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中国，内外皆是千疮百孔的。
外，是坚船利炮之下，早已被淋漓的鲜血染红的高高筑起的城墙。
内，是昏睡不醒，腐烂了的政府与麻木的人。
而在这内外共同的压力之下，这个如今孱弱不堪的国家正不断地加速其灭亡的进程，准备着义无反顾的向自身的末日而去。只因这时，似乎早已看不到了希望。而其中最为讽刺的莫过于，绝大多数的人们早已失去了辨别的能力，或者说——他们的精神早已腐朽。而在此境况之下，如果这些人们继续默契的配合着中国所遭受的苦难，以自身的“死亡”将最后一线生机推向深渊，则三千年的华夏文明势必毁于一旦，毁于今朝。
而在这其中，默默观看着这无言的悲剧的，毫无疑问才是感到最为悲哀的一类人。鲁迅则是之一。他自然清楚这悲惨的其中缘由，也更清楚将要面临的可能性最大的后果。但，该如何了结这一切却是所有的清醒者们面临的最为艰巨的困境。鲁迅则与之并无不同。
他所走的道路是惯常的革命者与这些并非冷眼旁观的人们大有相同之处的。彼时，西方国家的一切发展都可以被定义为建立于工业革命的基础之上的延伸。而这也难免让人误以为中国只需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便可去除那病症之根。若不以上帝视角来评论，这样的道路，在那时自然是最符合逻辑与西方的科学性的。工业革命象征着科技发展，而科技的发展，则是评估一个国家实力底蕴的最为普遍群众认知的最高标准。可以被理解的是，鲁迅会选择这样的道路，也与他自身与幼时的经历大有关联。他的父亲死于庸医之手，原本富裕的家族更是因此而没落。这也就不难理解他早期对于医学与实业的执着了。
事情正如他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他也颇为成功的在日本走上了深究医学的道路。可事态的发展却与预料之中是不一样的。被鲁迅所亲口承认的事实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转变之一——弃医从文，以笔为戈的决定是因一部日俄战争片而起。
这部片子所讲的内容无疑带给了鲁迅极大的震撼。中国人去做苏联的侦探，被日本捕获并枪毙。过程中全程围观的是一个个毫无表情冷血至极的中国人。他们正以最冷漠的态度面对着为了他们自己与中国而舍弃生命的革命者的死亡。面对着国人已如此无知无觉到荒谬的地步的事实，鲁迅的心态是在不同往日了的。也正是从此契机开始，他逐渐意识到改变国人精神与革命之核心意义所在。三千年来封建礼教的捆绑，以使这些人们失去了知觉。他们作为人，永远能够感受到自身的苦难，再进一步的有识之士或许能感到时代的悲哀与民众和更大的群体所产生的矛盾，但只要一日生活在阶级的统治之下，便永无提出平等，民主与自由的可能。令人最为毛骨悚然的是，即使三千年后的那时，即使是在已被迫的扯开了中国封建恶臭的遮羞布后，这些人们依旧选择戳瞎自己的眼睛。可较之君王，民众实则围着社会与这世界最主要的构成群体。而其中，理性则是极少的一部分。鲁迅有一句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便是将词意表达的较为透彻了。身处无知的人们纵然是不幸的，可他们却是自己选择留在了黑暗之中。
这大概便是那句俗语的合理之处了吧。“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在这其中，鲁迅终于意识到，最大的悲哀并非在于这其中的苦难与不幸，而在于面对苦难与不幸的人们已失去了斗志与朝向希望的能力。若中国持续以此面目发展，最后的一丝光亮就此沉睡，则如今恐怕再无中华民族一说。无人奋起反抗，无人起身呐喊，则光明永不会自然到来。
因此，鲁迅走上了从文的道路。
毋庸置疑的是，他的文字自然影响了当时大批的青年。逐渐的在这些看似手无缚鸡之力德文人墨客痛彻心扉的一言一语之下，青年在清醒着，广大的群众也被革命的热潮所点燃。
可若是单从结果上来看，鲁迅所作所为，又能有多少的影响呢？毛泽东说，“枪杆子里出政权”，“武装革命”。最后也正是他带领着红军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前所未有的伟大征程，在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中留下了人类为自由的呐喊继法国大革命与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完全不输前者甚至更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鲁迅呢？
若从实际角度来看，他的贡献似乎远不比毛泽东周恩来等。而这也正是如今时代绝大多数年轻人所抱有的疑惑。单凭他舞文弄墨，对历史又能有什么影响？纸上的功夫，又有何了不得之处，以至于国家对其如此推崇？
能说得出来这些话的，必定是没有看懂鲁迅，或是赞成《马丁伊登》中所强调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简而言之，就是无知或偏激。
而对此，我也有一些反驳。先将笼统的历史性蝴蝶效应放在一边，毕竟以此为证，想必大多数人不会买账。我认为在此问题中的纠结点无疑在于奠基者与成就者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大多数人的普遍观念是，成就者的地位一定远高于奠基者，只有成就者的是值得被铭记的。或是从无奠基者一说，能够成就的人自然成就。
