛起的过程，玉米顺便也搭上了与世界联系的顺风车。玉米的表型适应性令它的可塑性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因此它虽然起源于“低地”这样一个单一的环境，但是却能够适应如今任何一种环境从而成为全球化的粮食。玉米在美洲生长了8500年，从美洲传到西班牙，越过了数不胜数的探险家，然而它从西班牙传到中国、遍及欧亚大陆，仅仅是哥伦布带回之后60年的事情。关于玉米是怎样被我们的祖先驯化从而开始了它全球化的进程并且织就了与人类历史相交缠的一张复杂的脉络，书面上的线索少之甚少，于是我们也只能开始对基因的追根溯源。

基因库是包含在生物细胞核内的宝贵卷轴，它们讲述了DNA的故事，是基因组的日志。很多从野生到人工培育的动植物的巨大变化其实是源自于基因层面的微小变化：调节因子作用，使基因控制的表型开启或关闭、或者以更细腻的方式控制基因表达的强度。大自然的基本法则就是变化，只有不断地变化，整个环境才能够维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而我们总想去控制生物，控制它们的生长、结实，控制它们改变的方向甚至阻止其变化。因此可以想见：我们在限制家养物种进化的同时，也使得它们变得非常脆弱。譬如无性繁殖的大量动植物虽然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但同时这些生物非常容易受到侵害；于是我们使用了仍然充满争议的转基因手段。

转基因技术一问世就遭到了许多民众和绿色和平组织的反对，转基因生物被认为是“因为科学失去控制而诞生的怪物”，因此生物技术产业界极力证明自己是热爱环境、致力于环保的企业家们，但这样的伪装确实太过粗糙，反倒引起反感。然而如果说资本有罪、科学无罪，但对于这样一种未来面目还未知的技术，人们对它保持谨慎是必然且正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与自然和谐共处，任何可能危害到这种平衡的手段必然要经历时间的检验。

我们如今正尝试着利用现存基因组的特点重新繁育出现如今已经灭绝的冰河世纪红棕色长角牛，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研究人员希望创造出的这种野牛能够被引入现有生态系统并且重建现有生态系统的自然运作形态。对于可能在现如今的环境中看到那样的远古来物，我其实也是十分期待且兴奋的，然而激动褪去，理智回归，却还是会想：我们真的应该将一个本应该灭绝的生物重新创造出来以期达到我们的目的吗？这样一个生物被创造之后，会按照我们所期望的轨迹一丝不苟地运行起来吗？生物灭绝也是自然规律的体现，我们将已灭绝的生物复活，是否又违背了自然潮汐呢？如果利用生物基因重新繁育的技术在将来已经非常成熟，那将会不会得到滥用呢？当然，这也只是我一位学生提出的不成熟、或许也是杞人忧天的一些看法罢了。

历史的发展蜿蜒曲折、分岔甚多，我们有时候追根溯源，很难从现有的证据直接得知历史的进程中发生过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今天的人和犬的伙伴关系似乎非常常见，我们也已经通过检测线粒体DNA明确得知如今的现代犬与古代狼的亲缘关系。然而除此之外，犬是于何时在哪里被人类驯化的？这种驯化是自然发生的吗？我们的祖先和犬的祖先是互相选择还是被迫驯服？我们不断检测比对线粒体DNA序列，同时也不间断对出土头骨的研究，只确定了大致的内容。我们有理由相信，基于这些证据的研究结果必然是正确专业的，但那些历史的细节，我们只能通过杜撰的故事和合理的想象去补充。冰河时代的野牛最大体重可达1500公斤，光是牛角就有1米多长，我们的祖先和这样的庞然大物生活在一起，不仅是捕获它们，甚至要驯服它们。现如今的我们仍旧很难以想象，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透过那些斑驳的兽骨想见那遥远的岁月。于是我想，驯服了这样庞然大物的我们的祖先，必然也都不是瘦弱之辈，冰河时代的他们，是否像冰河时代的野牛比如今的家牛大得多一样，也比如今的我们更敏捷、更强健、更野性呢？

历史是复杂的，尽管我们可以提出假设，但在这种假设被验证前，我们都必须对此非常谨慎。我们对历史的探索，就是不断地提出猜想然后被证据肯定或推翻，从而拨开历史的迷雾得见真相。正如我们总认为：人口增长推动了农耕文明的发展，从而催生了复杂的等级制度以及宗教组织；然而哥贝克力石阵告诉我们成熟的宗教文化比农耕文明出现的更早。有时我们或许低估了祖先们文明的复杂程度，而仅仅以我们现有的认知为基础去深度地了解那久远的故事，因此我们对远古时期的探索，就是在不断地突破我们的认知。

在文中，有许多次提到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时期——新仙女木时期。这一段时期寒冷干燥、气候恶劣，并且恰恰出现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高峰期（此时人口激增），因此，小麦和水稻以及土豆等在此之前并不起眼的谷物或植物根茎在此时成为了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在经历漫长到难以忍受的一千多年后，这几种植物和人类的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结合关系持续到了之后的千百年并且开始了我们所讨论的驯化之路。

我们聊“驯化”，会使人们很容易认为，这样的一种耕种饲养的主从关系是人类主动发现并开始的，是我们的祖先进步的象征。然而发掘越深，了解越多，我们越发现，有许多的结合其实是充满了各种不幸、变故和运气。在困难时期，人们照搬以前的生活方式将很难以生存，因此他们不得不做出改变以适应新时期的生活，这样的一种选择是无奈的，是当时人们的不得不。这样的不得不听起来并不如我们料想那样是慷慨激昂的英雄事迹，但却让它们更像意味中的生活。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在千万年的历史变迁中，我们的祖先在物种起源、进化中的确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之于野生物种可能像蜜蜂之于花一样，蜜蜂的确影响着花，但花是否也在影响着蜜蜂呢？这当然是肯定的。我们总是习惯性以自我为主宰，将其他物种当成附庸，殊不知其实各个物种的进化历史一旦相交缠，其实更多就是一种共同进化的关系了。

作为这颗美丽星球上影响最大的生物种群，我们人类在影响环境、改变环境的过程中，不能忘记我们处于一个多么复杂的物种网络中。我们仍旧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只看顾眼前的个人利益而忽略对其他生物的影响，我们的义务是维持我们与其他物种以及自然界的平衡，并且促进这种平衡朝着一个积极的方向发展。我们必须明白的是：自然是进化的，进化是交织的，而我们是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