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1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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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第8.9章

在民主体制社会中，政治认同绝不是通过认同被美化的历史传统而形成的，相反，使个体对所属政治共同体产生归属感的是正义和团结的普遍性规范。

虽然施塔恩贝格仍是主要居住地，但这期间，哈贝马斯感觉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法兰克福市民了，因此他开始留心在市中心韦斯腾德区找第二住房。他放弃了自己出一部分资金外加贷款购买私有住房的想法，因为他在米利乌斯大街 31 号能租到一套完全符合要求的房子。从这里到大学可步行，环境幽静，舒适宜居，距离大学、火车站和城市文化设施都很近。

哈贝马斯重建了批判理论，把它从一种绝望的理论变成了“激进民主理论”。

在处于世俗化过程中的现代社会，法律和道德逐渐分化为各自独立的领域，尽管如此，哈贝马斯仍然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联系。因为，在他看来，法律规范需要道德来证明其合法性，以被视作具有约束力的规范。法律规范通过证明自身是论证性共识形成的结果，从而获得合法性。换言之，法律规范经由交往共同体达成共识的过程而具备合法性，而交往共同体的判断又受到道德观点的引导。获得共识的，是那些在对话实践中经论证推理被认为令人信服的规范。

在民主政体中，应遵照论证推理模式来安排法律创制和法律发现实践。只有这样一种对法律的理解才与民主的法治国家的中立性原则一致，这样的理解不允许民主的法治国家在何谓良善生活的问题上偏好某种特殊的伦理观，而鄙薄其他伦理观。然而，法治国家无法避免“受到伦理的浸润和习染”。因为，总会有特殊的伦理观念进入到某些法律中，而在特殊生活世界背景下法律共同体已对这些法律达成了共识。不过，这样的价值偏好不可能获得法律规范所具有的合法地位，因为法律规范是由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构成并得到普遍承认的。

道德呼吁理智和善意，法律则局限于要求行为的合法性。符合法律要求的行为与‘尊重法律’的动机的分离也解释了，为什么法律规范从根本上说只能涉及人的‘外在行为

建构法律必须遵守法律规范，以使其具有合法性。而关于道德规范的形成，则不存在类似的建构程序，虽然在平等的、非强制条件下进行的道德 - 实践对话，原则上为在道德规范的应然有效性方面达成共识提供了可能性。至少，当确实存在共识需求时是这样的。道德意识依赖于，一个基于情感归属的道德共同体的人们在历史中形成的社会文化自我理解。

他批判性地看待公共领域及公共领域的媒介内部，政党、议会及国家行政机关内部的权力化倾向。他指出，世上只有一种药可医治权力野蛮生长之疾：那就是活生生的民主（ gelebte Demokratie ）。

重要的是，一群人决定用法律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因此一切取决于程序的质量：只有成功地安排实现正义的民主商谈，使“单纯借助更佳论据的非强制的强制力量”达成结果（即共识），那么它才证明这些结果的合理性推定，从而证明法律的合法性。Obrigkeit ），让他有一种威廉时代的感觉。在他看到了威权主义危险的地方，德沃金看到的是可以申诉权益的契机（Anspruch ）。

一方面，人们不会因出身或家世而成为知识分子；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成长实践有着或然性，故而具有选择性，因此无法使之职业化。

知识分子独特的行为方式：抵御极端思想的能力、高风亮节的道德品行、悲天悯人的情怀、具有大格局和大视野。

知识分子的使命在于，“挺身而出，用充分的论据为被践踏的权利、被压制的真相发声，支持时机成熟的改革和迟来的进步”。

公民并不因为是思想权威或更具备专业知识，就拥有知识分子身份；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参与对话，尝试去做别人也可以做的事：提供赞成或反对一件事情的令人信服的论据。因此，知识分子（ public intellectual ）被认可为公共知识分子，有赖于其论据的质量，其论据必须在需要明确表达赞成或反对的公共讨论中获得认可和验证。知识分子不把自己的解释强加于人。

施佩曼未对这封公开信做出公开回应，但他在《政治乌托邦批判》一书中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就对话理论展开商榷。他批评该理论存在系统性缺陷——所有出于种种原因不能参与对话或没有利益代言人的人，就是失声的、无足轻重的——并得出结论：通过对话方式建立非强制性情境的主张“无非是一种特殊方式的强制”罢了

1985 年 5 月，保守的共和党人、美国总统里根出访欧洲途中在德国停留（此次是他二度访德）。这次访问旨在纪念盟军“二战”胜利 40 周年。根据行程， 5 月 5 日参观贝尔根 - 贝尔森（ Bergen-Belsen ）集中营，之后有一项联邦总理科尔提议的国事安排，即赴位于艾菲尔高原比特堡（ Bitburg ）附近，也葬有纳粹党卫军成员的“科莫斯山”军人墓地，共同吊唁“二战”阵亡军人。在出访准备阶段，这一安排就在大西洋两岸引起一片哗然，导致在美国各界，尤其在犹太组织中出现了很多抗议声；

哈贝马斯认为，绝不能将国家社会主义和民主德国相提并论。因为，在民主德国，一方面，人们“不为导致 5000 万人死亡的世界大战，不为以工业化方式实施种族灭绝”的罪行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