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和疏，遏制和引导的辩证法——读史心得201901
近来读史，有一个体会，历朝历代治国者在政策选择上经常实在堵和疏之间摇摆，在遏制和引导之间徘徊。
1.鲧治水和大禹治水
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故事，三皇五帝时期，黄河泛滥，鲧、禹父子二人受命于尧、舜二帝，任崇伯和夏伯，负责治水。
鲧治水采取堵的方法。即，用的是共工氏修筑堤防，并逐年加高加厚的办法，看到哪个地方发洪水，就迅速赶过去，命令人们用泥土和石块堵住洪水的去路。当时的情况是全国的江河湖泊都在泛滥，这边堵上那边就会决口，所以鲧的方法没有起到作用。就这样，鲧用“堵”的方法治水治了9年，还是没有一点成效。最终，鲧被流放到了羽山（今江苏东海县附近），并死在了那里。
大禹治水则采取“疏”的办法。大禹是鲧的儿子，他吸取鲧治水失败的教训，面对滔滔洪水，改变了"堵"的办法，采用了“治水须顺水性，水性就下，导之入海”“高处就凿通，低处就疏导”的治水思想，其要点就是疏通水道，使得水能够顺利地东流入海。他带领着伯益、后稷和一批助手，走遍了当时中原大地的山山水水，在全面掌握山川地理情况基础上，将中国分为九个州，就是：冀州、青州、徐州、兖州、扬州、梁州、豫州、雍州、荆州。他先治理九州的土地，该疏通的疏通，该平整的平整，使得大量的地方变成肥沃的土地。然后再治理山，主要是疏通水道，使得水能够顺利往下流去，不至于堵塞水路。山路治理好了以后，他就开始理通水脉，长江以北的大多数河流都留下了他治理的痕迹。大禹治水一共花了13年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得以驯服，平缓地向东流去，取得了治水的成功。
这是在与大自然斗争上，“疏”的办法胜过“堵”的办法的经典案例。
2.汉景帝的削藩与汉武帝的《推恩令》
汉景帝时期，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汉景帝采纳晁错关于削藩的献策，先后剥夺一些诸侯王的郡地，这些藩王利益受到了损失，肯定不会同意，从而引发了由吴王刘濞发动的“七国之乱”。虽然最后费了很大的功夫平定了这场祸乱。然而，地方藩王势力过大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到了汉武帝这里，他依然为削藩而犯愁。这时候，出现了一位英才，主父偃，在他的建议下，中央政府颁布了《推恩令》，要求诸侯分封诸子为侯，使其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虽然也是削弱藩王的实力，然而却是让诸侯的子孙们受益，这样就把诸侯的子孙们(除了长子)拉到了支持中央政府的一边。《推恩令》得以顺利实施，不动声色的分裂了诸侯国，挑起了他们内部的纠纷，就这样一点点的削弱了他们的实力，达到了削藩的目的。
这是在政治上“疏”的方法胜于“堵”的方法的经典案例。
3.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始皇时代，为了别黑白而定一尊，树立君权的绝对权威，丞相李斯向秦始皇提出焚毁古书的三条建议：
（1）除《秦纪》、医药、卜筮、农家经典、诸子和其他历史古籍，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令下三十日后不交的，处以黥刑并罚苦役四年；
（2）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3）有愿习法令者， 以吏为师。
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在全国各地点燃了焚书之火。不到30天时间，中国秦代以前的古典文献，都化为灰烬。留下来的只有皇家图书馆内的一套藏书。在焚书的第二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
但“焚书坑儒”的恐怖政策并没有断绝了儒学的文脉，反而使得儒学在夹缝中顽强生长，获得了顽强的生命力，而主导“焚书坑儒”的秦王朝却二世而亡，儒家学说在汉朝取得了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这地位竟然保持了两千多年。
那为什么儒家学说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呢？还得感谢汉武帝。他采用了大儒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样是思想控制，但是这次没有去遏制、禁锢人们的头脑，而是采取引导的政策，主要有如下措施：一是起用很多大儒参与国家大政,儒家学说成为政府选拔人才,任官授爵的标准。二是选定儒家经典作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正式规定五经,教育为儒家所垄断。三是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兴办太学,打破以往由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成规,提高了儒学地位。四是在全国各郡县设立儒家学校,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
这是在思想控制上，“疏”优于“堵”，“引导”胜过“遏制”的案例。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告诉我们，越“堵”越堵不住，只有“疏”才能实现“堵”的目的，依靠遏制、压制，制造恐怖并不能对事物或者思想斩草除根，想要不长草，最好的办法是种好庄稼。
所以有时候遏制其实是一种助攻。如，过去几十年，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促使后者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罕见地被迫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轻重工业体系，经济的多元化程度堪称地区翘首。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辩证法是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