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公主，初封衡山公主，生于贞观八年，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七名儿女中最年幼的那颗掌上明珠。
作为新城公主的第一任驸马，长孙诠的记载不算很多，主要见载于《旧唐书·外戚传》。不过论起长孙诠的家世，那是相当的华丽。
长孙诠即西魏上党王长孙稚的玄孙，北周上党郡公长孙绍远的曾孙，隋朝薛国公长孙览的孙子，唐朝乐寿县公长孙操的嫡子。
如果单从辈分上来说，长孙诠还是长孙皇后的堂弟——二人拥有同一个高祖长孙稚。只不过长孙皇后的曾祖父是长孙子裕，即长孙稚与前妻张氏的儿子；长孙诠的曾祖父长孙绍远，则是长孙稚与后妻罗氏的儿子，同时也是继承长孙稚爵位者。
由于曾祖辈实为异母兄弟，再加上彼此生母又是情敌关系，这两支的关系很难说有多亲近。不过入唐后，因为长孙皇后的关系，整个长孙家族无论关系亲疏，在唐朝的地位都非同一般，深得唐太宗的看重，就连长孙操这个长孙皇后的堂叔也因此沾了光。
武德年间，长孙操被任命为陕东道行台金部郎中。要知道这个时期的陕东道行台尚书令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秦王、日后的唐太宗李世民。且金部郎中“掌判天下库藏钱帛出纳之事”，可谓是个肥缺，如果唐太宗不信任长孙操，又怎么会将如此重要的职位交给他呢？
长孙操也没有辜负这份厚待，在出任地方官的时候颇有政绩，唐太宗即位后又授予了金紫光禄大夫的正三品散官，以及从二品的乐寿县公一爵。
贞观二十三年二月六日，唐太宗将新城公主正式许配给长孙操的嫡子长孙诠。值得一提的是，二月六日正是长孙皇后的生日，所以唐太宗选在这一天许婚可以说是别有深意——安排好自己和妻子最小的孩子的婚事，以慰妻子在天之灵。
只不过遗憾的是，尽管唐太宗已经察觉到自己时日无多，想在生前看到宝贝女儿出嫁，但是公主出降仪式极为繁琐，光是出嫁之前就需要准备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等环节，所以直到三个月后唐太宗驾崩，新城公主的婚礼仍未能准备好。
好在唐高宗立即接手了妹妹的婚事，并对此十分上心。等永徽元年正月一除服，唐高宗就立即下诏有司为公主准备秋天的婚礼。
原本唐高宗设想得很美好，大臣们也都觉得既然已除服，确实可以继续举行婚礼了。谁知半路杀出了个于志宁，坚持认为即便丧服已除，也必须遵守心丧三年的传统规矩。
于志宁显然占据了道德高地，尤其是“心丧之内，方复成婚，非唯违於礼经，亦是人情不可”一句话说得很重。言下之意就是如果唐高宗坚持让妹妹现在就成婚，那么就不仅是违反了礼法，更是违背了人伦情理。
在这样的情况下，唐高宗除了承认于志宁说得对、说得有道理外，也没其他办法，只得偃旗息鼓，让妹妹守完三年的心丧。
等到永徽三年五月二十三日，距离所谓的心丧还差三天才满的时候，唐高宗就迫不及待地下诏将妹妹从衡山公主改封为新城公主，并增邑5000户，以此作为妹妹的新婚贺礼。
按照唐制，增邑5000户即按虚封和实封10：1的比例来换算，就是增加了实封500户。
这样的手笔可以说是很大了，因为看看同样由公主进封长公主的其他姐妹们，兰陵公主等人增加了50户实封，临川公主一户实封都没有增加。俗话说得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啊！唐高宗对待同母姐妹的态度深得父亲唐太宗的真传，偏心都偏得如出一辙。
新城公主正式下嫁长孙诠后，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
由于史书、墓志均未记载这对夫妻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现代人只能根据新城公主墓志上的只言片语进行推断，认为她与第一任驸马长孙诠之间感情不错，理由就是显庆四年长孙诠被杀后，新城公主拒绝梳妆打扮以示对哥哥不满。
这种说法固然有些道理，只是别忘了，墓志贴金可是古人的拿手好戏。
尤其是新城公主明明后来再婚了，却因为第二任驸马韦正矩被唐高宗杀了且还没平反，墓志上显然不适合提也不能提。在这样的情况下，墓志上能大谈特谈的，自然只有公主的第一次婚姻了。
再加上长孙诠已经故去，墓志上能做的就是将公主包装成一个为先夫守节，表现得十分贞烈的女子形象。而这种贞洁烈妇的形象在墓志上比比皆是，最典型的莫过于杨无量寿。
杨无量寿嫁给江王李元祥第五子李炅为妻，不幸碰上武后临朝，李唐宗室子弟比较有能力的都被流放、被杀了，杨无量寿也因此与丈夫李炅离婚，改嫁胡氏。
当然了，古代女子提倡从一而终，所以墓志上怎么可以直接说杨无量寿是自愿改嫁的呢？于是人家说了：不是我不想守节，正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怎么能违抗长辈的命令呢？于是杨无量寿一边说自己被迫改嫁后就此缠绵病榻一病不起，一边又和新老公顺顺利利地把儿子生了，然后活到65岁寿终正寝。
所以墓志上的这些“烈妇”们，到底是真的贞烈，还是只存在于墓志上的贞烈，某种程度上除了自由心证，现代人还真的没办法考证得那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新城公主与长孙诠的这段婚姻同样如此。如果没有其他证据，只有公主墓志上的记载，想要凭借这一面之词就断言新城公主对长孙诠有多一往情深，难度着实有点高。
