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在无比肮脏而且平常的真实生活中，也生活在无比激烈而且持久的梦幻化生活中。我像一个放风时醉酒的奴隶——两种痛苦同居于一具躯体。
——费尔南多·佩索阿《惶然录》
去年五月份的一天，我收到了一封从甘肃天水寄来的信。寄信人是陆修离，他说自己当下正在天水做短暂停留，然后计划向西，经过兰州、青海，再进藏游玩半个月，之后南下去云南昭通拜访诗人雷平阳。他在信里邀请我和他一起完成这趟旅程，至于一路上的开销，他说我完全不必担心，全部由他来负责，另外如果我同意，我们可以约定在青海湖碰面，他会在一周后到达那里。那段时间我身上一堆事儿，要拍毕业照，和同学聚会告别，要忙着论文答辩，要考虑着找工作，所以即使面对这样的美事，我也只能选择婉拒。
阿源推开宿舍门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整理自己大学四年来的课本，打算把它们当成废品卖掉，宿舍楼门口就有推着三轮车来收废品的大爷，旁边有个纸板，上面写着——回收各种旧课本，一块钱一斤。那一刻我才感到一股深深的懊悔，花了上千块买的课本，还没来得及完整看上一遍，就要被当成废纸卖出去了，我叹了口气，想到了被自己荒废的四年时光，想到了课堂上总是昏昏欲睡的那个自己。阿源掀开床帘，一屁股坐在床铺上，打开一瓶汽水喝了一口后，说:“你怎么还在宿舍忙活呢，就差你啦，赶紧把学士服套上跟我走。”
那天是我们拍毕业照的日子。班里的其他九个男生已经在宿舍楼旁等着我们了。我们先在住了四年的西五楼旁合影留念，西五算得上是我们学校最破的一栋公寓楼了，我曾经描写过这栋建筑，不过无论外边再怎么破败不堪，毕竟在这儿生活了整整四年，离开的时候总会感到不舍。我们男生拍完合影后，一起去操场和女孩们汇合，拍班里的大合影。那天天气十分宜人，是个拍照留念的好日子，班里五十六个同学在操场上摆出2021的字样拍了张照，然后又一起坐在操场旁的看台上拍合影，看台刚粉刷过，五颜六色的，在湛蓝的天空下，我们眼中看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紧接着我们会去校园里一处鲜花开的正盛的地方拍照。
临离开操场的时候，阿词在看台上捡到了一副墨镜，我们几个男生轮流戴着那副墨镜，在看台最高处摆出一个个很酷的动作。等到大家陆陆续续离开操场的时候，只剩下我和阿源，我问他:“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呢？”阿源一边戴着那副墨镜自拍，一边回答我说:“你是个聪明人，有自己的想法，该怎么办你心里一定有数，我给不了你什么建议的，”他收起手机朝我走过来，搂着我的肩膀“哎呀，别这么愁眉苦脸的嘛，今天咱们就什么也别想，开开心心的！”我当然做不到，说实话，我非常想和陆修离一起，完成那趟旅程。有时候我会想，假如我能做到查尔斯那样无情与自私就好了。
至于陆修离这个人，还得从三年前的那个夏天说起。2018年的夏天，我在姐姐的辅导班当了一个月的老师后，已经到了八月份的中旬，那时候我的发小林丰正在他的外婆家避暑，说如果我没什么事可以去他那儿玩几天。我骑着摩托车去了石坡湾，白天和他钓鱼逮螃蟹，晚上喊上他的表弟一起玩游戏，就那么无拘无束地玩了几天。第三天的时候，我们聊到了西安，我们的家乡处于豫晋陕三省交界的地方，离西安只有二百公里的距离，但是活了二十年，还没去过西安，所以那天下午我们在小河边一拍脑袋，决定去西安旅行。
第二天太阳还没落山的时候，我和林丰就已经站在了西安火车站的广场上。我们先去鼓楼逛了逛，那什么鎏金宝顶啊，画栋雕梁啊，我们完全欣赏不来，所以我们去旁边的回民街把小吃吃了个遍，然后就找了家客栈开始打游戏，熬到半夜才睡觉。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我们吃了点东西后，打算去西安城墙上走走，就是在那儿，我们遇到了陆修离。
当时陆修离正坐在城墙上，弹着吉他，唱着许巍的蓝莲花，一头红色的长发在阳光下被照得血红。城墙上来来往往很多人，但没一个人看他，他也不在意，反而唱得十分陶醉。我和林丰觉得这人挺有意思的，就坐到他旁边听他唱歌。他唱完蓝莲花后，侧过头问我俩，说:“怎么样，哥们儿唱得还像那么回事儿吧。”说实话，他唱得一般，甚至有点跑调，我们林丰不好意思拆穿他，边鼓掌边说:“唱得真好，许巍本人来了都不一定比得上你。”陆修离也没听出我们是在嘲讽他，反而是热情地跟我们聊起来了。
