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4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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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英国革命之起因》

我认识到，在这一时期的英格兰，发生了西方历史上几乎最伟大的变迁：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从大一统的天主教转向基督教多元主义，随后又转向世俗主义；清教主义的兴衰；向全能民族国家进化的夭折；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激进革命；相对自由政体的第一次大范围建立，它拥有弥散性权力、宗教宽容和一个权利法案；创建了一个由土地贵族统治的社会，这些土地贵族以其企业家精神、父权主义和对政治权力的近乎垄断而在欧洲独一无二。

几乎所有撰稿人都认可基思 · 托马斯的观点，即历史学的未来需要“在社会科学方面更为系统的灌输”，他们同意摩西 · 芬利的观点，“社会学分析不仅补充和强化了更为传统的方法，它还引入了激进的修正”。

斯通视历史为一种理解和分析的方式，它永远存在于当下，无法从中逃离，这就是斯通的巨大力量。

暴力并不等同于武力；它是非必要密集地、不可预见地、通常毁灭性地使用的武力。

更宽泛的定义允许历史学家在以下两者中进行区分，一个是，攫取权力并导致政府或社会的重大重建，一套新的分配公平价值观的建立和新掌权者取代以前的权贵；另一个是，政变仅涉及通过暴力或暴力威胁改变统治集团。

不稳定性可能缘于有关稀有经济资源或政治权力分配的物质冲突；或缘于价值观的崩溃，这种崩溃起源于年轻人的不充分社会化，互不相容的角色间的冲突加剧，或者对规范的群体不认同。这些冲突通常由适当的调节机制来予以解决，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社会会极为动荡，并引来重大结构变动。

四个西方大革命共有的一系列一致性，这几个革命分别发生在英国、法国、美国和俄国。这些一致性包括经济上不断发展的社会、日渐上升的阶级和地位对立、疏远的知识分子阶层、心理上不安全和政治上无能的统治阶级以及政府财政危机

当毫不妥协的上层人士遭遇多重功能障碍的境况时，革命成为可能：恰好这样的结合出现在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爆发前的数十年间。

面包和马戏观赏可以分散民众的注意力。及时 —— 而不是不合时宜 —— 的政治让步能够把持温和观点的人争取过来，从而孤立过激分子。

为何个人会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而非另一种方式来做出反应？有些人会提出理由，即革命者的性格是由青春期或早期成年生活中突然的意识形态转变所造就的（转向清教主义、雅各宾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这种信仰转变是摆脱这种焦虑状态的一个避难所。

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直到至少是后青春期，人的性格都具有持续的可塑性，此外，绝大多数现代激进分子都拥有快乐的、完全适应环境的童年。

塔尔科特 · 帕森斯把不满或“异化”视为一种普遍现象，它可能显现为犯罪、酗酒、药物成瘾、白日梦、宗教狂热或严重的政治骚动。用罗伯特 · 默顿的提法，仪式主义和退却主义是两种可能的心理逃逸路径；革新和叛乱是其他两个逃逸路径。

社会科学家试图解释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和 60 年代早期美国激进右派兴起的原因，将之归因于巨大的经济繁荣和加重的地位不安感两者的结合。这是不是右派而非左派革命运动的一般公式，我们尚不清楚。

所有有关革命行为的现代理论都基于“相对剥夺”假设，即它由期望与现实感知之间的鸿沟生成。心理学的因果关系链将鸿沟与挫败、挫败与攻击性联系在一起。

1640 年事件解释为政治结构的转型，从而容纳了新兴乡绅新阶层的权力。他的社会变迁论点得到两组数据的支持，其中一组数据意在显示与乡绅相比，贵族的庄园地产有显著下降，另一组数据意在表明庄园地产规模的转变，从大地产转向中等规模土地所有者。

今天，每个历史学家，无论他的政治信仰是什么，都非常强调社会力量是历史中的有效因素。我们都张口闭口地谈论社会流动性、中产阶级的兴起，等等。这样一来，我们如何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展示社会变迁这个问题就浮现了出来。

王党的宣传致力于让人怀疑其反对者动机的纯洁性和社会地位。因此，王党宣称，议会党人受自私的追名逐利的野心刺激，他们出身寒微，很多人靠肮脏的交易谋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看法（它们是关于任何反叛群体的老一套官方思路的一部分，从求恩巡礼事件到埃塞克斯叛乱）在特雷弗 - 罗珀的论点中均有体现，特雷弗 - 罗珀认为，处于衰落中的“纯乡绅”受成为“圈内人”而不是“圈外人”的渴望驱动。

先决条件和诱因，前者指长期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趋势，这些使革命成为可能，并受到比较分析和归纳；后者指个人决策和事件的随机模式，它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引起革命爆发，此外，它们是独特的、不可归类的。

对于卡尔 · 马克思提出的三个观点，人们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确实，在某个阶段，这个讨论可能与“冷战”的意识形态斗争混为一谈）。这个理论，由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 17 世纪时因哈林顿得以复兴， 19 世纪时马克思对它进行了修订。该理论认为，政体是社会和经济力量分布的直接反映；因此，如果要避免大动乱，这两者必须同时同步发生改变。

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之间肯定存在着直接关联，还有，前者对后者往往有决定性影响。例如，人们普遍认为，在拉丁美洲，土地改革是引进民主制度和理想的必要准备工作。

这似乎主要涉及其对人性是持乐观态度还是悲观态度：乐观主义者强调理想，悲观主义者强调物质利益。

他们把两件不同的事情混为一谈：一个是统治精英在物质和道德上的衰减，另一个是持不同政见者在规模和强度上的走强。最重要的是，他们未能意识到革命有着极为复杂的起源，社会原因仅仅是诸多原因中的一个。然而，能为这些首创者辩解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们开拓性的工作和愚蠢的错误，针对英国革命的起因，更为复杂的看法开始浮现。

英国革命的性质，部分通过它的行为、部分通过它的话语得以展现。它的成就不仅包括弑君（英国人长久以来就有谋杀讨厌的君主的传统，从威廉 · 鲁弗斯到爱德华二世再到理查德二世），还包括以“英格兰人民”的名义审判国王，并定以违反“这个王国的基本法”的叛国罪罪名。

这篇文章所基于的第三个预设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斗争理论对 17 世纪而言只有有限的适用性。就对这个时期的解释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在于它强调了在英国革命前的一个世纪里，早期资本主义在商业、工业和农业领域的发展程度及其意义。

阶级斗争理论可能相当适用于 19 世纪早期的英国，但它严重扭曲了更早时期的社会现实。将社会和经济变迁与革命联系起来的更富有成效的方式是通过地位不一致理论，该理论认为，当社会中较大比例的人口拥有高流动性时，该社会有可能处于不稳定状态。

历史学家不再被要求去裁决在促使革命爆发问题上，查理一世的固执和口是心非是否比清教的传播更为重要。每一组原因都可以在它自己的类别中单独进行处理，与此同时，由于这些类别自身循序排列，所以，它们不需要相互之间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