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阳光下《感受阳光》（草稿④）

在阳光下《感受阳光》（草稿④）

      1952年4月23日清晨，随着一串清亮的啼哭声，小楠诞生于郑天寿和常青在江城市的家中。小楠还没有出生时，已有两个儿子的爸爸和妈妈，就取名彤珊，叫彤珊的寓意既有他们急切地希望小楠是一个女儿，又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妈妈怀小楠时的反应比两个哥哥都要强烈，加上妈妈1948年到江城给爸爸送情报返回金陵时，赶着上轮船的瞬间摔倒在甲板上流产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他们认定了就是女儿。小楠出生之际，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利于恢复生产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即使调集并消耗巨大资源用于支援志愿军的抗美援朝作战，国内的劳动生产率和国民经济总量仍迅速地达到了历史的高点。妈妈后来告诉小楠：“怀你期间，爸爸每次从郊区土改法庭回家，都要买上一篮子鸡蛋以保证我有充足的营养。虽然妈妈工作任务重，人也很辛苦，当时政治环境和谐，妈妈心情舒畅，加上营养良好，你出生的体重创造了江城市党政干部家庭的奇迹一一你是九斤半的大胖小子！”虽然不是爸爸妈妈想要的女儿，胖小子的小楠还是受到全家人欢迎。那时，大哥三岁、二哥才一岁多，他们对小楠还是欢喜得不得了，有事没事要来摸摸他的小脸，看他是否睡醒了；或是动动他的小手指，或是掀起他的尿布，看看是否尿尿了。在和谐的家庭中，时间过得飞快，小楠幸福地成长着。当时，国家对公职人员实行供给制。母亲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每个孩子都由公家请奶妈或保姆。爸爸是县团级干部，妈妈是科营级干部，公家为他们三个孩子请了两个保姆、一个奶妈。大哥和二哥的保姆，小楠的奶妈，都享受到排职干部的待遇。她们每月的薪酬，随爸爸妈妈的薪酬发放，由爸爸妈妈向她们转交。她们的薪酬虽然不高，比起普通民众优厚了不少。供给制保证了干部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这是干部和奶妈、保姆都欢迎的好制度。可没过多久少数干部对奶妈和保姆的微薄薪酬动起了歪点子：有的推迟向奶妈和保姆转交薪酬，有的干脆就克扣薪酬。这么弄了几次，受委屈的奶妈和保姆不愿意了，纷纷向领导和机关反映问题，少数人甚至因此对人民政府产生了怨气。江城市委觉得这不是小事：进城这才几年功夫，干部中就开始滋长侵占身边群众利益的歪风邪气。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务必保持不骄不躁的作风”的号召言犹在耳，少数干部就忘乎所以了。此风不煞，今后必定会蔓延！市委派专人暗访，调查了解此种行为到底有多大面？到了什么程度？究竟有多大的危害？暗访人员法秀芝阿姨在我家发现了有趣的现象：奶妈和保姆拿到手的薪酬不但足额及时，还比她们应享受的标准多出一大截。法阿姨询问小楠的奶妈和大哥二哥的保姆：“这是怎么回事？”奶妈和保姆回答：“我家郑同志和常同志，真是规矩死人！他们知道我们农村老家虽然土改了，经济还不宽裕。每月领到薪水，立即交给我们，让我们寄回老家。他们给我们的薪水，比我们应得的要多。遇到这种好干部，真是我们的福气！”法秀芝阿姨专门请教妈妈：“常青同志，你们家与其他人不一样？你们是怎么想的？”妈妈说：“这个不用想，我和老郑认为，我们在机关忙，是干革命工作；奶妈和保姆为我们带孩子，也是干革命工作。工作没有贵贱之分，薪酬是组织上根据岗位定的。由我们向奶妈和保姆转交薪酬，是组织对我们的信任。属于奶妈和保姆的薪酬，我们只是代表组织履行转交手续。该给奶妈和保姆的薪酬，我们理应足额及时转交她们。”法秀芝阿姨问：“你家的奶妈和保姆到手薪水，怎么会高于公家的标准？”妈妈说：“我和老郑没有其他开支，吃饱饭就很好。我们把自己的薪酬分给奶妈和保姆，使她们集中精力照顾好孩子，我们能更专心地投入到工作中，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再说，人家也是做母亲的，谁不爱自己的孩子？能放下家里小孩，来照顾我们的孩子，这有多么不容易！如果不是家里困难，谁舍得这么干！将心比心，我也是当母亲的，我体谅她们的难处和心态。再有，我们与奶妈、保姆是平等的人，与她们的差别只是工作上的分工不同而已。”法秀芝阿姨听了大为感慨！这个小事，在有文化有理想，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干部身上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风范；而个别拖延或克扣奶妈保姆薪水的人，或多或少是由于剥削阶级思想在作怪。干部素质的高低立判高下，差距马上就显现出来了。看来对党政干部的评价，不能看是不是工农出身，更要看他们的文化素养、思想觉悟和道德情操。用共产主义理想和党的纪律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与管理，已经刻不容缓了！

