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桢自号“铁笛道人”的由来

杨维桢为自己取的“号”很多。与家乡全堂关系最密切的有两个，一个是“梅花道人”，一个是“铁崖”。倘要说其来历，当源于杨维桢32岁以前。杨维桢父亲杨宏，为了儿子的功名，可谓煞费苦心：在铁崖山建万卷书楼，并在书楼边种植数百株梅树，又将上下楼的梯子抽掉，用一台辘轳来传送食物。杨维桢由此与世隔绝，在铁崖山的书楼苦读经书五年，“梅花道人”和“铁崖”的号，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杨维桢《铁笛道人自传》中说：“铁笛道人者，会稽人，祖关西出也，初号梅花道人。会稽有铁崖山，其高百丈，上有萼绿梅花数百植。层楼出梅花，积书数万卷，是道人所居也。”
杨维桢32岁中进士，33岁步入官场，从此开始了起落沉浮的坎坷人生。杨维桢50岁之前的人生履历，约略可以概括如下：
天台县尹3年——免官回乡3年——转官钱清5年——回乡丁忧1年——绍兴授徒1年——杭州授徒3年。
这一路匆匆走过，转眼就到了至正四年（1344），时年杨维桢已经49岁了。天命之年，杨维桢在官场才混了八年。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尤其是进士出身，非“落魄”两字可以形容。杨维桢其实也一直在努力，他从绍兴移居杭州，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谋官复职。但因种种原因，如不谙官场，性格狷直，流言中伤，导致杨维桢复官未果。无奈之下，杨维桢只好做起了家庭教师，以授徒为业，养家糊口。杨维桢在杭州三年生活不容易，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今某为业，教授市中儿，以苟免大饥冻之窘，其穷可知已”。（《上巙巙平章书》）
当然，在杭州的三年里，杨维桢在文学上已颇多建树，《丽则遗音》就是此时刊版印行的。联合江浙诗人倡导“西湖竹枝词”，也是初到杭州时就已开始。也正因此，杨维桢的文名不胫而走，且大有“墙内开花墙外香”之势，他的名字正不断地从浙东往浙西扩散。
至正四年十一月，吴兴（长兴）蒋克明专程来杭州聘请杨维桢。于是，杨维桢索性抛开了杭州，将足迹延伸到了湖州，来到蒋氏的东湖书院授经为业。除指导蒋克明、蒋克勤兄弟之外，蒋元、蒋毅、蒋仪凤、吕坦等均师从杨维桢学《春秋》。《东维子文集》卷二十五《蒋生元冢铭》：“生名元，字亨之，吴兴安化乡陈渎里人也……二十学明经义，试有司，不竞，辄自忿曰：‘吾学经无师说，吾黜宜也。’乃归告其父曰：‘会稽杨先生，东南授经之师，吾将不远千里执贽而北面之。’……予嘉其父子心，往焉。……阅三年，元学成……”这一次的吴兴授徒，时跨三个年头（实际两年不到），处于“十年不调”期间。
在人生越来越迷茫、官场越来越遥远的境遇下，杨维桢的人生观、价值观在五十岁这一年发生了一个大逆转。标志这一逆转的，是“铁笛道人”一号的产生。杨维桢自谓此时的心态是“五十狂夫心尚孩”。至正五年三月三日，杨维桢挟妓踏青，诗寄班惟志，《铁崖逸编注》卷七《又湖州作四首》，诗之二有：“五十狂夫心尚孩，不容俗物相填诙。兴来自控玉蹄马，醉后不辞金当杯。”开始流露对官场的反感与排斥。
至正五年（1345），湖州有个冶师，名叫缑长弓，为杨维桢铸造了一支铁笛，杨维桢赋诗称谢，并从此自号“铁笛道人”。杨维桢获得铁笛的时间，不迟于至正五年三月，因为这一年的四月二日，杨维桢与蒋氏兄弟舟游洞庭，已有诗提及了这支神奇的铁笛。
杨维桢非常喜欢这支铁笛，这从他不止一次的文字记载中可以看出。在《铁笛道人自传》中，杨维桢详细记载了铁笛的由来：
铁笛得洞庭湖中，冶人缑氏子尝掘地，得古莫邪，无所用，镕为铁叶，筒之，长二尺有九寸，窍其九，进于道人。道人吹之，窍皆应律，奇声绝人世。江上老渔狎道人，时时唱《清江》《欸乃》，道人为作《回波引》和之。乃自歌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来生远愁，吹笛海西流。”又歌曰：“东飞乌，西飞乌，美人手弄双明珠，九见乌生雏。”城中贵富人闻道人名，多载酒道人所，幸闻笛。道人为一弄毕，便卧，遣客。即客不去，卧吹笛自如也。尝对客云：“笛有《君山古弄》，海可捲，蛟龙可呼，非钧天大人不发也。”
