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节说到，杨绛随钱钟书赴英留学，期间诞下一女，刚为人母的杨绛却在兵荒马乱中失去了自己的母亲。此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心系祖国的杨绛夫妇毅然回国，为抗战事业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归来之后的生活依然困苦，杨绛夫妇两地分居，一人在西南联合大学当外文系教授，一人担任振华女校上海分校校长。而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生活变得更加窘迫，直到抗战胜利才有所缓和。
初入剧坛
在这段时间里，杨绛夫妇也并未忘记在文学领域深耕，钱钟书出版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杨绛也在做家庭教师贴补家用的同时，进行业余剧本创作。
当时，戏剧是当时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文艺样式，上海地下党也把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的重心放在话剧工作上，组织了职业剧团，也开展业余戏剧运动。在当时，写剧本的人不多，但一枝独秀，引起广泛注意的便是杨绛，那时她创作的《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被称作喜剧的双璧，是中国话剧库中少有的好作品。
那还是一九四二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陈麟瑞邀请杨绛钱钟书夫妇吃烤羊肉，李健吾也在座。几人边吃边聊，一时兴起便怂恿杨绛，何不也来一个剧本？
但当时的杨绛还并没有写过话剧剧本，不过听到朋友鼓励的话语，心里也痒痒起来。于是一时技痒之下，便利用业余时间，加紧创作了《称心如意》。之后进行简单审阅和调整之后，便立刻排演，由黄佐临导演，于一九四三年春天正式公演。
剧作中的主人公李君玉，她的母亲因不听外祖父的安排而私自和穷画家结婚，失去本家的关爱而离开上海去了北平。李君玉在双亲去世后，却被三位舅母召回上海。明说是救助她的孤苦无依，却轮番把她当做劳力使用，又怕她给自己家带来麻烦，又一家推给另一家。最后被踢给舅公徐朗斋，却因最后这一踢，来了个好事成双，称心如意。
富贾一方的徐朗斋有钱有宅，却无儿女，孤身一人。大家都觊觎他的财产，争相把儿女过继给他，偏偏老头子又性格古怪。三位舅母本想借老头之手赶走李君玉，却不料这一老一小分外合群，被徐朗斋收为继承人。李君玉做梦也不敢想，最后的幸运儿竟然是自己。
杨绛恰到好处的掌握了喜剧的技巧，充分揭示了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她本人对上海小市民的生活十分熟稔，作品由小见大，深入的表现了五光十色的社会万象。初出茅庐便一鸣惊人，引得各方喝彩。
日本作家鹤见佑辅评价道，笑和泪只隔了一张纸。笑的痛快淋漓，笑的含蓄蕴藉。复旦大学教授赵景琛在《文坛忆旧》中写道：此剧刻画世故人情入微，非女性写不出，而又细腻周至，不禁大为赞赏。
有趣的是，本剧导演黄佐临的女儿黄蜀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导演改编了电视剧《围城》，也可谓是一段佳话。
琴瑟和鸣
随着《称心如意》的成功，杨绛一鼓作气，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和悲剧《风絮》。
这些作品在当时的剧坛上反响很大，受到观众的追捧以及夏衍，柯灵，李健吾，陈麟瑞等人的高度评价。其两部喜剧对自私、虚伪、势利的人情世态尽情嘲讽，把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碎的痛快淋漓，取得了相当成功的舞台效果。而《风絮》则从社会批判转向了人生探索，引起人们对生活的品味和思辨，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的同样毫不留情，带给观众的心灵震撼不亚于前者。
杨绛在其《喜剧二种》的《重版后记》中谦称，剧本缺乏斗争意义不过是一个学徒的习作而已，虽然是认真的习作。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喜剧中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时候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而钱钟书作为有名的才子，自然也不堪示弱，一次夫妇二人同看杨绛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钱钟书兴致勃勃的表示，他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大为高兴，便催着他快写。
但那时钱钟书正偷空写短篇作品，怕没空写长篇。于是杨绛表示，生活可以更省俭，也无须另觅女佣，自己就把工作兼任了。杨绛甘为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创作《围城》，也成了四十年代文坛的一则佳话。
《围城》是一九四四年动笔，一九四六年完结。正如钱钟书在序言中写道：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这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终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累计的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钱钟书的《围城》家喻户晓，历经数十载，读者如云，八十年代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等多次翻印，供不应求。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环境恶劣，杨绛夫妇的生活虽然清苦，但他们不改其乐，并笔耕不辍。后来抗战胜利了，钱钟书在中央图书馆任英文总纂，编辑《书林季刊》，又在暨南大学兼任教授，同时也是《英国文化丛书》的编辑委员。
杨绛则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两三门课，日子过得还算轻松。但由于她过去几年积劳成疾，身兼数职养家糊口，又业余创作，还充当灶下婢，每天午后三四点总有点低烧，体重每个月掉一磅，却查不出病因。
于是就连看书写文章都有些病恹恹的，不过在这期间还是产出了不少散文作品，如《风》、《听话的艺术》等，这些文章多写生命的感触，纯真自然，雅俗共赏，杨绛的文章没受到当时散文创作中虚夸、浮躁等时弊的影响，以截然不同的风骨出现在世人面前。
译著尖峰
直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杨绛夫妇和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而且真心实意的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结合杨绛在《干校六记》和接受访谈时的描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多条路不肯走呢？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去国外做二等公民当然也不愿意。而且我们当时都年近半百了，就算是我们短命死了，就死在本国吧。
上海于当年五月获得解放，这时杨绛、钱钟书已经接到清华大学的聘函，于是杨绛举家离开上海，定居北京，开始了新生活。除了文革和五七干校之外，再也没有离开过京城。
在这段时间里，杨绛才真正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在清华执教初期，她翻译出版了西方文学史上首部流浪汉小说《小癞子》，一九五六年又翻译了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
其翻译实绩深受专家学者的推崇，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朱光潜高度赞赏，散文翻译杨绛最为出色。
这些年杨绛早已下定决心不写文章，专做翻译。为了译好《堂吉诃德》，又从一九五九年初开始自学西班牙语，但中间由于一些干扰，直到一九七六年才完成全部翻译工作。
围绕《堂吉诃德》，杨绛还撰写了一组论文，总共有九篇，围绕作品的时代背景、艺术特色以及作者介绍和相关史实等内容而展开。在文章中还提到，翻译是一件苦差事，原文的一句句都要依顺，不容违拗，也不得敷衍了事。也要依顺本国读者的语言习惯，还得还原原作的本来面貌。
这也是杨绛先生翻译史上最耀眼的成就之一，恰逢一九七八年六月，西班牙国王王后来华访问，杨绛参加国宴，后来又受邀前往西班牙访问，受到西班牙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款待。
一九八六年十月，西班牙国王颁给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做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