        在紧接着的中共江城市委扩大会上，讲评干部作风时，市委家琦书记和市委副书记、海正舒市长专门表扬了爸爸妈妈的廉洁奉公，批评了少数党员干部克扣奶妈保姆的不良行为。1952年上半年，党中央、政务院决定合并江南行署与淮北行署，组成江淮省人民政府；与此相适应，江南区人民法院北迁庐州与淮北区人民法院合并，组成江淮省高级人民法院。妈妈没有随江南区人民法院去庐州，而是选择留在江城市，调入爸爸所在的江城市人民法院。当时，旧政权留用人员占据了江城市人民法院许多岗位。抗战时期参加革命并入党的妈妈是法律专业的高才生、江南区人民法院正科级干部，根据资历、水平和能力平调江城市人民法院理应担任法庭庭长，可是旧政权留用人员郗天锡仍在庭长岗位上。退其次妈妈应担任审判员职务，审判员岗位也被旧政权留用人员占满。因此，妈妈只能屈就江城市人民法院办事员岗位，担任书记员。许多老同志认为这样太委屈妈妈了，有初中甚至高小文化的人就能担任书记员，他们多数是参加工作不久的新人。领导征求妈妈的意见，妈妈说：“我从参加革命时起，就没有考虑过职务和级别！现在更不会为这个费心。能为党和人民工作，一家人在一起，我就心满意足了，具体是什么岗位不重要。确实是这样，爸爸妈妈这些职业革命者当初参加党领导的革命就是为了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个人的利益，更没想过革命胜利后担任什么职务，有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一家人能幸福、祥和地生活，就很满意了。妈妈愉快地干着书记员工作。很快，党中央布置对党政干部评定职级，为实行薪金制打基础。爸爸受命草拟江城市人民法院干部的职级评定。海正舒市长根据法院干部的岗位资历、承担责任、能力贡献和文化程度等因素，明确指示爸爸评为正县级，其他同志评为副县或以下级别。这时，少数资历与爸爸相当的干部，吵吵嚷嚷着要看爸爸根据上级指示草拟的评级方案。看到爸爸职级比他们高半格，他们就到江城市委、市政府提“意见”。提“意见”的实质是闹级别和待遇，他们想通过提“意见”把自己的级别闹上去。党组织不可能满足他们违反组织原则的个人目标。为了平息他们的“意见”，爸爸主动向市委、市政府领导表示，把自己的级别降下来，与他们一样评定为副县级。这样，提“意见”闹级别的人无话可说，只能偃旗息鼓。与爸爸妈妈相比，争级别、闹待遇的干部是不是很不高尚？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不计较级别和待遇？这与他们所受教育和参加革命的动机有关，在日伪统治中心主动投身革命的大学生爸爸妈妈与为了活命而跟共产党走的人，差别竟然这么明显。这就是我的爸爸妈妈，我为他们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