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中国文字与中国语言
有一本书《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曾经风靡一时，并且还被搬上银幕拍成了电影。目前它还是中小学世界经典名著导读的考点。这本书是传奇女子海伦•凯勒的自传。你能想象吗，一个从十几个月大就因病又盲又聋的人，居然可以阅读及写作。电影里经典的画面是海伦•凯勒六岁时在水井前打出水来，触觉感受到了水，他的家庭教师苏利文发疯般的在她的小手上反复的写着water（水）这个词。这是海伦•凯勒认字的启蒙。接着，在苏利文老师鼓励下，从十二岁岁开始，海伦开始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生活，十九岁那年《我的生活》出版了。
书出版以后很畅销，同时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很多人质疑一个又聋又瞎的小孩，怎么可能写出一本书？海伦的能力很快就打消了质疑他的人，她成功的进入了哈佛大学，让她的教授，她的同学们亲眼看见了她的课业能力和成就。她甚至还克服更大的困难，成为了一个杰出的演说者。她听不见，但她却能说话。更神奇的是，她还能跟别人交谈。一个历史性的场景，是海伦•凯勒和马克•吐温会面，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们的会谈和一般人没什么两样，海伦•凯勒说话，马克•吐温说话。唯一不同之处是在马克吐温说话时，海伦•凯勒会将手指放在马克•吐温的嘴唇上，借由触碰马克•吐温的嘴唇，辨认他说了什么。这真是神奇而敏锐的触觉功夫。海伦•凯勒用硬背舌头和嘴唇方位的方式学着发音，发出她自己听不到的声音。经过反复练习，经过苏立文在旁边反复纠正，她竟然能在完全听不见的情况下，掌握了说话的能力。
很多人在读海伦凯勒的书前，会以为书中描写的是我们正常人体会不到的黑暗及沉默世界。然而恰恰相反，书中描述的和我们正常人的世界根本没什么两样。那显然意味着，尽管没有听觉和视觉，但通过文字，通过大量的文字阅读，海伦已然弥补了因失去听觉与视觉而被剥夺的感受，她以她的生命经历示范了一件事，那就是文字的功能远远超过我们原本认知想象的功能。文字不仅记录、转达曾经存在过的感受、经验，从海伦•凯勒的例子还可以看出，文字还能够创造本来不存在的感受、经验。
海伦•凯勒能够神奇的从文字中获取视觉、听觉的感受，是因为文字系统内部的复杂关系。她通过触觉知道了“水”，然后可以借由文字的系统衍生发觉水的种种相关形态。冷水、热水、多的水、少的水、平静的水、流动的水……，没有视觉，她看不到湖泊海洋，但她可以在文字的描述下想象大量的水聚集的样子，如此在心中有了湖泊海洋的概念。也是通过文字扩充的想象，她才能有超过触觉去体验的广袤面积的概念和感受。
海伦•凯勒依赖文字为她自己建立了视觉与听觉的经验。回推过来，我们正常人的正常生活中，文字其实也发挥着这种功效。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取决于你内心的价值选择。比如说我们看到雪，那就只是雪，无非是大雪小雪和暴雪，再看不出啥花样来，但是因纽特人眼中的雪有几十种不同的种类，也就有几十种不同的词来相对应。
古代中国人看马，就和因纽特人看雪一样。马加上一个“羽”字，是后腿全白的马；马加上一个“匡”字，是马耳朵弯曲；马加上“戎”字，是体高八尺的马；马加上“兆”字，是指两岁大的马。这些都是古书上的字，原谅我查了两本字典都没有找到他们的读音。用复杂的眼光看马，就会用复杂的文字来记录。所以语言和文字，你说到底哪个更重要呢？
我们常常产生错觉，以为我们自己是主人，语言文字是仆人，是服务于我们的。事实上，大部分时候情况完全相反，语言、文字在操控你，指使你去看到什么、听到什么，还决定了你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语言文字是一套系统，从出生后我们就开始学习、吸收这套系统。用什么样的语言、文字，使你成为什么样的人。扩大来看，用什么样的语言、文字，也就塑造了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文明。中国的文字不是单纯表音的，和语言之间没有从属关系，如此凸显了一项关键性质——中国文字的极高独立性。
表音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因此，西方有“言说中心主义”，意思就是文字是从语言衍生出来的不精确抄本。再说明白点，语言是原件，文字是二手的，所以它未必记录的那么准确。
西方哲学家描述的语言为主体，文字为衍生，重语言轻文字的状况，从来不曾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从一开始，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关系就刚好是倒过来的。一直到今天，受中文教育的人都很难理解，也很难想象，怎么会是语言重于文字呢？
