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儿汪曾祺》|一个有写作个性的老人,写作之乐,人生之福也

今年是汪曾祺生辰一百周年,能从旧书堆中找到《老头儿汪曾祺》这本书,了解这一位老人的写作历程,真是一件幸事,书是汪老的三个孩子合著,他们用各个记忆片段,拼成了汪老的一生,读罢,知道很多汪老的趣事,也感受到一位以写作为乐的老人,是多么的幸福。


一部沈从文的小说,把汪老引入了文学殿堂,受教沈从文先生,汪老写延续了老师的风格。


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读高中的时候,遇到了抗日战争,学业受阻,就带着两本书就跑到乡下避难,其中一本书就是沈从文的小说选集,他认认真真的把这本书读了好几遍,让他眼界大开,知道了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


在汪老的作品中,有很强的沈从文风格,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受到的影响。


在《受戒》里,有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叫英子,这和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都是农村女孩,勤劳而性格开朗,身体优美且健康,对爱情的追求主动大胆,对生活的向往积极乐观,虽没有优雅的姿态,却有着更多的朴实自然。


这种清新的笔调犹如小河流水一般,平缓之处,静静流淌,湍流之地,也激情四溢。


后来,汪曾祺到西南联大读书,就是朝着沈从文先生去的,他可以不听朱自清的课,也要把沈从文的所有课程都进行选修,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开了三门课,各文体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这些课程对他的文学之路影响颇大。


沈从文认为创作作家不是大学里培养的,真正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教创作,靠讲不行,应该让学生自己写,即便要讲,也是在学生写了之后。


对于这点学习的感受,汪曾祺在《徙》这篇小说中进行了总结,教初中国文的高北溟很重视作文教学,对学生的作文先眉批一道,指出好处和不好处,发下去让学生自己改一遍,或者同学互相改,改完了之后,再交上来,加总批,再发给学生,让学生自己誊一遍,并要求学生随时回过头看看自己的文章。


这是一种非常注重实践和个人提高写作方式,让创作写一篇是一篇,从实践中学习创作,对今天我们学习写文仍然还有指导意义。


沈从文要求创作要贴着人物来写,写人物的对话,不能是两个聪明脑袋在打架,人物的说话就是普普通通的对话,不要哲理,也不要诗意,要朴素真实。


汪曾祺由这一点引申出来一通创作理论,第一,小说中人物是主要的,第二,环境描写,议论抒情等等都要顺着人物来,第三,要把心贴着人物,同呼吸,共哀乐,有诚意,第四,语言要和人物贴近,避免学生腔。


在创作中,汪曾祺始终不忘“贴到人物来写”。


他的《大淖记事》中,写到巧云用陈年尿碱灌被打得死去的十一子时,写道:“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这一句话,不站在巧云的角度,根本想不出来,当时的巧云看到心爱的人受苦,她必然会这样做,借此分担一下爱人的痛苦,这样写是出于感情的需要,据说,汪曾祺在写道这一句时,他流下来眼泪。


这就是汪曾祺的文学之路,从热爱开始,虚心受教,落实到创作之中。



美文美感,小河流水般的温柔和甜蜜,汪老只写最美的东西。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常常出现水的意象。


《受戒》中,明子和小英子的第一次见面发生在水边的船上,两人的爱情也是河里的芦苇荡中,《大淖记事》所记叙的环境也是在水边,以淖为界,居住这锡匠和挑夫,女挑夫们的肩上也挑着水淋淋的鲜货。


小说的行文像流水一样,缓缓而行,忽然之间遇到一处险要之处,水流端急,戛然而止。


小说《异秉》,开始时,静静的描绘王二的生意,他家里人的情况,他做的买卖,他的生意又是怎样的一步步发展而来,从摊位到铺面,甚至要盘下整个烟店,顺便带出,有了钱之后的王二爱听戏,偶尔也赌赌钱,然后,不嫌其烦的介绍起药铺保全堂来,里面的人员构成,学徒陈相公挨打不敢哭的生活,最后借助张汉说出大作为者必有异秉,以王二为例,以陈相公模仿而结束。