后来他说他家住在大雁塔附近，面对我们两个外地的游客，要尽一尽地主之谊，请我们去永兴坊喝酒，我和林丰正热得慌，那天的太阳把我俩的胳膊都晒得起了皮，所以没有拒绝他。我们在永兴坊喝了不少酒，算是交下了这个朋友。他向我们自我介绍时，说他叫陆修离，但是让我们叫他米勒，我随口问了句，是《越狱》那个米勒还是亨利·米勒。他一下子激动起来，说:“沈兄，今天能认识你个朋友，真他妈的值了！”说完，他端起桌上的那碗黄酒，一饮而尽。我一时间摸不着头脑，说:“米勒，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亨利·米勒！就凭你认识他妈的亨利·米勒。”我有些惊讶，即使我知道亨利·米勒，他也没必要这么大反应吧。
至于亨利·米勒，那还是我读大一的时候，有次逃课去图书馆瞎转悠，在书架上看到了一本《南回归线》，觉得书名挺特别的，翻开看了看，觉得这人写的东西怎么那么丧啊，不过句句都写在了我的心坎上，后来又在图书馆读了他的《北回归线》和《黑色的春天》。虽然不想承认，但亨利·米勒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大学时期的世界观。
陆修离说亨利·米勒是他最喜欢的作家，没有之一，二十多年来他头一次遇到知道亨利·米勒的人，所以他坚定地认为我将会成为他的知己。我和林丰在离开西安之前，陆修离又请我们吃了一次饭，他说有机会一定会去灵宝市找我们玩，要尝尝灵宝的肉夹馍到底哪里和西安的肉夹馍不一样。他还送了我一本书，准确地说应该是一本诗集，雷平阳的《悬崖上的沉默》。我在回程的火车上匆匆读完了。雷平阳说:这个时代最缺少的是真诚的诗意，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是找寻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能力。当时我满心都想着如何能诗意地面对生活，但那已经是2018年的事了。
终于，我毕业了，当我最后一次走在校园里时，想到了那个刚进入校园的懵懂的少年，那时候什么也不担心，只有高考结束的激动与对未来的期待，而此时，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即将要走向社会，自力更生，甚至于养家糊口。在校外的饭馆和室友聚完餐后，我们要面临的是各奔东西。阿源阿词考上了研究生，其他室友保研的保研，二战的二战，而我选择了去西安找工作。临走前我给陆修离回了信，说我不能和他一起去昭通找雷平阳了，家里催着我找工作，我准备去西安找一个高中同学，和他一起试着找工作。
2021年6月18号的下午，我和张忧在新乡火车站前分别，那天她嘴里一直哼着一首歌——“蓝天紧随游云，大海依恋鱼群，犹如你的眼眸……”我问她从哪学的歌儿，她说她也忘了在哪听到的了，就瞎哼两句。后来我们两个都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一想到这次分别之后下次见面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我突然感到很难过。直到我坐上火车，才从离别的伤感中回过神来，我开始担心到西安之后的情况，我其实很害怕，每次独自一人远行，要面对未知的一切和对未知的恐惧。我想到张忧唱的那首歌，用手机搜出来开始听，听完后才知道她唱得很跑调，不过即使跑调了，也依然很好听。
我没有直接去往西安，我想要在三门峡市停留一天。虽说我是三门峡人，可我对它的认知不完全能超过一个外地人，所以我想趁此机会，在市里逛逛，随便走走。这是一座黄河边上的城市，平平无奇的一座小县城，不算发达也不算落后。那天我就走在这座城市的一条条公路上，肉眼可见的热浪在远处翻滚，同时我也身处热浪之中。偶尔有风，但解决不了问题，皮肤渗出了汗水，我没有试图躲避，依旧走在骄阳之下，算是对自己的一点折磨，灼热的痛苦可以让我轻松一些。
我提着行李箱背着包到未央区凤城六路的时候，张执正在小区门口等着我。张执是我的高中同学，在一个宿舍住了三年，他考研失利后在西安找了工作，五月份的时候不走运被公司裁员，那时候他房子的租期还有半年多，所以让我来找他，可以一起结伴找工作。他和高中相比没多大的变化，只是头发少了，胡子多了，没两句话我们就熟悉了起来，还是和高中那会儿一样要好。
天气很热，内心烦躁不安，我对那段所有的回忆只清楚地记着这一点。我总觉得生活在迷雾之中，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没有方向，什么都不知道。那一股股热浪让我头痛欲裂，让我完全看不清自己，这就是2021年处于热天迷雾之中的我，辨别不清方向，我是一个笨蛋，我是一个蠢货。
小区里罕有行人，我们尽量走在树荫下，七拐八拐之后走到了一栋墙皮大片脱落的楼前。“就是这儿啦。”张执说。我们爬上四楼，收拾好行李后，切了几块西瓜解渴，然后商量着接下来的计划。
“工作不好找，这年头儿干什么都难。”我说。“没办法，硬着头皮上呗。”张执啃完最后一口，把瓜皮丢进垃圾桶。