可关键在于，若无鲁迅此类人，毛泽东是无法成功的。在革命真正成功之前，不论是在清末，还是在民国时期，都有无数人为革命绞尽脑汁呕心沥血。可在此之前，从未成功过。从康有为戊戌变法，李鸿章洋务运动，到孙中山建国民党，国共合作……究竟为什么都失败了？这是因为方式不对吗？如果让我来回答，我会说是时机。
康有为李鸿章之时，时代还处于清末的封建统治。君王依旧手握一切的大权，有着万人之上的地位。一句话便是铁令如山。这就意味着当时不论，为革命作出何等努力，都有可能一句话之后打回原点。更不用说在鲁迅的时代民众都已展现出了如此的模样，在那个依旧处于封建状态的时期，又会是如何的一副嘴脸。但那时的努力并没有意义吗？并不。若无康有为，梁启超，李鸿章等，则中国人民将永远也看不到新的可能性，新的一批清醒者更不会到来。
而当时代继续发展，到了孙中山时期革命依旧尚是雏形。民主的影响力毫无体现，全党只有寥寥数人。更不要说当时的革命思想并不具体，也并不实际。而是一味结合着苏联的革命经验，强行施加在中国身上。而对于这两个国内局势完全不同大有差异的国家来说，这毫无疑问将换来一无所有的成果。但孙中山所作出的革命举动所具备的意义想必不用再多说。如无孙中山，若无革命的开头者，则后人便更不知该何去何从。愿意呐喊的是勇士，第一个呐喊的则是英雄。
再说到后来便是鲁迅等人。陈独秀创立共产党后，中国革命的面貌便从此焕然一新。在革命的过程中，他们所做出的贡献便在于从文化与精神的根本上对民众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其中五四运动便是最好的证明。作为中国第一次成功的呐喊，数万的人愿意为之走上街头，以至于罢工罢学。最终虽不能称作完全的胜利，却如同要将人领向新世界的号角一般被震耳欲聋的吹响，散播到了整个中国。
一代，一代。很明显，每一次的革命与无数人们为之做出的努力都在历史中起到极其重要的效果。若无这些思想上，实际上的基点，则毛泽东不可能如此轻易的成功，更大的可能是他将不会成功。若是人们无法看到革命的可能性，中国道路的多样性，与真正的革命号角响起时，有人愿为之奋不顾身杀身成仁的牺牲，以及千千万万人的呐喊与一笔一划都留着鲜血的文字，则中华革命将不会成功。无数的人死了，无数的人为之献身。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站在成功的顶峰，是因为他的脚下是无数的人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所堆积而成的道路。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光明。
在此其中，若将毛泽东比作第一个触摸到自由之光的人，则鲁迅此类，便是光明的引路者。当一个民族，同时拥有两种人——其一是愿为大业奉献一生的人，其二是愿为无名者，甘作他人脚下之路的人，则这个民族将是无法想象顽强并充满力量。
为此，更应赞叹。中华两者皆有。
我也愿意相信，这将永不改变。
“铁骨铮铮，唯愿丹心照青史。年年岁岁，纵使千载难断绝。”也便如我在《鲁迅》中的所写。
可再看如今。这世界，可还是以往模样？是美好抑或是糟烂？这点实在是难以评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一如狄更斯所言。中国此时，便是如此模样。好在何处？此时的中国，早已不同以往。科技职业工业的发展为这个时代赋予了物质满足的生活，但有时我总觉得，那内在的内核，似乎并无变化。广大的群众，理性仅有少数。甚至到了现在，如我以上所言的民族定要具备的两者，似乎却处于消退之中。
这不禁让我犹豫了。
一个民族，便如一个人一样。倘若精神犹在，则不意味死亡。便如苏联，虽已没落却实为永存。
可若有一日，这精神消退，便成了一副空躯壳。那样的结果，必定是灭亡。
一切都变了，又像是都没有变。
一切甚至不如以往。但这难以被评估。因为今天的中国依旧处于千万人的奋斗带来的平静之中。
或许正如加缪的《鼠疫》。不论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人，只有面对真正的危机时，那埋藏于人类内心最深处的道德律之光芒才回迸发出它最为耀眼的光彩。正如记者朗贝尔。面对着鼠疫爆发时终于得以回家，得以与亲人团聚的机会，却最终在无比的挣扎过后选择了留下。只有到了那样的时刻，一个民族的精神才回被淋漓尽致的展现。而当人类遭遇同样处境时，自然也将是相同的。
所以，我目前并不能确定中国将向着各样的方向前进。人们在物质的满足与纵欲下，总是丧失掉精神。
也罢。
便借用鲁迅先生的话吧。“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若有一日，再现当年的局面，或是又是一场中国或人类的“鼠疫”之战，我也愿意接替鲁迅先生的位置，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民族，为了全人类而战。
只我一个自然算不得什么。
但一个又一个，便是国家。再加一个，便是民族。再加一个，便是人类。
“我们终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
——引自乔治奥威尔《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