读汪老的小说,常常在开始时不知所云,读到后面恍然大悟,再回过头看一遍,方才感受到小说写得精致,完美,留下一大片想象的天空。


小说《徙》就是这样的,开头就引用了庄子的《逍遥游》的一段话,然后用来很多篇幅来介绍校歌,学生们怎样唱,怎样理解,写了好几段,才引入了校歌的作者,开始介绍高北溟的人生起落,一直读到最后,高北溟死了,小说的整体意象才浮现出来,这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他一心想“徙于南溟”,却终身不得志,这时全篇才串联起来。


汪老的小说创作还有一个原则,写精致美丽的作品。


他说,生活已经够苦的了,现在的日子才好过一点,没有必要把那些陈年老账都翻出来,弄得大家都憋屈难受,他很注重文学的美育价值,他说,一个真正能欣赏齐白石和柴可夫斯基的青年,不大会成为一个打砸抢分子,因此,他要通过作品让人感觉生活是美好的,有希望的,有很多东西弥足珍贵。


这犹如大自然的水,默默的滋润生命,孕育生命,接收包容一切,缓缓而行,湍急之处,也留下动人的回响。


结构如此,行文也是如此,他很少用华丽的辞藻,很多语言读起来亲切,而韵味十足。在《受戒》中,说村里人的职业选择,就列举了一大堆,在《鸡毛》里不厌其烦的记录金昌焕的悬挂之物,犹如述说家常,述说中也不乏趣味,写文嫂买肉,是一块够猫吃一顿的肉,读到这里,只能心酸的一笑。


这就是爱美的汪曾祺。


经历不够丰富,这是汪老最大的遗憾。


汪老在解放初,曾经参军,跟着解放军一起南下,其目的就是要体验不同的生活,开阔写作视野,很遗憾,到了武汉之后,就没能继续随军了,他非常羡慕他的妻子,从小生活在南洋,回国后又四处奔波,感慨如果有这么多的经历,将能写出多少小说来。


这种遗憾源于对写作的严谨,他只写自己熟悉的事情。


他写自己的童年,《徙》里的县立五小,就是他的母校,那首校歌,他唱了六年,《受戒》里的善因寺,也是他去过的地方,受戒的场面亲眼目睹。


《鸡毛》就集中写在昆明读大学的日子,这里有上下铺从未谋面的同学,一个读中文系,晚上泡图书馆,白天睡觉,另一个是正常人,早睡早起,两人住了两年,从未谋面,还有偷鸡的金昌焕(这个人名,用拼音打字,容易打成经常换),他穿两件衬衫,打两条领带,偷文嫂的鸡,借文嫂的鼎罐炖,最后连破袜子都没有给文嫂留下一双。


也写他被下放张家口劳动的经历,如小说《羊舍一夕》。


汪曾祺写现在生活的作品,容易让人对号入座,他的《晚饭后的故事》就取材于一个京剧导演,后来被导演女儿看出来是骂人的,《皮凤三揎房子》还引起当地政府部门的不满,于是,汪老就不太注重写这些身边人的题材,从经历中挖掘其他的故事。


他的经历主要有四块,20年的家乡童年生活,昆明读大学,张家口劳动改造,北京剧团的工作,在作品中都有反映,为不至于落人口实,他更多的写家乡的人和事,这对于汪老来说,的确是一种遗憾。


对于创作,汪老很严谨,没有经历过,或者,资料没有研究透,就不落笔。他曾经想写一部历史小说《汉武帝》,还找来《史记》、《汉书》,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风俗人情,官职典籍,就因为汉武帝的一个宠臣“其衣后穿”,他一直没有弄明白,找了北大的历史学家也没有明白,就一直没有落笔。


写亲身经历的事情,或者是自己研究透的事情,不无病呻吟,不矫揉造作,这种写作精神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


不是人人都需要成为伟大的作家,实实在在的感情,充满烟火味的生活,也是一道风景。


汪老一生中没有能留下一部长篇,他的作品中也没有对民族进行深刻的剖析,就如汪朗在《老头儿汪曾祺》中所说,伟大的作家或是俯视人间,对其进行无情的解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才过瘾,或是对社会进行深入的透视,之后向人们讲述所发现的深刻道理,这点汪曾祺做不到。


人间送小温,出自汪曾祺的一首小诗:“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这可以认为是汪老的自题诗,自幼熟读桐城派文章的他,不会不知文以载道,方能千古流传,然而,他想给人们以温暖,以安慰,宁愿写这些美好的事情。


他有四句很喜欢的诗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经常写来送人,在他的笔下也常常是一些苦人。