我从行李箱里找出一本书，靠着沙发随意翻看，张执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对水彩画感起了兴趣，趴在桌上画我们刚吃完的西瓜。我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工作的事，总之，谁也没有信心，对工作，以及对未来。
天黑之后，气温降了下来，我们出去找吃的，张执说他想吃火锅，我俩走了半天，在西安中学背面看中了一家老北京铜锅涮羊肉，张执说他没吃过，想尝尝，我说我也没吃过，那就去尝尝吧。从火锅店里出来的时候，街道上刮起了凉风，风吹过身上的皮肤，一阵惬意。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基本上全闷在房间里，白天点外卖，到了晚上我们一般都是去附近的夜市吃东西。至于找工作的事，我们也挺上心的，每天投的简历不下二十份，结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能看上我们的我们看不上它，我们能看上的它看不上我们”，剩下的时间，我们光着膀子坐在沙发上在打游戏。后来觉得打游戏都没劲了，开始看书，发现他妈的也压根看不进去。
张执还没忘记他的水彩画，同时还经常劝我说:“跟我一块儿画画吧，画画的时候就没那么焦虑啦。”我说:“我不会，画画对我来说太难了。”“水彩画不一样，这个简单，随便画画也很好看的。”既然如此，那我试试。我找了一幅梵高的自画像，趴在张执旁边认认真真画起来。在我读《渴望生活》之前，和朋友聊起梵高，大家都会说“向日葵，大画家，好像有点神经病……”读过之后，我觉得梵高的一生是孤独的，偏执的，同时他的炽热与热情也是我们一辈子都学不来的。
“太丑了，我都没脸看。”“你拿远点看，水彩画不能近看。”确实，离远点看还像那么回事儿。我把画贴在墙上，仔细端详了很久。剩下的日子里那幅梵高的画一直陪着我，后来在我去上海之前把它夹在书里送给了张忧，就让梵高，在我不在的日子里，替我陪伴张忧吧。
“我们不能这样了！这一天天的也太废物了。”张执有一天醒来后站在床上攥着拳头这样说。“你说得没错，我们需要改变！”我顺着他说。我好像已经烂在沙发上了。以前我也以为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后来我也变成了那头挨了锤的牛。我以为，张执也同我一样，他这样说只是心血来潮罢了，用不了一个小时他就会蔫下去。我躺在沙发上翻着那本看了很久的《我哥刁北年表》，想着怎么把今天熬过去。
张执确实比我乐观，从高中那会儿就是这样。我隐隐约约还记得他那时候常对我说:“沈炽，别这么悲观嘛，没什么大不了的。”当然，我也希望自己能这样想，但更多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压根没有改变这个可能。
“我们出去玩玩吧，刚好今天也不是那么热。咱也不能总这么待在屋子里。”
我们选择去西安渭河城市运动公园，坐在公交上颠了一个多小时后，又晃晃悠悠走了半个多小时才看见入口。我已经累得不行了，看见一片草地后顺势躺了下去，缓了一会儿后才和张执朝公园深处走去。公园里基本没什么建筑，成片成片的草地，我觉得不像公园，倒像是高尔夫球场，有几对新人在拍结婚照，有几个小孩子在玩足球，我和张执穿过草地。沿着北边的一条小路漫无目的地瞎溜达。
不知不觉，天已经黑了，我们还在那条小路上走着，感觉这条路没有尽头一样。张执说:“哎，沈炽，你看那儿亮光的地方，那应该就是咸阳了吧。”我打开手机看了看地图，说:“没错，那边就是咸阳，我们要是继续走下去，再过一会儿可能就到咸阳了。”
我们没去咸阳，去了又能干嘛呢，我们还得去赶回程的公交。在公交上我接到了妈妈打来的电话，问我工作怎么样了，我支支吾吾说还在找，暂时还没有太合适的。我妈叮嘱我说别那么挑，差不多就行了，脚踏实地干总会出人头地的。话是这么说，可哪有那么容易呢。
从公园回来的第三天，张执找到了工作，在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的一个写字楼，他问我怎么打算，要不要和他一块儿去，我说我不太想去。其实我已经不打算在西安找工作了，想了几个晚上还是决定去上海，等到我买好车票时才跟张执说明白，那时他已经在新公司上了两天班了。
我坐在东行的火车上，西安，三门峡，新乡，这些城市一个个从我眼中飘过，那些关于它们的回忆也慢慢消散。我一次次地穿过这条连接东西的铁轨，但我仍然不知道，这一次会面临着什么。至于热天的迷雾，始终盘旋在我脑海中，永远地留在了2021年夏天的回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