西方的言说中心主义绝对不适用于理解中国思想。从一开始在商人的文化中，就赋予了文字以高度的神圣性。周人继承这套文字之后，一方面瓦解了商人原来在上面附加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却又换上了另一种不同的神圣性。周人不信鬼神，但看中文字横常不变的特性。中国的思想底蕴不是“言说中心”，而是“文字中心”，从文字中心进又而发展为“文献中心主义”，什么是“文献中心主义”？就是只有用文字记载的，才值得相信，才值得重视。在中国的历史上，文字产生了巨大的区隔作用。当时就记录下来的是正史口口相传，到后来才写出来的就是野史。历史是什么？是人类曾经有过的生活经验的总和。但中国人不怎么看，对于中国人来说，历史就是文字写下来的记录。
从宋朝以后，中国就有了金石学的传统，研究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然而几百年的时间中，金石学一直维持着文人雅号的基本特质，没有和历史联系上，即便喜爱金石学的文人，心中也还是认定只有史书上写的才是历史，要谈历史，只能在史书记载里找。这大概就是因为中国文字从起源上就有着非一般的神胜性和中心地位吧。
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中的引论说，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是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的四千六百多年；二是无间断，从史记到民国；三是详密，有编年体的《春秋》，有纪传体的《史记》。
钱穆先生特别强调，中国历史资料的丰富性及完整性。钱穆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对中国传统史料的惊人掌握。然而，他始终忽略了一个事实，他认定的这些历史资料都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而将文字记录当做历史的全部，一定是有大问题的，因为这些材料，都出自社会上懂得运用文字的人之手。在任何时代，这一群人都是社会的特权者，他们身上带着这种地位所必然有的偏见，他们眼中的世界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值得用文字记载的部分，另一个是不值得用文字记载的部分，但你能说他们认为不值得用文字记载的部分，就不是历史了吗？
能够被文字记录下来的历史主流，我们称之为“大传统”。相对的，地区性的多元化的小传统一般没人记录。可没人记录不代表着没有，和留在文字里的“大传统”相比，“小传统”一来有高度的地域性差异，二来有高度的时代性差异，此地与彼地不同，此时与彼时也不同。我们不能将山东的生活习俗，挪用当广州的写照，我们也不能用现代广东东莞的民间仪式，回推明朝广东东莞的人民生活。
所以，尽管中国文字有着超越的神圣性，我们应该意识到文人与文字的偏见，从而摆脱文字就是历史的这种观念。
关于这一点，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他是怎样进行历史研究的。何炳棣先生出生于一九一七年，原本在清华大学念化学，因为上了一堂西方史课程，就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研究西方史和英国史。在这样的背景下，当然大大影响了何炳棣看待中国历史的角度。
和中国比，西方史料最突出的地方在于其多样性。教堂建筑上有壁画有故事；教区的人口出生、结婚、死亡都有琐碎的记录；哪一个流浪工人带了哪一个学徒，什么时候从哪个城市到哪个城市，以什么样的条件受雇，一天一个月赚了多少钱；他所在的这个城市有哪一家商店留下了账册，可以看得出一磅肉卖多少钱，一盎司的油又卖多少钱。在近代史方面，英国还有一些特殊的史料，例如国会讨论记录和各式各样的宣传小册子；穷乡僻壤的一个无聊的人士写了一个小册子，呼吁抵制外来的马匹进入自己的小城，这触及了那个时代马匹的运用与买卖等许多细节。中国过去当然也有商业行为，但是在文字传统的偏见下，很难留下关于商业交易的细节描述。
何炳棣在这种对西方史料足够了解的背景下，对于中国传统史料有不一样的判断，也就必然有不同的路数，他不挖掘正史，而是翻出了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提名榜。乍一看，那是极为无聊的流水账，哪一年谁考上了排名第几？一年又一年，无穷无尽的名单，然而，面对这份名单何炳棣敏感的察觉了一件事，榜单上除了名字之外，往往还有其出身三代资料。父亲是谁，祖父是谁，祖籍在哪里，父亲或祖父有没有功名背景，都在上面。