那么，当真没有办法进一步了解新城公主与长孙诠之间的感情吗？
其实是有的，而且近在咫尺。
事实上唐太宗、唐高宗年间，不乏驸马被贬、被流放的事情，而眼看着丈夫失势，各位公主的反应也大不一样。
比如贞观十七年皇太子李承乾谋反事泄，南平公主的驸马王敬直因为与其结交而流放岭南，南平立即与王敬直断绝夫妻关系，改嫁给刘玄意。
比如永徽四年，九江公主的驸马执失思力因为涉嫌与房遗爱来往而流放巂州，九江主动请求削去自己的封邑，只为了跟随丈夫一同前往流放之地。
从南平公主与九江公主不同的选择就可以看出来，两位公主对丈夫的感情深浅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选择果断离婚，一个选择执意追随。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活生生的例子都发生在新城公主之前，也就是说，南平与九江的举动，新城公主都是看在眼里的。
那么新城公主面对丈夫长孙诠的流放，又是做了什么选择呢？
什么都没做，既没有主动离婚，也没有跟着离开。
这样的做法就很值得玩味了。毕竟如果和驸马离婚，那么就很容易看出来公主与驸马没什么感情；如果追随驸马一起流放，那么显而易见，公主与驸马的感情相当深厚。
然而新城公主什么都没有做——如果她对长孙诠的感情当真如墓志所记载的那样堪称夫妻情深，那么她又是为什么没像九江公主那样，选择追随驸马而去呢？
所以新城公主对长孙诠的感情是否当真如墓志渲染得那般可歌可泣，是需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的。
平心而论，新城公主对长孙诠并非没有感情，否则长孙诠失势，她完全可以选择跟丈夫撇清关系，但她并没有这么做。
只不过要说新城公主对长孙诠有多么情深似海，倒也不见得，毕竟九江公主的事例近在眼前，新城公主真有心效仿，也并非什么难事。更何况新城公主若是当真追随丈夫而去，唐高宗日后对长孙诠痛下杀手时，想必也要好好重新掂量一番了。
而这也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长孙诠是怎么死的呢？
其实《旧唐书·外戚列传》中已经记载得很清楚了：
（长孙）诠官至尚书奉御。诠即侍中韩瑗妻弟也。及瑗得罪，事连于诠，减死配流巂州。诠至流所，县令希旨杖杀之。
许敬宗惧其作难，诬与诠及无忌同反。
表面上看，长孙诠倒霉是因为被姐夫韩瑗、堂兄长孙无忌连累了，但实际上大家都心知肚明，作为长孙家族青壮年中的一员，长孙诠就算早早与亲戚们撇清关系也不可能独善其身的。
这种觉悟，连长孙诠一个摸不到朝政核心的闲散驸马都一清二楚，更何况长孙无忌本人。所以显庆四年许敬宗等人诬告自己意图谋反，而外甥唐高宗竟然连审问的流程都懒得走，直接定罪，面对此情此景，长孙无忌十分沉默，连一句辩解都没有。
于是某些砖家口中权倾人主、将唐太宗当作傀儡的长孙无忌，居然就这么被唐高宗和许敬宗的两句话给弄死了。所谓的权臣要是这么轻轻松松就能整下台，汉宣帝、康熙大帝早就哭死在厕所里了。
至于长孙无忌本人，直到被迫自尽的那一天，都不曾试图为自己洗刷过冤屈，甚至连一句遗言都没留，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从接过托孤辅政的重任那一天起，长孙无忌就知道这一刻终会来临。唐太宗也预料了这个大舅子在不久的将来会面临什么，因此临终前当着儿子的面，反复嘱托褚遂良，一定要保护好长孙无忌，一定不要让人诬陷长孙无忌。这番话与其说是在叮嘱褚遂良一个没有决定权的臣子，倒不如说是在暗示皇太子李治：你舅舅不容易，千万别对他下手！
然而“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亘古不变的真理。长孙无忌也深知“宰相下狱，焉有更全之理”。眼见唐高宗表现得如此明显，摆明了不给任何伸冤的机会，就是一心要整人，长孙无忌就算找机会为自己申辩又有什么用？所以还不如不说，给自己，给皇帝外甥，都留个体面。
当然了，对于唐高宗来说，母族长孙无忌这些人是外戚，要收拾，妻族武氏这些人同样是外戚，一样在劫难逃。
于是大家便看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于外戚中活着的能人或正值壮年的人，唐高宗毫不留情，但对于外戚中已经逝世的长辈，则是颇为大方。
所以唐高宗可以追复长孙无忌的官爵，将他陪葬昭陵，并恢复齐献公长孙晟的祭祀；对武家也同样如此，唐高宗可以给予武家死去的长辈优厚的待遇，追封个郡王、王妃不在话下。而武家那些正当壮年的兄弟和侄子们被贬、被流放后是生是死，那就任由他们全靠“天意”了。
最典型的莫过于武思元。武昭仪这边刚坐上皇后之位，她这位堂兄就立马被唐高宗连贬两次，最后客死他乡。直到武后熬成武太后，临朝称制了，这才有机会追赠褒赠一下这位被自己连累的堂兄。
对于新城公主而言，从长孙诠被流放的那一刻起，她的婚姻实质上就已经宣告结束了。长孙诠被杀，不过是给这段婚姻画上了一个形式上的句号。
长孙诠具体死于显庆四年何时不详，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和新城公主历时七年的婚姻就此匆匆收场。而新城公主，也即将迎来人生中的第二段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