他关注的是世上的苦人,比如《鸡毛》中的文嫂,《故乡人》系列中的打鱼婆,带工头等等,这些人即便生活在生活底层,也有善良的品质,文嫂不贪图学生的物品,捡到了必定归还,只能做小工活的代工头绝不拿和大工一样的工钱,善良,本分。


这些苦人受到欺凌之后,没有以暴制暴,如《大淖记事》中的锡匠,用静坐的方式赶跑恶人之后,默默的接受十一子的残疾,他们要活下去,生活已经够苦了,作者不忍再把他们的容忍和愚昧剖开,相反,他写了巧云拿起了扁担,开始了挑夫生活,给这对苦难夫妻,多了一点生活的希望,相信十一子的伤一定会好。


对生活中的丑恶,汪曾祺也曾做严厉的批评,在《天鹅之死》中,对许多人失去爱美之心而感到深深的悲哀,作者由此强调文学的美感作用,认为美育是医治民族创伤,提高人们特别是青年品德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他认为我们的青年应该生活得更充实、更优美、更高尚,只有这样才能有更美的生活。


不是每一个作家都必须是伟大的作家,抒写美,歌颂美,充分发挥文学作品的美育作用,这也是文学的功用之一。


汪曾祺延续了沈从文的文风,用清新的笔调,投入真挚的感情,抒写一段段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美文。


这其中有充满青春活力的小英子,有对生活不屈不挠的巧云,还有命运多舛依旧善良的文嫂,才华横溢终身不得志的高北溟,勤劳致富又有些洋洋得意的王二,一心善良却受生活欺骗的岁寒三友,卖水果为生却最懂画的叶三,这些普通的人物,在作品中活灵活现,是一个个接地气,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大众,读了之后,给人莞尔一笑,笑过之后,又是对生活的若有所思。


这也是一道文学的风景。


读罢《老头儿汪曾祺》,这位六十岁进入创作高峰期的老人告诉我们写作可以这样做。


第一,要写自己熟悉的事情。汪曾祺曾经写过一篇小说《骑兵列传》,里面写了几个老革命干部的故事,发表了,反应平平,他也觉得很呆板,汪曾祺没有在军队中呆过,也没有参加过革命斗争,只能实录老干部谈的情况,无从丰富,也无从发挥,对不熟悉的革命题材,文笔再好,也没辙。


相反,对于生活二十年的故乡,对于昆明的大街小巷,汪老都能徐徐道来,寺庙,河流,餐馆,宿舍,经历过的地方,随手就是一大段,还生动有趣,被学生隔开的男生宿舍,过年杀猪的乡间小庙,大淖边上的农户,街上热闹的说书茶馆,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影响。


写文,从熟悉的东西写起,容易上手,这是写作学习的入门之道。


第二,贴着人物写,这是沈从文教给汪曾祺的写作之道。面对鸡被偷,一直生活在联大校园的文嫂不屑于在校园里大骂,这是因为校园生活的缘故,环境的熏陶,然而,也免不了几句呼天骂地的哭声。没有得到心仪的胶鞋,王瘦吾的儿子不会想到父亲经营的艰辛,他只会对这双滴答作响,引来同学眼神的钉鞋产生一种愤懑,抱怨说,明年,您都说了几年了。


正如汪曾祺的总结,人物是小说的核心,环境,对话,情节都要围绕人物展开,符合人物的习惯,符合人物身份,特别是对话,不能搞出两个聪明脑袋打架。


话如其人,只有符合人物的语言,才能是耐读的作品。


第三,留有韵味,让读者去回味。汪曾祺的很多作品都是非常耐读的,读前面时,平淡无奇,读到后面,心有所悟之后,回过头去,才能感受到小说的韵味所在。这最突出的就是《异秉》,小说写王二的熏烧生意越来越好,一天晚上,在保全堂药铺里,侃爷张汉说,兴旺发达必有特殊的秉赋,得知王二解手时是大小解分清,药铺打杂的伙计就去上了厕所。


一位编辑说,他看到这里,过了半天才笑了出来,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读完了,汪老对于社会底层人物的同情之心,才跃然纸上。


小说贵在含藏,有些话不能全说出来,不宜点题,要“话到嘴边留半句”,在一点就破的地方,偏偏不要去点,要留给读者思考品味的余地。


深入一位作家,犹如进入一座宝藏,汪曾祺一位值得品读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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