《铁崖先生古乐府》卷六有《冶师行》：“赠缑氏子。名长弓，太湖中人，与余铸铁笛也。通文史，又善铸铁冠、如意。自云将铸湖心镜，求余诗。歌之云：湖中冶师缑长弓，有如汉代陶安公。七月七日与天通，朱雀飞来化青童。且莫随仙踏飞鸿。道人铁笛已在手，铁冠八柱凌乔嵩。皇帝一统诛群凶，猛士干将无所庸。还徼上青子，天上裨重瞳。江心火电流赤虹，云凝雾结愁蟠龙。”
综合上述两引文可知：铁笛是湖州冶师缑长弓铸造的，铁笛的原材料是古代的一把莫邪剑，缑长弓掘地时捡得这把古剑，觉得作为剑是没什么用处了，便将剑熔化，先做成铁片，然后卷成筒状，又在上面开了九个孔，成为一管长二尺九寸的铁笛，缑长弓在向杨维桢求诗时，顺便将之作为礼物赠送。杨维桢得此铁笛，一吹就爱不释手，一吹就灵魂倾注，从此与铁笛形影不离，与铁笛相伴相随一生。在杨维桢后期的诗作中，我们经常看到他提及这支铁笛，表明了杨维桢对铁笛的挚爱之情。如《箫杖歌》：“铁崖相见洞庭东，腰间笛佩苍精龙。”《筚篥吟》：“春风吹船下扬州，夜听笛声江月流。”“和我君山莫邪笛，与尔同登黄鹤楼。”《周郎玉笙谣》：“西洞庭，东洞庭，相逢铁笛铜龙精。从此吹春玉台上，丛霄不许谢玄卿。”《道人歌》：“手持女娲百炼笛，笛中吹破天地心。”《罗浮美人歌》：“手持昆山老人笛，黄鹤新羫知音少。”《五湖游》：“道人卧舟吹铁笛，仰看青天天倒流。”《苕山水歌》：“东村击鼓送将醉，西村吹笛迎余醺。”《张公洞》：“玉盆濯发天鸡鸣，铁笛穿空神马鞚。”《小临海曲》：“道人吹铁笛，风浪夜来多。”“道人铁笛响，半入洞庭山。”《漫成五首》：“铁笛道人已倦游，暮年懒上玉墀头。”《春侠杂词》：“夜半酒醒呼阿吉，碧眼胡儿吹笔笛。”……
这里还涉及一个地名问题，杨维桢的铁笛究竟是得之于湖州，还是得之于洞庭湖？“湖州”与“洞庭湖”如今是两个不同的地名，一个在浙江，一个在湖南。冶师缑长弓是太湖人，难道他是在湖南洞庭湖中捡得莫邪剑，然后拿到湖州铸成了铁笛？非也！杨维桢诗中所谓的“洞庭湖”，其实就是指太湖与洞庭山，太湖古代也称为“震泽”，洞庭山位于太湖东南部，由洞庭东山与洞庭西山组成。传说洞庭湖是东海龙王御帝两只青龙角所化，自太湖穿出，成洞庭东西二山，再由钱塘入海。因此，说杨维桢的铁笛得之于“太湖”或“湖州”方为正确。
在湖州偶得铁笛，从此杨维桢“与笛同死生”，在“笛中吹破天地心”，并因而自号“铁笛”“铁笛道人”“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等等，这所有的号皆因铁笛而取。可见铁笛已成为杨维桢生命不可分割的部分。据记载，杨维桢的铁笛至明末尚存世，陈继儒《妮古录》卷三：“杨廉夫自号铁笛道人。铁笛在张仲仁处。闻其色有余绿，损而多坎，吹之不能成声矣。”
五十岁是人生的分界线。杨维桢自钱清盐场司令去官，便是从庙堂退处江湖，这个阶段他的内心世界里充满着等待、焦虑、煎熬、失望，他的灵魂随着年龄与生活，也在悄然地发生着裂变。吴兴富豪的厚待，及与诗友门生的湖山游历，使杨维桢不自觉地萌生出浪迹江湖的归隐心态。至正五年四月二日，杨维桢与蒋克明兄弟舟游洞庭，杨维桢诗兴大发，内心思想充分抒发。《铁崖逸编注》卷四《泛震泽》诗序云：“乙酉四月二日，与蒋桂轩伯仲诸友同泛震泽大小雷。望洞庭之峰，吹笛饮酒，乘月而归。盖不异于老杜、坡仙游渼陂、赤壁也。舟中各赋诗。余赋二十韵，为首唱。”察其诗，杨维桢在年过半百后，那种及时行乐、淡于仕进的心理越来越强烈了。如：“老崖铁笛上青云，玉龙穿空卷秋水……人生哀乐固相半，神灵涉意毋过多……独我胡为牛马走，五湖挂席从此首。”说自己不想再在官场劳累奔走了，从此将要隐居于五湖之上。《铁崖先生古乐府》卷十《漫成五首》中反映得更直接。其一曰：“四十已过五十来，白日一半夜相催。劝君秉烛须秉烛，七十光阴能几回？”其二曰：“今日不知来日事，人生可放酒杯干？”其四曰：“铁笛道人已倦游，暮年懒上玉墀头。只欲浮家苕霅上，小娃《子夜》唱湖州。”
由此可知，“铁笛道人”这一个号，实际也是杨维桢人生泾渭分明的标志。“铁笛道人”之前，他一心想做个“循吏”；“铁笛道人”之后，他越来越像个“狂生”。因为认识了冶师缑长弓，因为有了铁笛和铁冠，于是杨维桢“脱乌巾，冠铁叶冠，服褐毛宽博，手持铁笛一枝，自称铁笛道人”，以个性鲜明的冠服形象，开启了他炫彩斑斓、耽好声色的后半生。杨维桢的名声，后来随笛声飞扬，从吴兴的天空吹出，划到了苏州、昆山等东吴诸地的长空，杨维桢成为吴门文化圈的旗手，在那里度过了四年“神仙中人”的美好生活。“十年不调”，既是“失”，也是“得”。直到至正十年（1350）冬天，杨维桢才从神仙梦里一觉醒来，回到现实而骨感的杭州“四务提举”这个岗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