于是何炳棣花费大量时间整理了明清两代的五万条资料，清楚的看到了通过科举，从出身寒微到社会上层的比例有多高。如果没有科举，穷人的孩子永远是穷人，做官人的孩子长大了还是做官。但因为有了科举，中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变得彻底不一样，向上流动或向下流动的幅度都普遍的增加了。
何炳棣还找出另一个史料，就是会馆。会馆是同乡在外地聚集互动的中心。在美国，华人聚集的之处，就有华侨会馆。什么样的人会到会馆去寻求帮助和服务呢？一种是考生，一种则是商人。通过这项研究，何炳棣发现，以商起家的人，绝对不会长期以商持家，越是成功的商人就越会要求孩子不要继续从商，鼓励他们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至少转型为地主。因为在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中，商人的地位永远笼罩着阴影。
在西方史学领域，要研究商人找到相关材料并不难，教会教区都有记录可查考，因为其面向很广，也就比较容易拼出一幅社会的全貌来。相对的，中国的史料太集中在朝廷官员，文人，雅士身上。小市民的生活，掌握文字的人认为那不值得记录，所以，中国的历史虽然“正”，虽然古老，虽然记录规范，但却不全面。
我们这节课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文字与中国语言，刚才讲了那么多的语言文字的记录与传承，甚至讲到西方国家的历史记录，现在我们来看看中国最古老的典籍都记录了些什么。
周朝早期留下来的文献，最重要的是“六经”，即诗、书、易、礼、乐、春秋。
先说《乐》，目前《乐》有三种说法。第一，因为它是音乐嘛，所以本来就没有文字记录，他的演奏是一代传一代。第二，有些人认为它保留在《礼记》中，因为乐的使用都和礼的场合有关，举行某种“礼”的时候得奏乐吧，所以两个合一块儿了。第三种就是失传了。甭管是哪种，我们目前都无法进行有效的讨论。
再来看《易》，《易》和甲骨文有连接传承的关系，商人用卜，周人则用占卦。
排在《易》之后，就是《书》，也叫《尚书》，“尚”的意思是时间上高古久远，尚书就最早记录下来周朝朝廷、政府的官方文件。周人不再相信祖先鬼神会随时干预人事，他们转而相信祖先们的神圣性在于他们留下来的智慧，那些智慧的教导都写在文字里。周公不会用任何方式向他的后人显灵，他只存在于关于他所言所行的文字记录里。如此文字带有的神圣性比商朝更高了一层，这是《尚书》所代表的重大意义。
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诗》也就是《诗经》，是这“六经”里面我们最熟悉的，它的某些内容至今还是中小学生古诗词的考点。但是《诗经》又是怎么来的呢？
目前有“采诗”之说。周朝从建国就开始了武装殖民，要有效的统领这块地，不可能一直靠武力。要了解探访当地的民情，搜集民歌是一种合理手段。为什么原本具备神圣性的文字到了周朝会被用来抄写记录民间的歌词？因为封建领主，想要在封国里安居，要能有效管理封国的子民，他们当然应该知道那里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做些什么，想些什么？并且将这些重要的资料保存下来，供后世子孙继续学习和参考。
《诗经》里的大部分内容是以传唱形式存在的，要将这些声音记录下来，这就对原本的文字系统产生了巨大的挑战，不是表音文字，要用来记录声音何其困难。因而，《诗经》是周朝的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它找出了这套非表音文字能够和语言、声音产生固定关系的办法来。
如果没有周朝经过这样的全面实验，让字符有了明确固定的发音，我们可以想象这一套非表音的文字恐怕很难一路传留下来。它迟早会被另一套文字所取代，那样的新文字就必然和其他文明一样，是表音的。
《诗经》保留见证了中国文字如何克服非表音障碍，也说明了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留下了这套庞大、复杂的非表音文字。
最后我们来说《礼》，相对而言，《礼》和原始的甲骨文距离较远。《礼》相对出的较晚，是因为西周时开发了文字运用的新领域。我们前面说过，周人的社会组织就是一个亲族系统，为了维护这套系统，就产生了相应的宗法，宗法有多复杂，礼相应就有多复杂。这么多的亲戚关系，谁记得住，记不住没关系，交给文字，由文字写成礼。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外国人对于长自己一辈的人只有一个称呼，女的叫Aunt，男的叫Uncle。中国就复杂多了，姨，舅，姑，伯，叔，表姑，堂姑，堂叔等等。
所以反过来，也正是因为动用了文字来保留礼，礼才得以维持其复杂性。周人以宗法来组织社会的办法，也才没有垮掉。从此之后，两三千年里，中国社会就是宗法社会。
“六经”之中还有一部《春秋》，这以后我们会详细的讲解。这节课，我们主要了解了中国文字与中国语言的关系，内容可能稍显干燥。下节课非常的有趣，中国古代城市与城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