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沟通的不是没有文化的人，而是被灌输了标准答案的人

1.千言万语都顶不过眼见为实，更何况周围的人从各种小算盘出发进行瞒报或谎报。三年来第一次走出国门，肯定看到会场上、街头上没人戴口罩的状况，甚至可能自身都迅速阳性而转阴了。他看到了，这个是终极答案。我觉得是最近突然有人拿到了话语权，否则这个转向太大了，不提静态清零了。

2.“我们结婚后不久，我就得了肺结核，然后我全身都爆发了皮疹。它们闻起来太糟糕了，每天我不得不要清洗三遍。她总会给我做新鲜的食物，并确保我每次洗完澡后，都有干净的衣服穿。有一天早上，就在这个时候，她问我：‘如果我病了，你也会这么做么？’我承诺过她：‘我会做得更多。’几年前她得脑肿瘤去世了。她人生最后三年是在床上度过的。到后来她都没办法识别谁是谁。她脑里的水会从她的眼睛里流出来。我每天都会在家与商店之间来回跑三次，回去帮助她上厕所。我总会记得给她翻身，她从没得过一个褥疮，最后医生跟我说：‘对她来说，没有比这更无微不至的照顾了。’

3.民意和共识都是熬出来的——有人说：为什么不早点放开？其实制定任何政策都是需要民意基础的，但民意是熬出来的，共识也是熬出来的，熬到70%的人都同意放开，都愿意承受放开的代价，这才有了制定政策的基础。

4.对于决策者而言，不管采取哪种策略，都会受到一些代入者的欢迎，以及另一些代入者的责骂。所以他们能做的，就只能是寻找最大公约数，找出“各种代入之间最大的妥协”，即怎么在最小损失的情况下找到最合理的措施。任何一项政策的诞生，寻求的都不是对某类人的最优解，都不是对少数人的最优解，而是对整个国家的最优解，对整个社会的最优解。政策只有次优解，没有最优解。

所以一项政策诞生后，总有一部分人会成为“委屈者”和“牺牲者”，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幸成了“那少数的一部分”，希望你能够早日想通并接受它。哲学家罗伯特有句话说得好：少数方要明白，既然意见不占多数，就应该体面地让步，把对方的观点作为全体的决定来承认，积极地参与实施。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要运行，小道理必须要服从大道理。

5.我很讨厌的两个词，一个是“防疫爱好者”，一个是“病毒爱好者”。这两词都纯纯有病，有谁喜欢一辈子关在家里？又有谁喜欢没事就被病毒感染？其实不管是想“清零”，还是想“共存”，都是基于各自处境所作出的选择而已，没有谁一定是对的，也没有谁一定是错的，何必将对方一棒子打死呢。我最讨厌国人的一点就是：一旦站定了立场，就将对方视为仇敌。何必呢，完全没必要，相比于为富不仁，弱者相食才最可怕。

6.三年疫情，尤其是今年，有一点让我感触非常深：人世间最难沟通的，不是没有文化的人，而是那些满脑子都被灌输了标准答案的人。

7.现在有一部分人，对放开非常恐慌。其实这不能怪他们，毕竟，过去的宣传一直是新冠是多么的可怕，后遗症是多么的严重，有多少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中，现在突然一放开，又告诉民众，新冠会自愈，并没有什么后遗症。你是民众，你会往哪个方向去想。所以，我们以后一定要吸取教训：如果为了实现施政目标而有选择的放出信息，而不是让民众全面接触信息，那么，施政目标调整起来倒是容易，但民众再次接受调整后施政目标的难度就会成倍放大。长此以往，政府还会陷入塔西陀陷阱。

8.你坚信，名字是一种很奇妙的代号，任何东西，只要取了名字，便有看不见的绳，绑上两端你绞着衣摆，急不可耐地给你的crush取一个简单的、只有你知道的名字：铁柱

9.从“义务”中解放对休息真的很重要，关键在于，这不是义务，而是“义务感”。我们总觉得有些事是必须由自己亲力亲为的。而且你被逼得越紧，就越不可能向别人求助，实际上认真想想，很多事你确实可以教给别人去做。这个真的值得大家好好想想，尤其是做家务、接送孩子、辅导作业这类的。

10.在好的教育之下，孩子一有自我实现的愿望，二有自我管理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