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一位身材高挑，带着一幅金属眼镜的年轻人登台演讲，介绍了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迅速兴起的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情况，并呼吁共产国际和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今后有必要对远东的运动更多地加以注视，不惜一切给予支援。这位精通俄语、英语的中国青年就是张太雷，他此时的身份是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张太雷实际是作为中共早期组织的代表，应苏俄和共产国际之邀与会的。
共产国际是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共产国际“三大”召开之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在世界各国迅猛开展，参加这次会议的有52个国家的103个组织的代表，张太雷在会上遇到了他的常州同乡瞿秋白。张太雷的演讲让瞿秋白格外激动，他就是张太雷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声音第一次出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舞台上。
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国内还有其他组织的人，也来到了会场，他们有的打着中国社会党旗号，有的也自称“共产党”，这引起了瞿秋白和张太雷的警觉。如果这些冒牌的“共产党”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那就意味着中共早期组织将失去共产国际的信任。
为争取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唯一合法政党，并获得共产国际“三大”的唯一正式代表资格，张太雷迅速采取了行动，在大会5分钟的发言之前，张太雷已提前向大会提交了一份长篇书面报告，非常详尽地介绍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状况。这份书面报告6月10号已经写好，对于中国共产党各地方组织的早期状况作了一个非常详尽非常重要的历史记载。
当时的张太雷，只有23岁。
1898年6月17日，张太雷出生在常州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8岁那年，父亲病故，张太雷由母亲扶养成人。1915年，考取北京大学，因学费昂贵，转入北洋大学法政科。如果循规蹈矩地读下去，毕业后，张太雷能轻松谋到一份十分体面的律师工作，进而改善家人们的生活条件。
北洋大学始建于1895年，是今天天津大学的前身。从张太雷的毕业证可以看到，他毕业考试的8门课程，大部分都是甲等。张太雷却没有去领这张毕业证，放弃了律师职业。
1919年2月，张太雷在天津发起组织“社会改造社”（也有叫“社会建设会”的），这是中国大学里最早的进步团体之一。五四运动爆发后，全身心投入到这场反帝爱国斗争当中。作为天津大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当时担任天津学生评议会评议长的张太雷，结识了周恩来和李大钊。不久，张太雷加入了由李大钊倡导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时给英文报纸《华北明星报》兼职写作，并为俄国汉学家鲍立维当英文翻译，张太雷不仅掌握自己的英语、俄语翻译技巧，还获得了诸如列宁撰写的《国家与革命》等一大批苏俄革命文献。
他发下宏愿，“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并把自己名字由“张曾让”改为“张太雷”。1920年下半年，上海、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张太雷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在此期间，张太雷接受李大钊指示，将天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建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并被推举为书记。他一开始办了一份报纸叫《劳报》，被查封了以后，又改为《来报》，
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成立前后，张太雷身兼数职，频繁往返于北京天津之间。他与小组成员邓中夏一同到长辛店组建劳动补习学校，秘密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张太雷与工人们一同睡土炕，吃窝头。当时张太雷的生活费每月只有7块钱。他只留下3块钱当2伙食费，其他的钱都用于招待工友。
1921年初，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李大钊商定，决定派精通俄语、英语，思想进步，同时具有工人运动经验张太雷前往苏俄的伊尔库茨克，参加共产国际“三大”会议，张太雷成为中国共产党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位使者。
地处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曾是沙皇时代流放政治犯的集散地。俄国十月革命后，这成为了远东地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张太雷被任命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任务是筹组中国科处理涉及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问题。
来到莫斯科后，张太雷既是共产国际“三大”代表，同时又参加了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年7月23日，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在莫斯科胜利闭幕，也正是在同一天，数千公里外的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张太雷奉命回国，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向新当选的中共第一届中央局书记陈独秀汇报工作，并在此领受了一项新的任务。为荷兰人马林担任助手和翻译。
马林当时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由于得到列宁的赏识和器重，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参加了中共“一大”，并实际成为共产国际驻中共的代表。为外国友人担任翻译。对张太雷而言早已是轻车熟路。但此次马林来华，却有着极为重要的使命。在张太雷的陪同下，马林与陈独秀在上海会晤后，一路辗转来到广西桂林，在独秀峰下的桂王府，马林与孙中山进行了三次长谈。一要改组国民党，广泛联合工农大众，二要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武装，第三要和共产党合作。这三个建议其实就是孙中山后来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起源。
此后，马林又两度来华，每次都是由张太雷协助他工作。在发给苏方的电报中，马林高度评价张太雷，认为这个年轻人很能干可靠，完全值得信任。1923年8月，孙中山派遣蒋介石为团长，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为成员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政治、军事和党务工作，并商谈苏联援助等事项。到11月底考察结束时，张太雷没有随团回国，而是留在莫斯科，履行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的职责。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张太雷与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各国代表一同为列宁守灵，瞻仰遗容并参加葬礼。作为曾亲眼目睹过列宁风采的中国人，心情沉重的张太雷撰写了悼念文章，他动情记述了列宁棺木抬出萨拉托夫斯基车站时的情景：
“当时头上大雪纷纷，鸟雀无声，只似乎听见接者底心底哀音。”
在参加完青年共产国际“四大”后，张太雷启程回国，经组织批准，将妻子陆静华和他们的三个子女从家乡常州接到了上海。年底，母亲生病，身为独子的张太雷不能前往照料，只好委托妻子代为尽孝。陆静华带上三个子女返回常州。这是张太雷最后一次与家人团聚。
1925年1月，张太雷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团中央总书记。大会期间，根据张太雷的倡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朝气蓬勃，充满战斗精神的“共青团”的响亮称号，由此沿用至今。
全面主持共青团工作没过多久，党中央将张太雷调到了广州，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广东国民政府高级顾总鲍罗廷担任助手和翻译。到广州以后，张太雷的工作比在上海时显得更加繁忙。鲍罗廷所有活动，都离不开张太雷。不仅如此，张太雷还兼任着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一职，主编区委宣传刊物《人民周刊》，他亲自为这本刊物撰写过70多篇文章。张太雷经常彻夜不眠，他为省港大罢工起草文件，到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埔军校、广东大学等处讲课。他是位不知疲倦的宣传鼓动家，也是冲锋不止的革命领导者。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大革命中心从广东转移到长江流域。尽管北伐战争不断胜利，但国民党中的反动势力，却一直暗流涌动。1927年4月12日，蓄谋已久的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形势随之急转直下。危急时刻，张太雷临危受命，调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随后又与周恩来等五人组成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党务委员会，主持大局。
1927年7月12日，中央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张国焘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相当于政治局常委。这五人中央虽然存在的时间只有二十多天，但是这二十几天确实是革命的生死存亡之秋。大革命形势进一步恶化，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大肆逮捕和通缉共产党人和革命份子。武汉、上海、广州等地，到处沉浸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迅速做出决策，进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张太雷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根据党中央在会上确定的地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张太雷与叶挺、叶剑英、恽代英、聂荣臻等人先后抵达广州，组织武装起义。
当时张太雷是广东省委书记，是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他11月份专程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的常委会议。专门研究讨论了广州起义的计划。
1927年12月11日，经过紧急筹备，在张太雷等人的领导下，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部队攻占了坚固的反动堡垒公安局和市内的绝大部分地区。 凌晨6点，在公安局的门楼上，悬挂起了“广州工农苏维埃政府”的横幅。张太雷就起来宣告，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
广州起义建立了城市的苏维埃政权。12日中午，拥护苏维埃政府的群众大会在西瓜园召开，当大会正在进行的时候，张太雷接到报告称，敌人已从南西北三面向市区发起了疯狂反扑。情势异常危急。张太雷决定马上散会， 疏散群众。
他在去往总指挥部的途中，听到大门附近枪声激烈，立即驱车前往查看，当敞篷汽车行驶到惠爱西路时，突然出现了一群早就埋伏好的国民党反动武装人员，他们迅速举枪扫射。张太雷身中三弹，倒在了插着红旗的汽车中，壮烈牺牲，年仅29岁。
张太雷牺牲11年后，他的女儿张西蕾离开常州，寻找党组织。她怀揣着父亲生煎留下的唯一一封家书。这封长达两千字的家书，是张太雷第一次远赴共产国际的前夕，写给妻子陆静华的。在信中，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他不能透露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只能告诉妻子：
我决计外国去游学，求一些学问，将来可以享真正幸福，你也可以享真正的幸福，母亲也享真正幸福。我们现在离开是暂时的，是要谋将来永远幸福，所以你我不必以为是一件可忧的事。